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知道开元集团？公司简介说下
开元集团是石家庄做分期车款 是全国第一家1994年在石家庄第一户做的分期车款
2，?温州市电脑商会会长是谁？公司名称是什么？
孙国勇 温州市电脑商会
孙国勇 温州市电脑商会会长！温州市软件协会副会长！ 温州帝杰曼网络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政协委员，温州市人大代表！温州市劳动模范！
3，开元集团的介绍
开元集团1，成员企业700余家的大型综合性、投资性企业集团，其旗下包括了汽车分期付款连锁、备品连锁、房地产开发、商业零售、酒店管理、光纤通信、门窗制造、物业管理等众多的产业及经营模式。
4，温州前10名企业。有那些企业？
1 正泰股份有限公司 2 森马有限公司 3 华峰有限公司 4 德力西有限公司 5 温州开元有限公司 6 温州中城建设有限公司 7 温州金州 8 天正有限公司 9 人民电器有限公司 10 奥康有限公司
5，开元集团董事长李勇会个人简历年龄
开元集团李李勇董事长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作为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一个大善人，最近，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捐了很多款
支持一下感觉挺不错的
陈妙强和陈妙林是亲兄弟，陈妙强是陈妙林的哥哥。 目前，陈妙强是开元酒店集团董事长，陈妙林开元酒店集团总经理。 2010年10月，陈妙林主动从总裁退出，同时，由陈妙林提名，并经开元酒店集团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妙强为开元酒店集团总经理。 陈妙强此前有17年酒店从业经历，先后任宁波开元大酒店总经理、宁海开元大酒店总经理、台州开元大酒店总经理等。
6，温州女孩乘顺风车遇害!滴滴公司致歉:车牌系伪造_
【对于乐清顺风车乘客遇害的道歉和声明】
对于乐清顺风车乘客赵女士遇害一事,我们感到万分悲痛。在顺风车整改期间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深感自责与愧疚。作为平台,我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得知此事的第一时间,滴滴内部成立了安全专项组,密切配合警方开展案件调查工作,提供了乘客和车主的行驶轨迹,协助警方14小时内快速破案。同时我们也对赵女士家属进行了探望,并正妥善处理后续事宜。目前,嫌疑人钟某已被乐清警方抓获。经核实,钟某此前背景审查未发现犯罪记录,是用其真实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信息(含车牌号)在顺风车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在接单前通过了平台的人脸识别,但案发车牌系钟某线下临时伪造。
让我们万分自责的是,在该车主作案的前一天,有另一名顺风车乘客投诉其“多次要求乘客坐到前排,开到偏僻的地方,下车后司机继续跟随了一段距离”,我们的客服承诺两小时回复但并未做到,也没有及时针对这一投诉进行调查处置,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也想就“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将车主信息提供给家属”的问题做一点释疑。由于平台每天会接到大量他人询问乘客或车主的个人信息的客服电话,而我们无法短时间内核实来电人身份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用户本人是否愿意平台将相关信息给到他人。所以我们无法将乘客和车主任何一方的个人信息给到警方之外的人,希望能获得公众的谅解。我们在接到赵女士亲属电话反馈后建议尽快报警,并在接到警方依法调证的需求后及时提交了相关信息。
再次向乘客家人以及公众道歉。我们会继续积极配合警方,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后续善后工作。我们承诺,无论法律上平台是否有责,以及应当承担多少责任,未来平台上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滴滴都将参照法律规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给予3倍的补偿。
针对该起事件中滴滴内部责任的自查自纠进展,我们也将及时向公众公布,谢谢大家。
滴滴出行
2018年8月25日
温州乐清市一名女子乘坐滴滴顺风车失联,钱江晚报记者了解到,这名姑娘今年20岁,已经遇害,救援队在乐清一处山上发现了姑娘的遗体。
网友说,一名乐清姑娘乘坐滴滴顺风车后失联。8月24日下午1时许,这位姑娘从乐清飞虹南路上车,原本下午2时40左右可抵达目的地永嘉上塘。
姑娘的朋友介绍,她昨天和朋友约好了在永嘉见面,今天打算一同去温州市区给朋友过生日,她本应该今天出现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据姑娘的微信好友说,当天下午2点10分左右,她收到姑娘发来的微信:“车子开到山里了,一辆车也没有,有点害怕。”
下午2点15分左右,姑娘的另一名好友收到其微信:“救命、抢救!”
