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震《东发日钞》）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使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剌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出类拔萃的人物。晏殊在宋仁宗时担任宰相，“大兴学校”、“力进贤才”（欧阳修《神道碑铭》）延续北宋初期和中期的“太平盛世”，名垂后世。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宰相，“矫世变俗，推行新法”（《宋史•王安石传》），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功著千秋，他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坚定执着，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产生深刻影响。临川晏殊在两宋文坛，临川也是人才济济，各领风骚。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峭拔，政论性强，与韩、柳、欧、苏、曾等称为“唐宋八大家”。
他的诗、词雄奇精炼，脱俗不群，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北宋四大家”。他和欧阳修主持诗文革新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文体，提倡晓畅明白的文风，把诗文创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晏殊和他的幼子晏几道，作呕称“临川二晏”，都是北宋词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南唐花间派的词风，开创了北宋有名的婉约词派，被后人誉为“倚声家之初祖”。
同一时期，境内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薖（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汪革、饶节、邬虑、刘龠、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佑中，临川谢无逸地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褚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
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请群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阕于壁：‘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飏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隽永，情辞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
”谢逸与谢薖、汪革、饶节并称为“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都是“江西诗派”中的重要成员。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说》、《春秋类史》、《古今姓氏书辨正》等书370余卷，在姓氏考评上成就尤高。 临川先生王安石南宋时期，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辩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盛于明元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地理学家朱思本。明朝建国后的一百多年，社会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在经历了一段恢复时期之后，得到稳步的发展。
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农村私塾一律用《四书》、《五经》作教材，同时又改变两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作法，实行八股文取士，并且强制知识分子应召为官。“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均见《明史•学校志》）。在这种笼络、高压政策的影响下，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明代临川的人才，仍以科举为阶梯。
从洪武到崇祯，境内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为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是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外交，有义士，有诤臣。
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前有陈、罗、章、艾，后有汤、邱、帅、祝。”陈际泰、章世纯、艾南英四人饱读经史，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徵、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承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