加之开化教晚，巨大的发展空间，稳定的发展环境，秦王的广纳贤才，人才争相赴秦就成为一时潮流。狄戎之风是秦国被嘲讽的重要因素，恰巧也是秦国崛起的关键所在，在时代统一趋势的背景下，如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到了秦国就只能上演“鸡鸣狗盗”的闹剧，所以秦国由半开化到开化，更注重实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被中原各国视为半开化的偏远之国秦国为什么能最终统一天下？
半开化状态下的秦国实际上更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推行，换言之，则是秦国的积弊没有东方六国严重，使其变法阻力更小，发展方向更为明确。狄戎之风是秦国被嘲讽的重要因素，恰巧也是秦国崛起的关键所在，在时代统一趋势的背景下，如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到了秦国就只能上演“鸡鸣狗盗”的闹剧，所以秦国由半开化到开化，更注重实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时代背景从春秋到战国，是历史向大一统发展的重要转型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交通发展，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加强，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人才交流，当然也少不了“军事交流”。其实这种交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资源整合，由于各国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战争就成为强者向弱者交流的主要方式，比如秦魏两国在不同时期对河西之地的争夺；而关乎弱者生存的核心问题，在短时期内就会通过结盟、割地等方式维持，所以会出现合纵局面。
（秦孝公时期形势图） 当然，不论强弱，都未出现一国独大的局面，因为唇亡齿寒的道理深入人心，东方六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局面的默契，但偏安一隅的秦国却“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成为那个时代下的另类，虽遭东方六国排斥为狄戎，但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随着人才交流的盛行，变法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各国为了提升实力，皆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变法尝试，如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但此类变法本身就是宗法贵族的代言工具，或者在支持变法的君王去世后，新法立即遭到废除，未从根本上推动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形成。
如郡县制的推行，只有秦楚两国实现了行政管理代替诸侯封邑，而两国之中，只有秦国的行政管理是由君王指派官僚，楚国在吴起之后依旧沦为大夫世袭，这就说明了秦国的变法要远比东方六国更彻底，中央集权的封建化也更深刻。环环相扣的商鞅变法商鞅的变法是保留了宗法贵族的主体地位，但也打破了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一点从军功制度与土地制度上最为明显。
以法家思想立命的商鞅，在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为秦国制定了高压法制，这种高压法制保障了新法的推行，将秦国引向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二十等军功爵商鞅的军功爵制度实际上还是以李愧的《法经》为蓝本，但在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上彻底叫板了传统方式，真正体现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贵族再也不是世袭的铁饭碗，若无军功，爵位不保，反而是庶民的晋升之门被打开。在严苛的法律约束下，与少数民族杂居已久的秦民，好斗之风不再体现于邻里之间，而是完全释放在了战场之上。这种军功主导的晋升机制，造就了一批新官僚阶层，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贵族势力，且在军事上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本土名将。（商鞅剧照）“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
”——董仲舒与爵位配套的，或者说相辅相成的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战国时期的贵族土地占有制实际上已经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格格不入，邑主是土地耕作的最大受益者，而耕作的农民却得不到更多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低，这也是农业产出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关键。商鞅以军功爵为基础推行“名田制”，因军功获得的土地可以记于名下，且可继承，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这解决了土地主的身份问题，继而规定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这解决了土地规模扩展的问题。
“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汉初的《二年律令》曾记载，无爵者可占有1顷田、1宅。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到了关内侯，则可占95顷田、95宅，这种差距亦是用土地激励军功，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造就了一支凶悍的军队。这种土地改革，也促进了秦国税收的爆发式增长，进而再反馈至军政之中，形成良性循环。
反观名震一时的魏武卒，他是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但他的衰落并非经济成本过高，而是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秦国的军队之所以强，实际上就是制度支撑下，整体作战水平的提升，士卒杀敌有功爵、阵亡有安置费、逃兵削爵位、知情不报连坐受罚，魏武卒体现的就是一支精挑万选的重甲部队，秦锐士则是至上而下的军容军貌，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让六国胆寒。
天时地利人和秦国的统一步伐一般被认为是“奋六世之余烈”，其实回首看一看，实际上就是四位雄主的崛起。因为“该死”的庸主皆没来及祸国就挂掉，例如举鼎的嬴荡。每位雄主又都能遇到那个时代决定历史走向的人才，孝公之商鞅带秦走向强大、惠文王之张仪瓦解六国合众，这两位秦王励精图治之时，东方六国开始走下坡路，当秦之崛起成为威胁时，合纵之策刚取得一些成就，齐魏两国便背约而散，再次给秦一喘息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司马错再为秦国夺下天府之国，实力不降反升。
（秦昭襄王时期战国形势图）时至昭襄王，先有宣太后专政，按理说秦国理当进入混乱时期，可宣太后的政治智慧不仅帮助秦国安抚并收复了义渠国，还培养出了魏冉、白起这种军事人才。到了昭襄王亲政，这位雄才大略之主不断发动局部兼并战争，更是通过长平之战，将赵国这一最强大的对手拖的一蹶不振，后期启用范睢“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正式开启走向东方的进程，从战略思想上确立了统一趋势，在其执政的五十六年里，秦国不仅将国土面积扩大了近一半，还消灭了六国大量军力，此消彼长间，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
（嬴政时期形势图）秦国占据天时最直接体现在秦庄襄王身上，这个短命鬼在吕不韦手中野鸭变凤凰，继而早早归西，将政权交给嬴政，造就了秦国的一统天下。嬴政身边亦不乏旷世人杰，如李斯、蒙武、王翦、王贲。就此看来，秦国之人和不仅是商法约束的结果，更是秦王的唯才是用，秦孝公时的卫国人商鞅，秦惠文王时的魏国人张仪，秦武王时的楚国人甘茂，秦昭襄王时的魏国人范雎，秦庄襄王时的卫国人吕不韦，秦王嬴政时的楚国人李斯，而这种外来人才的引进遇到郑国“间谍案”爆发时，秦王的逐客令涉及外来官员、幕僚成千上万，这种规模的人才流入也反应了另外一个因素——地利。
（王翦剧照）秦国偏安西北，这种地理位置带来的是更为稳定的发展空间，秦之外敌最主要的就是“三晋”，东方国家不动国本的远征实则无碍函谷之险，这种环境下，再得巴蜀天府，真就是坐拥关中，东望中原。加之开化教晚，巨大的发展空间，稳定的发展环境，秦王的广纳贤才，人才争相赴秦就成为一时潮流。四君子只有孟尝、信陵、春申、平原，他们饱读诗书，高谈阔论，这是东方六国物质发展之后的精神升华，而秦不需要，秦的薄弱环节正是东方六国看不上的未开化状态，那么实干型人才最好的去处也就是秦国。
综上，秦国所谓的半开化实际上也是其崛起的巨大空间，从孝公开始的商鞅入秦变法，在此“蛮荒之地”掀起西部大开发，独特的地利位置，出色的君王谋略，源源不断的人才引进，造就了秦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造就了秦国统一的局面。就时代而论，生产力的发展已促成了统一的大趋势，机会是平等的，只是战国七雄中，秦国将宗法贵族抛弃的更为彻底，中央集权的更为深刻，顺应了时代，顺应了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