之后不久,亲友联系这名姑娘时,发现她的手机已经处于关机状态。
记者从乐清警方处确认了该起案件,滴滴司机已经落网,案件目前还在侦办中。
乐清市公安局发布公告:8月24日17时35分,乐清警方接群众报警称其女儿赵某(20岁、乐清人)于当日13时,在虹桥镇乘坐滴滴顺风车前往永嘉。14时许,赵某向朋友发送“救命”讯息后失联。
接报后,乐清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启动重大案事件处置预案,全警种作战,并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全力支持下,于25日凌晨4时许,在柳市镇抓获犯罪嫌疑人钟某(男、27岁、四川人)。
经初步侦查,该滴滴司机钟某交代了对赵某实施强奸,并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7，谁知道开元集团？
前身是汽贸公司，后面发展房产
苏州开元集团成立于 1993年,注册资金2亿元。10余年来，公司秉承“诚信、谦和、致恒、至善”的经营理念，持续、快速、稳健地发展，现已形成“贸易、实体、房产”三大板块交相辉映的发展格局。2004年集团销售规模突破30亿元，并先后荣获“苏州市文明单位”、“苏州市百强民营企业”、“苏州市先进企业”等光荣称号。 山东 开元集团创始于1997年，集团总资产3000万元,占地面积60000m2 .集团主营铸造和机械加工业务,下辖开元铸业有限公司和兴大机械有限公司两大主力企业.集团共有铸造车间6000m2，加工车间3000m2，三吨冲天炉两台，五吨冲天炉两台，三吨电炉1套，有机械加工设备85台（套），其中数控车床16台。公司共有职工450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人，其中高工3人，工程师5人。集团业务主要涵盖差速器壳类、轴承座类、主减速器类、支架类和阀门类五大系列产品，通过采用AutoCAD、CAXA等先进电脑辅助软件设计,年产球墨铸铁1.5万吨，灰铁（HT250、HT300）2千吨，2005年实现销售额6500万元，外贸出口销售额1000万元。集团拥有自营出口权，产品已远销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或地区，主要客户包括五征集团、济南重汽集团、比利时BMT公司等海内外知名企业和集团。 集团自创始以来，始终视质量为生命，把产品质量放在首要位置。集团具备完善的产品质量管理和控制体系，各下属公司不仅配备了完善的产品检测设备，如金相分析仪、化学成份分析仪、炉前快速分析仪，直读光谱等；还早在2003年就通过了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从而保证了每一件交付的产品都完美无缺。 集团愿以完美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与您合作共赢，开创美好未来！ 河北开元集团的前身是1994年设立的石家庄开发区开元汽贸有限公司。10余年来，公司规模显著壮大和经营范围不断拓展，开元集团已经由单一的开元汽贸，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汽车销售服务、门窗制造、商业物业投资管理、酒店运营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目前下设行政中心、工程中心、财务中心、发展中心、汽车中心等五大中心，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先天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世捷开元物流有限公司、河北华安投资有限公司、开元环球中心大酒店、开元汽贸等公司。 1998年，为适应国内房地产快速升温的需要，投资设立了开元房地产公司。开元房地产公司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一方面开拓房地产业务。在资本运作方面，兼并重组国有企业石家庄矿山管理公司，并取得了成功。参与了国际大厦的重组，大大提升了开元房地产的社会知名度和信誉度，为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房地产业务方面，先后建设了公司办公楼，引进建造了别墅样板房，开发建设了开元科技公寓、先天下、剑桥春雨等大型项目，集团规模大大增加，集团实力显著提高。开元地产成立以来，先后投资设立了中外合资开元门窗公司、美国贝斯派克光纤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等一批公司。 开元门窗公司是开元地产引进加拿大门窗生产技术合资成立的，拥有国际一流的现代化门窗生产线，具有雄厚的设计开发能力和专业安装队伍，公司制造的新型中空玻璃门窗，在保温、防尘、隔音、节能等方面，远远超过目前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是我国建筑装饰、装修中门窗的换代产品，自投放市场以来，深受用户青睐。 美国贝斯派克光纤通信器材公司（BaySpec）是开元于1999年在美国硅谷投资兴建的高科技公司，该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专利技术8项，产品被多家光通讯领域的著名系统集成商作为首选核心器件。鉴于公司产品的技术领先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Cisco（思科），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Intel（英特尔），具全球领先地位的光缆设备生产商JDS Uniphase等世界知名企业均投巨资以共同发展。
