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徐霞客指出了地名命名的“以形”、“形象”、“象形”原则，所指均为一事。《大明一统志》还在多处指出了“以形似名”。 八、 以姓氏、人物为名的原则 古代以姓氏、人物为地名者夥矣，班固、应劭、郦道元、李吉甫尝论之，然终未有涉及此原则之一者。此原则之归纳，盖自宋始。《太平寰宇记》卷九滑州：“山阳故城，魏兖州刺史山阳公所筑，城因人以立名”；卷二六咸阳县周氏陂：“汉太尉周勃家在陂，其子亚夫有功，遂赐此陂，故地以氏称之”。
“因人以立名”、“地以氏称之”系此原则最初之归纳。《大明一统志》则将它归纳为：“因姓得名” 。明人郭子章对历代以人物为名的政区地名实例均有淋漓尽致的讨论，并在多处总结过它的命名规律。其《郡县释名·广东序》：“程 不过一乡之士而邑名程乡，潘茂不过一节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粤世勉强。为善者，皆得如严、如袁、如任丘、如清丰也”。
具体地，他说“北直隶以姓名名县惟任丘、张清丰二县”，在广东潮州府程乡下云：“隋置，以程 行谊化于一乡，故县名程乡，水名程江，如严州、袁州、任丘、清丰、乌程、茂名之类是也”，在高州府茂名县下云：“晋名，邑人潘茂得仙，因以名县”，又在高州府下云：“俗谓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
子陵擅严、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 在他看来，用以命名的人物，须是有益于乡邦教化的名贤，像程 、潘茂这样终究勉强，而高力士是宦官，哪有资格以他的姓氏来作地名？表现出他对宦官的蔑视与仇恨，这恐怕与明朝的宦祸有关。他不仅论述名贤，还注意到宗教人物也与地名有关，曾在广西全州下写道：“宇内郡县以贤人名者，如严属子陵，袁归袁京，程乡以 ，霍叔名霍，任丘、清丰皆数见，而潘茂名邑、全真名州，释、玄二氏亦擅名土地，岂其教亦有必不可磨灭耶？” 将人物地名作如此淋漓尽致的总结，以前不曾有过。
现代地名学的做法与此原则正好相反。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第六条：“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重申了这一点，只是把“命名”二字改为“作”字而已，其它毫无改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条原则对人物地名的产生将起到决定性的抑制作用。
九、 虚词、方位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准）原则 沈约（441年～513年）为南朝吴兴郡武康县东乡博陆里余乌村（今浙江省杭州市郊区博陆镇）人，齐武帝永明年间撰成《宋书》一百卷；其中卷三五至卷三八为《州郡志》，历史地理价值颇大。《宋书·州郡志三》邵陵太守：“扶县令，汉旧县，至晋曰夫夷。汉属零陵，晋属邵陵。
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讳去‘夷’，‘夫’不可为县名，故为‘扶’云”。“夫”在古汉语中为虚词，虚词不可单独为地名，这是沈约首先总结出来的。古今以“之”“乎”“哉”“也”之类虚词单独命名的地名，诚为罕见。 《宋书·州郡志一》南濮阳太守：“本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以封子允，以‘东’不可为国名，东郡有濮阳县，故曰濮阳国”。
方位词不可单独用作地名，这也是沈约首先提出的原则。沈约之前，单独以方位词作为地名的现象不多，仅有东郡、南郡、西郡、西县四处，均系先秦、秦汉时所置；西郡在西魏时即被废止，东郡、南郡废于隋唐，西县废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均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证明了沈约的卓见。 沈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方位词、虚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概念，但论述了这样的问题，触及了这条原则的边缘，因而可称之为“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