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北宋人苏辙也有过好评“汉之贤君，皆曰文、景。西汉有位将军历经文景两朝，而且在汉景帝时期他以少胜多平定了七国之乱，之后景帝任命他为丞相，这个人就是周亚夫。在选择平乱帅主将的时候。在释放社会生产力上，刘启更加突出农业的地位。
出将入相的周亚夫，职业末期为何却被廷尉拿下？
西汉有位将军历经文景两朝，而且在汉景帝时期他以少胜多平定了七国之乱，之后景帝任命他为丞相，这个人就是周亚夫。但是周亚夫没能把握住自己的好命运，最后是以某犯罪下狱的，他在狱中绝食身亡了。那么他的这个悲惨结局是谁造成的呢？是汉景帝的问题还是周亚夫自己的问题呢？当然是周亚夫的问题，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1.功劳大地位高一个大臣的功劳大地位高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好事是他自己可以得到很多封赏，坏事是皇帝对他不放心。
周亚夫为什么会功劳大地位高呢？因为周亚夫的父亲是周勃，周勃在之前的文章讲过了就不再说了。周勃去世后，周亚夫承袭了他爵位，所以周亚夫出生在汉朝功臣家中，一出生地位就很高，而且周亚夫军事管理水平很强。文帝时期，匈奴犯边，周亚夫就率军防备匈奴。文帝见到周亚夫的治军后，认为周亚夫可以带兵打仗，汉景帝登基后，周亚夫就成了车骑将军。
不久，七国发动叛乱，周亚夫带军又平定了叛乱，解除了藩王对中央朝廷的威胁，并加强了中央集权。所以，周亚夫对巩固西汉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按道理来说，大臣立功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周亚夫出生在开国功臣之家，而且又立下了不少战功，还掌握了一定的兵权，那么汉景帝对周亚夫是有些忌惮的。周亚夫的地位和权势总让汉景帝有些不放心，于是汉景帝在陶青生病卸任了丞相职位后，立即任命周亚夫为丞相了。
这个好像是给周亚夫升职了，但其实是解除了他的兵权，防备他功高盖主，进而造反。因此，周亚夫的功劳和地位给周亚夫最后下狱埋下了伏笔。2.直率直率是周亚夫下狱的另一主要原因，这又是怎么回事？直率是可以有的，但是直率到得罪了皇帝，让皇帝的尊严受损，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周亚夫的功劳和地位已经让汉景帝很不安了，然而周亚夫没能察觉到这一点，居然屡次怼汉景帝，让汉景帝对他非常不满意，而且对他疑心更大了。
比如，汉景帝要废掉太子刘荣，要立刘彻为太子，周亚夫居然在朝廷上公开反对废太子，汉景帝就此不满周亚夫的作为，开始疏远他了。接着窦太后要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开始汉景帝没同意，说是要和大臣商量，结果汉景帝对大臣们提出这个事后，周亚夫又立即反对，说这是违背了祖制，汉景帝也是无话可说了。然后匈奴有五个将军降汉，汉景帝也要封他们为侯，这次周亚夫还是反对，认为把叛国的人都封侯，以后怎么处罚犯罪的人。
汉景帝对此非常不满意，认为周亚夫迂腐，于是封了这五人为侯，但事情没完。周亚夫不干了，他以生病为由提出辞职，汉景帝也不含糊，也同意了周亚夫的辞职，这下两人闹僵了。后来汉景帝为了试探周亚夫是否得到反省，就设宴招待大臣，也请了周亚夫，但是周亚夫的桌前没放筷子，周亚夫就提出来要筷子，汉景帝就取笑他，周亚夫觉得受到羞辱，然后谢罪，接着周亚夫转身走了，汉景帝很失望，认为周亚夫还是老样子辅佐不了太子的。
周亚夫三番五次反对汉景帝的提议，而且还给汉景帝泼冷水，汉景帝大度而且也没有得到他的罪状，因此没治他的罪，但是一但抓住了周亚夫的大错，那汉景帝也是不会放过的。例如，周亚夫的儿子私自买甲盾，这类物品是国家禁止的，结果他儿子为了工钱还和雇工发生了矛盾，雇工就告发了他，汉景帝就派人查。周亚夫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他也不说话，大家以为周亚夫赌气，汉景帝为此也非常恼火，就把周亚夫交给了廷尉，以谋反罪论处，周亚夫就这样下了狱，但周亚夫不堪其辱，绝食抗议，最后是吐血身亡了。
周亚夫的直率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他直率地不分场合，不分时候，不分人与事，只要他觉得不对的，都提出反对，这种直率是不行的，所以他为他的直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令人叹息。周亚夫在历史上来看也是个忠臣，他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陷害忠良，提出的建议也是为国家着想，那为什么会落得个下狱的结局呢？因为他的方法不对，他为人过于直率，只要他觉得不合理的事，他都直接提出反对，也不管人家是否能接受，再加上他的权势和地位，使得汉景帝对他起了疑心，最后他儿子犯法牵连到他，导致他最后是冤死狱中。
生前创“文景盛世”，死后让万人陪葬，西汉刘启是怎样一位皇帝？
西汉走到了景帝刘启的手里时，基本上能够健康地走下去。一是前面有文帝打下的好基础，二是因为景帝刘启是一个接地气，懂操守的人物。所以评价刘启，曹植说得比较中肯“景帝明德，继文之则。”在这方面，北宋人苏辙也有过好评“汉之贤君，皆曰文、景。”刘启自然是一个务实的皇帝了。他把国家政权不断夯实。西汉初年以来的诸侯王坐大给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刘邦，刘盈，刘恒时代为此付了代价。
刘启不断加强西汉中央政权对诸侯王国的控制，削弱他们的权力，集权率逐步提高。在释放社会生产力上，刘启更加突出农业的地位。国无农不稳，刘启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农耕，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让利于民，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逐步恢复了国力。为西汉社会的健康发展赢得了空间。在国家治理上，刘启实行徙民充边，推行“黩罪之法”等，倡导轻刑慎罚，稳定了社会特殊群体，争取到了稳定的空间格局。
对外采用和亲之策，抚边安邦，消弥外域侵扰。刘启在位的16年，是西汉国力趋强的十六年，为后来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刘启把自己的陵墓——阳陵修建了15年。刘启和王皇后同莹不同穴。阳陵的陪葬墓园面积达到3.5平方公里，陪葬墓数量众多。这种陪葬已不是战国秦时代的殉葬了。在汉阳陵还发现了刑徒墓地，初步判断葬入此地的刑徒有万人之众。