有一点点知道吧
四川开元集团是由四川省开元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开元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开元矿业有限公司和四川锦江置业有限公司四家理事会成员单位组成的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按照集团章程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集团住所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
8，一个温州商人的P2P连环诈骗游戏_
编者按：本文来自“全天候科技”，作者：杨泳洁。36氪经授权转载。
11月28日，杭州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发布关于人人爱家金融的案情进展通报。根据通报，警方已对中科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新增冻结涉案公司账户资金及查封中科光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涉案资产；督促中科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尽快归还欠款。
企查查结果显示，中科光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为卢立建，即通告中“卢某建”。该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在上市门槛较低的澳大利亚国家证券交易所(NSX)挂牌上市(股票代码：ZKP)。
根据网贷天眼资料，2016年12月份中科光电正式成为人人爱家金融股东，随后在2017年4月退出。
作为退出的“前股东”，卢立建为何却成为人人爱家金融案件中的关键人物？
一、从卖袜子到几百亿P2P生意
卢立建曾作为温商代表，做客访谈类节目《温商回归面对面》，并在节目中分享了个人的经历。
1972年卢立建出生在温州市瑞安市碧山镇一个偏僻的农村，父母是朴实的农民，家中五个兄弟姐妹（卢志建、卢立建、卢立孟、卢立章以及卢立敏），卢立建排行老二。年少时为分担父母压力，帮助哥哥成家，也为了让弟弟妹妹们完成学业，卢立建十六岁便辍学做木工来贴补家用。
1989年，卢立建到广州当海军。四年后退伍的他拿着一千多块的退伍金在部队旁租了一个店面，卖起了温州生产的袜子。“最好的时候，每个月能赚到2万多元。”
但真正让卢立建挣到第一桶金的是2011年湖南衡阳的一桩房地产项目。“盖房子的成本大概1500元一平方，当时房价是1400元，这个市场下没人去干。但卖房一般要一年半以后，实际上我开盘的时候最低价为2300元，最后卖到3000多。”
敢于冒险的卢立建在2011年再次转行。这一次他把目光转向了光通信领域，与湖南衡南县签订了关于光通信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先后投入8000万元。衡阳市中科光电子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科光电”）作为卢建立后来“引以为傲”的一个项目，就在当时注册成立。
2016年8月29日，卢立建在澳大利亚国家证券交易所（NSX）敲响了开市锣。
“出海”不到两年，国内多地发生P2P连环“炸雷”风暴。在投资者对这些平台的不断追索下，多数公司运营细节和背后股东逐渐暴露。
几乎同一时期，众多“问题”平台的实际操盘方纷纷指向多个卢姓人士及关联人群，卢立建和他的中科光电也卷入其中，至此，温州的“卢家帮”浮出水面。
二、“卢家帮”的P2P江湖
据行业人士透露，卢家帮进入P2P的方式十分隐蔽，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分步骤进行，而且懂得与时俱进，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股东增信，他们就包装出什么样的身份。
首先是开设大量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卢氏家族控制的企业有数百家之多，而且经营范围非常之广，这些公司几乎涉及了从实体到金融的所有行业。例如，卢立建在澳洲的上市公司中科光电，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其主要经营范围就包括：光电产品、陶瓷制品、金属制品、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自有房屋租赁、会展、会务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等。
其次，投资入股理财平台。2014年9月，在线下理财的大潮中，澜升财富成立，这是卢氏家族开始非法吸收民间资本的起始。
