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三国两晋之后，中国北方进入漫长的动荡期，大量人口的南迁，更加速了南方的发展。东南地区的经济实力，在逐渐超过北方。到隋唐时期，只靠传统的“关中加四川”模式统治全国，就更加吃力。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想两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隋朝耗尽民力修建大运河，为什么唐朝设置节度使呢？这其实也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战略决策，背后的动因还是经济资源。
首先，隋、唐作为大帝国，管理庞大的疆域，需要更多的财力。其次，隋唐时期，对外战争不断，特别是对北方突厥，以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庞大的军费，也要求有更多的钱。但这时问题出现了。隋唐两朝的政治中心在关中，但经济和税收重心却在江淮。政治、经济重心的分离，造成了国家统治的失衡。隋唐统治者不得不想拿出一些对策。
于是，隋朝修建了大运河，大运河的中心是洛阳，这里一方面距离关中比较近，另一方面交通方便，江淮地区的物资能够较快地送达。这导致，洛阳逐渐取代长安，关中地区进一步衰落。唐代面临更大的财政负担，唐高宗就曾经从长安搬家到洛阳，武则天时期更是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干脆在洛阳执政。即使是在国力非常强盛的开元盛世，唐玄宗大部分时间也待在洛阳。
但就是这样，面对庞大国土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国库里的银子还是不够花。最后，唐朝皇帝想了个简单粗暴的办法，把各地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各自负责，节度使就是这么来的。不过，由于隋唐时期，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撕裂的，统治者没法把两者同时牢牢掌握。那些所谓的解决办法，归根到底都是权宜之计，最终给隋唐覆灭埋下祸根。
隋朝灭亡和修建大运河脱不了干系，节度使也是导致唐朝崩溃的重要凶手。那面对政治经济中心撕裂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呢？历史给出来的答案是，战略要地让步，经济资源优先。北宋建立后，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深知战略要地的重要性，但面对国家财政问题，距离经济中心江淮地区比较远的关中肯定是不考虑了。所以洛阳是个不错的选项。
洛阳四周环山，同时交通便利。但第二任皇帝的宋太宗赵光义认为，维持国家运转是个更紧迫的问题。与洛阳相比，更靠近江淮的开封，或许更适合作为都城。我们知道，后来北宋定都开封。但问题是，开封无险可守。为了保障国都安全，国家就必须要养很多兵。考虑到将领可能拥兵自重，可能勾结朝臣图谋不轨，所以还得养足够多的大臣，分头掌握统兵权、调兵权、行政权、监察权等等。
所以，宋代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的状况，最终又变成新一轮的财政负担。这样的话，首都更要留在漕运便利的开封，相当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重心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在宋代得到很好的解答。还没等中原王朝想出更好解决办法，蒙古人来了，中原政权被游牧民族颠覆。都城的选址问题，成为胜利者才有资格思考的问题。
蒙古人的到来，不只是改朝换代的事情，它意味着古代中国的战略考量，有一个不起眼的要素突然被放大了，这就是文化差异。回看历史，北宋以后，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开始纵向发展。影响因素无非还是那两个，自己的国土上哪个地方最便于调度全国，最容易收取赋税。比如，金朝的国土在中国北方，都城也在北方这不用说。而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都城索性设在了最繁华的杭州。
明朝最初的都城在南京，这里和杭州一样，也处在繁华的江淮地区。后来，朱棣由于政变而另起炉灶，他提出“天子守国门”的口号，在北京建都。这些都比较好理解。但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拥有庞大疆域的国家首都，为什么选在北京呢？看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北京既不是帝国的地理中央，也没有担任国都的悠久历史。如果说，定都北京只是为了离家近，那为什么不直接把都城设在蒙古高原，或者东北地区呢？那里显然更安全。
定都北京，这其实意味着，文化差异作为一种战略要素，它的重要性跃居首位。元朝和清朝时期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中央帝国”。在当时的地理、经济、科技条件下，帝国版图已经拓展到最大边界。国家中心应该设置在哪儿呢？我们还是用那三个要素比较一下。首先，战略要地。以前重视战略要地主要是自保，但元朝、清朝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周边根本找不到对手。
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地方也很难出现足够强大的势力能和朝廷分庭抗礼。所以，这个时候，以安全为诉求的战略要地这一点，就不是很重要了。第二个要素，经济资源，管理庞大的帝国，当然需要足够多的资源。但元、清时期全国的漕运系统已经很发达，不仅有大运河可以把江淮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送向北方，而且，元朝大力发展海上漕运，财富也可以贴着海岸线从南运到北。
所以，经济资源这一点也不需要过分担忧。这个时候，第三个因素文化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拿统治两百多年的清朝为例。清朝统治下的古代中国，不只有以汉人为主的中原，还包括满人发家的东北，另外还有北方游牧区、西北地区、西南藏区等等。这些不同地区，在大清帝国扮演着不同角色。比如，中原负责提供财力、游牧区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西北是战略缓冲区，藏区的宗教可以维持游牧民族的精神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