汉景帝削藩在几个月内就平了七国之乱，建文帝削藩为何丢了江山？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华夏封建时代有过两次大规模削藩。一次是西汉汉景帝削藩，虽然引发七国之乱，但最终确是成功的。第二次大规模削藩就是建文帝削藩，最终却已失败告终。导致叔篡侄位，自己也生死不明。可以的在当时建文帝的极大，从任何角度来看，朱棣造反根本无法成功，一副好牌让建文帝打个稀碎。
完全是建文帝的战略失误造成了朱棣的成功建文帝的战略失误一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用人失当。有人会说，建文帝削藩应该先难后易。不应该先易后难。也就是说应该先解决朱棣。这都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以后得出的结论。但实际上无论采取那种手段和方式都是有利有弊。但最关键的事用对人，但建文帝所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儒显然不是治国安民，平定四方的贤才，不过是书生意气而已。
但如果建文帝让徐家父子主导削藩，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在选择平乱帅主将的时候。选择的大草包李景隆。这又是一个巨大失误。建文帝的第二个战略失误就是行事操切，没有做到分而治之，如果能够打一个，拉一个。看一个。分化瓦解宗室。而由于措施过于强硬。让宗室亲王自焚。也完全可以依靠时间换取空间取得成功。建文帝的第三战略失误就是瞻前顾后。
政策摇摆不定。无法贯彻始终。既然朱棣已经造反，就应该昭告天下，建文帝明明有好几次歼灭朱棣的机会，却让建文帝所言，部要让我被上杀叔的罪名。就是为了这个虚名，让建文帝丧失了最后的时机。朱棣的成功很侥幸。完全可以说是建文帝的一手促成的，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就帝王功绩而言，朱棣是完全一代英主。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盛世从来和民众无关？130多年的康乾盛世到底是不是虚假的盛世？
读历史，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为了黑而罔顾事实，但也不能为了吹而无限夸大，比如说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人口激增问题——打了那么多年仗，尸山血海堆积成的“十全武功”，怎么就没有造成人口锐减？据“清史专家”们的统计：公元1652年，清世祖顺治9年，全国总人口1448.3858万；公元1713年，清圣祖康熙52年，全国总人口2358.7224万；公元1741年，清高宗乾隆6年，全国总人口14341.1559万。
看看吧，不到一百年，人口激增十倍，康熙到乾隆两次人口统计，二十八年增长了将近七倍，这可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功德”。可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人又不是小老鼠，一年能生好几窝，一窝十来只。人就是只生不死而且用今天的医学来保障，一百年增长十倍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发生过三藩之乱席卷半壁江山的清朝了。那么这个百年人口激增十倍的数字是哪里来的呢？笔者要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是统计方法的问题，有人掩耳盗铃在数字上耍了花招，这才出现了明朝人口少清朝人口多的现象，“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原来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优良传统”。
大家知道，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所有封建王朝的老百姓，都是要按人头交税的，所以对户口管控都很严格——在皇帝眼里，每一个老百姓都是一个小小的提款机，人口越多“人头税”自然也就越多，想瞒报户口那是要吃官司的。据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王世贞统计，他活着的时候，明朝人口有六千三百三十多万，而到了顺治九年再一统计（清实录世祖卷61），居然只剩下了一千四百多万，要是两个统计数据都靠谱的话，那就是说人口锐减了将近五千万，如果考虑到上新出生的人口，岂不是有五千多万老百姓死于非命？实事求是地说，清朝八旗兵再怎么凶悍、李自成张献忠再怎么嗜杀，几十年杀掉五千万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在人口统计的时候做了手脚，在文字上玩了游戏，这才有了“乾隆盛世”。
我们细看清朝皇帝实录，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康熙年间人口普查，统计的是“人丁”，而乾隆年间统计的是“大小男妇”，也就是说，康熙只关心有多少人向他交税，所以只统计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丁，老人小孩妇女不用交税，康熙也懒得算；而乾隆为了证明自己的“文治武功”，只要活着喘气的都算数，反正他爷爷交代过“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多出来的人口也不交税，少了反倒证明自己没本事，于是在人口统计上，自然是“多多益善”。
合上历史书，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明朝六千多万人口，咋到了顺治那里就只剩下了一千多万“人丁”？即使按照三个人里有一个人丁计算，在顺治时期人口是减少了，到了康熙年间人口也没有增加。这样用人口激增来作为“康乾盛世”的依据，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即使按照乾隆那有一个算一个的统计方法，也不过是比明朝翻了一番，而到了晚清被列强吊打的时候，人口比“康乾盛世”涨得还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