2015~2016年，P2P行业进入监管时期，彼时，有国资背景的平台更受投资人信赖。于是，卢氏家族通过旗下的伪国资公司——中和世纪，收购了数家网贷平台，如聚胜财富、人人爱家和中科金服等，并通过高额返现的方式吸引大量“羊毛党”，融资成本一度高达40%~80%。
进入2016年底，行业监管愈发严厉，P2P行业停止了野蛮增长，接踵而至的备案使得合规成本水涨船高，不少P2P老板心生退意，希望卖掉平台套现退出。这时候，卢立建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大肆收购P2P平台。
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卢立建此举并非为了经营P2P业务，而是为了收割。
有接触过卢立建本人的P2P平台负责人表示，卢名下多数产业只是个幌子，“我看了他们的报表，根本不赚钱。”该负责人直言，此前由于资产端紧缺，卢立建表示有意向收购其P2P平台，他便对卢立建控股的两家公司中科光电及中欧房车进行了尽调，发现这些公司实际亏损严重，但仍不断在做投资。“根本不是真正的债券资产，这样的买卖彻底击穿了行业的信任，我们最终没有选择交易。”他说。
P2P的气氛一度让整个行业人心惶惶，若出借人知晓P2P平台被卖，则会导致该平台资金迅速流出。与此同时，体量较大的P2P平台对收购方的要求也比较高，希望对方可以为其实现增信，帮平台平稳过渡。
对应以上现象，作为卢家帮核心人物之一，卢立建想出了一个似乎能摆脱自身法律风险又能让卢家帮把生意做大的办法。
对“缺钱”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卢家帮向其慷慨解囊，借出巨额款项。当大股东们无能力偿还债务时，卢家帮则要求其收购P2P平台，借助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吸引P2P投资人“入局”，实现资金收集，同时，由上市公司大股东代卢家帮持有P2P平台股权。
在实际操作中，卢家帮会要求P2P平台将待收数额提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进行对赌：待收越高，卢家帮给予该P2P平台的估值越高，其股权售价也越高。同时，对平台指定各类资产包——借款方均为卢家帮名下的空壳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把出借人的钱揣到了卢家帮自己的口袋。
根据网贷之家今年7月的统计，卢家帮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与10家P2P网贷平台产生关联，包含人人爱家、壹佰金融、聚胜财富、中科金服、火线理财、翡翠岛理财、火钱理财、坚果理财、投之家、邦邦理财、天天财富等。更有媒体报道指出，上述P2P平台借款交易规模超过640亿元。
三、大鱼落网
7月14日，网贷平台投之家被深圳警方以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侦查。7月16日，投之家官方微博确认，投之家创始人徐红伟以及CEO黄诗樵均被警方拘禁。
就在被立案侦查当天，黄诗樵给南都记者留言称，他及投之家团队是被所谓的新股东骗了，一切源于一场有关对赌的股权交易。而这场对赌，正是和卢家帮有关。
根据黄诗樵透露的信息，投之家原有的股东及运营团队和一家新疆公司（灏轩股权投资）签订了对赌式股权交易，双方以“一年内将待收规模做到32亿元”的条件进行对赌，“具体的条款是老徐（徐红伟）与对方老板谈的。”
黄诗樵称，对赌协议开始后，投之家的指令主要来自一位姓卢的老板，“他才是新疆那家公司实际控制人。”黄诗樵提到，卢总不对投之家的具体事务进行管理，但会给公司下达具体指令。
“新股东做法比较简单粗暴，不让原有的团队介入，很多业务包括发标以及资金全部都在新股东手上。”黄诗樵说。
同样在7月，杭州9家P2P平台被立案侦查，其中就有人人爱家金融。7月7日，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发布通报称：对人人爱家金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并呼吁投资者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工作。
在新闻报道跟进中，不断有新消息传出：卢氏家族旗下的浙江中科光电、中和世纪工贸都先后入股人人爱家，最终全部退出，矛头再次指向卢家帮。
7月16日，中科光电在官网发布公告，声明公司并未参与人人爱家、壹佰金融等P2P平台的任何经营活动，董事长卢立建先生也并未这些平台的实际控制人。
4个月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11月28日，杭州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发布关于人人爱家金融的案情进展通报称，警方已对中科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立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背后的大鱼终于被清出。
若只看平台股东关系，很难发现卢家帮的身影，只有在抽丝剥茧之后，才会发现多家平台爆雷后的共同始作俑者。卢立建显然对自己下的“棋局”充满自信。有业内人士对此评价，卢立建或许认为自己埋藏的够深，因此在多家平台集中爆雷后，并没有选择逃走。
更为讽刺的是，就在警方通报的10天前，2018中科光电合作伙伴答谢会在湖南衡阳举行。卢立建作为中科光电集团董事长出现在会上致欢迎词。他说，最近中央密集出台利好消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已然到来，“我们要抢先主抓这一轮发展机遇，抢先布局，共同做大蛋糕。”
今天，不知身陷囹圄的卢立建作何感想？
9，温州商人四十年江湖往事_
作者 | 金宸沙
编辑 | 李伟 杨颢
来源 | 棱镜（公号ID：lengjing_qqfinance）
1979年，18岁的章华妹为了生计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门口摆小摊卖纽扣，最担心的就是被人抓。1980年，章华妹拿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个体户”，标志着个体私营经济重回历史舞台。
40年过去，2018年11月1日，章华妹的这个故事再次被提及，是在最高层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章华妹展示她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温州当地经历者闻此，无不感慨万千。大幕拉开，时光机将40年温州个私、民营经济的前世今生拉回到了时代的舞台前：温州八大王，温州模式，民营之都，温州炒房团，民间借贷危机，温州制造业……
11月9日，在温州市政府主导的一场五年一度的盛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当着1300多名温籍精英再次郑重提起：“‘温州模式’的价值在于，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揭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规律。”
与会的精英中，起码有半数以上是来自全球的温商领袖，其次是各界精英，大多属于温州模式的见证或者亲历者。
这场聚会，有一些曾经走过的大咖已然隐落，又有一些新贵涌现。
再回首，或许这些亲历者们会发现，不管是时代或个人，都会经过无数个分岔口，历经无数个诱惑或磨难。但在每道路口，都会有不一样的抉择，如今可以反思，那些经得起时光检验的抉择为何行得远，哪些人成了时代的精英？那些穷途末路的，又陷入何种因果？
马津龙退休前就职于温州市委政策研究、体制改革系统，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在他的概括中，温州模式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形式之一；加强对温州农村民间市场的研究，促进市场调控机制的发育，是完善和发展温州模式的关键。1995年8月，马津龙应邀参加中国留美学人经济学会会议，第一次向世界解释温州模式，那届中国留美学人经济学会会长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马津龙与易纲合影
白手时期：八大王辟荒
追溯温州商人和温州模式，无可避免的，都会链接起被陈列进温州改革开放纪念馆的“八大王”往事。
温州，隅居浙南闽北，自古以来边缘于中原文化。顽强、独立、应变快速如同基因一样根植于这一区域的人文要素之中。40年前的温州，一穷二白三缺地，国营、集体经济体又相对稀缺，走南闯北讨生活是很多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农民的出路。温州传统上是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但经过了那段计划经济时期，温州的民间资本几乎陷落。
1976年，出生于温州市乐清县（现为乐清市）柳市镇的少年胡金林，开始做起了五金电器生意。
胡金林： 1957年出生，温州改革发展史上柳市“八大王”中的五金大王
乐清柳市、永嘉瓯北、瑞安马屿、永嘉桥头、苍南龙港等一样，均被看做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当然，谁都不会想到，胡金林所在的柳市，此后会成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
“我是农历正月十六开始做，到10月份就被抄家了，”胡金林回忆道。但这种资本萌芽显然无以抑制。在这个小镇里，那时出现了大批个私民营经济的拓荒者，最为有名的是后来以投机倒把罪被处置的“八大王”。胡金林正是八王之一，被称为“五金大王”。另外几个大王也都是以他们所经营的领域而得名，分别是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
1976年，中国还没启动改革开放。当时的温州柳市镇，和国内大多数地区一样，公社与大队也都有所属经济体。贩卖五金配件的胡金林，苦于没有进货渠道，就跑到周边城镇的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倒卖那些滞销的五金配件。
在当时，胡金林的做法是不符合时代经济秩序的，但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浙闽边界，行政管制相对比较少，类似的做法在这个小镇里很普遍。
1955年出生的“合同大王” 李方平也是少年时就经商，但和胡金林在当地倒腾的套路不一样，李一开始就是走南闯北“兜”合同，收订单，是温州后来发展到10万供销大军的开创者之一。
“合同大王” 李方平
“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一个地方找完再坐车去下一个城市，这样就攒了一批客户。当时一年还有两次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我们就背着自己做的产品目录去找客户。”李方平自述称，“那时候，像按钮开关价格是2元钱一个，还必须全国统一。因为对产品质量足够有信心，我们就包运费、包装费，而且可以货到验收没问题再付款，因此销路很好，供不应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金林、李方平等人的生意，更是一飞冲天。李方平成了超级富豪，当时人称“万元户”。他添置了大批资产，比如依照当地七里港一法式建筑，给自己还有两个弟弟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就坐落在当时温州对外的唯一一条陆路通道——104国道边上，被称为“门面房”。这也是温州模式前店后厂家族企业的初始状态。
1981年，李方平在上海又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这些现在看似平常的风光，在那个很多人还食不果腹的年代，相当威风。这些也成了后来他最显眼的“罪证”。
李方平回忆，他被逮捕的原因现在想来有些好笑，说是当时省里“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的车从国道经过，看见他家新盖的四层楼，就下了结论：“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
1982年冬天，李方平因“投机倒把罪”锒铛入狱。
而胡金林则是被抓捕的八大王之首，现在，他还时不时提起，还好自己潜逃了，否则就被当典型枪毙了。“当时乐清内定下来枪毙10个典型中，有强奸的、抢劫的，我就是投机倒把的典型，其他9个都毙了，就我逃了。”
1984年1月，潜逃在武汉的胡金林听到消息：“中央一号文件给你们平反了，他们已经放出来了。”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柳市，却还是被抓了起来，坐了66天牢。后来，胡金林先是被取保候审，然后撤销案件。
主政者思辨：袁芳烈的抓与放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一文，介绍了横空出世的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道路，这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1985年12月，温州改革开放的领头人袁芳烈（山东人，南下进浙老干部）调任浙江省委政法委任书记(后任省高院院长)。而这场全国范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八大王的抓与放，都发生于袁芳烈在温州的主政期间。
省委常委袁芳烈在杭常山同乡代表恳谈会上讲话（1984年）
1979年1月8日，温州开辟了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的粮食和食油，允许缺粮缺油的农民、职工、居民在粮油市场上购买，开放温州市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1980年10月，温州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下走到地上。“此举，使百万农民从人均三分地和为挣工分吃饭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务农和自由选择各种职业发家致富的权利。”马津龙回忆说。
1981年9月20日，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兼省农委主任袁芳烈率省委地市合并工作组进驻温州。同年12月，合并工作结束，袁芳烈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
一直以来，温州作为对台备战前线，国营企业和大的集体企业极少，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亿多元，连发工资都不够。而在温州民间，至1982年，全市已有专业户、重点户13万户，从业人员四十万。
1982年9月，袁芳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下半年，“打击投机倒把经济犯罪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市场经济提前发展的温州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
国家工商部门将十种“投机倒把”活动列为打击对象。当时，温州不少民营企业主、个体户、购销员被“点名”抓捕。其结果是，许多兴办不久的企业、市场关门，广大务工农民和城镇居民失业，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八大王”更在这场整顿风暴中首当其冲。
然而，就在柳市八大王闹腾得红红火火之际，谁也没想到，镇上一个替父挑担修鞋的少年鞋匠，后来也会冲进这个领域，一路攻城略地，成就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王者。
此人就是A股上市公司正泰电器（601877.SZ）董事长南存辉。其实，同时进入这个领域的，还有之后德力西的创始人吴成中等。
南存辉等人和八大王走的是不一样的路径。八大王在1982年那场几近致命的遭遇，或许正是因为当初不谙时势，也没有熟稔温商的融合贯通之道。当然，这一精髓，说说容易，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是这样看待德力西和正泰的。他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不可同日而语。
此话也透露出一种个体在大环境中的创业哲学：和大环境对着干，还是顺着干，还有应该怎么干，都决定着创业者的成败，以及路走得远或近。
南存辉的创业故事，在温州家户喻晓。但他也曾有过迷惘，尤其是八大王事件之后，很多温州人都感受到，办厂做生意并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进班房、关生死的问题了。此时的南存辉，眼见股东离散，也是守着一个人的小作坊，静观其变。
这个时候，袁芳烈的自我纠错，决定了温州模式的重新启程。
初始，袁芳烈是根据高层下派的任务，抓了大批“投机倒把”者，其中柳市八大王就是作为典型来抓。但他事后发现，温州经济一落千丈，他开始反省政策执行的方向。而此时，更高层也选择了继续改革开放。高层强调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于是，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又亲自为“八大王”平反，表达了支持民营经济健康成长的新态度。
南存辉也是在1984年才开始办厂，他曾经公开说过，“八大王”不平反，这个厂他是不敢办的。
南存辉修鞋时发现，家乡柳市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揽了很多低压电器业务，开了很多厂。于是，他把修鞋的生意停下来，与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吴成中创办了“求精开关厂”，也就是现在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1984年4月，温州被确定为我国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至此，胆大勤劳的温州农民成了时代的先锋，身份也逐步向“个体户”“老板”“企业家”等商人群体转换。此后，正泰和德力西，不但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很快就取代“八大王”成为温州模式的新代言人。
在中国改革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温州模式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一些人除了不同意温州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之外，对温州政府在改革初期的无为而治也颇有微词。
参与者马津龙认为，在地方性市场法规的制定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上，政府实际上扮演的也不仅仅是无为而治的角色。一批批市场的开放、崛起，以及快速壮大的民营企业，说明政府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无为而治，而是给他们营造自由的环境，并加以恰当的扶持。
资本联合护身符：股份合作制谋变
温州商业文化，即温州商道，有一种比较显著的共性，那就是随机应变，融合贯通。因此，在这场个私经济萌芽被碾压之后，温州就开始了具备温州特色的集体、股份制谋变，这个时段，从1981年一直到1994年。
这被费孝通等学者称之为温州模式上的二次创业，即个私经济走向股份合作经济。其实，这种转变，不仅是八大王事件后，现行体制下给民营经济披上的一道护身符，同时也是个私经济壮大后的一次资本联合，是市场经济的水到渠成和制造业飞跃。
费孝通
至于具体操作，费孝通曾经将温州一名企业家朱明春作为典型来举例。
在1984年之前，朱明春的企业就已经走向联合。他组织了86户专业户自愿投资入股，每股1000元，建立禽蛋产销联合公司。由此，过去分散在各户的资金、劳力、场地、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组合起来，取得了比单门独户的家庭企业更好的效益。联合后的当年，这个公司就向市场提供了35万只肉鸡，占温州市区肉鸡供应量的40%，鸡蛋供应量占10%。
同时，农民在工业领域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也走向了联合。比如当时瓯海区永兴镇有十几个农民，大多办过几年搞印刷的家庭企业。他们都觉得，老是一家一户闹腾不是长远之计。
1985年，他们开始联合起来，集资创办一家上水平的企业，生产软包装材料，先是每个一股，每股5000元，后来每股增加到15000元。他们购置了一条具备国内先进水平的自动生产线，产品质量超过了国内同行。两年时间，产值达到了305万。在万元户还算超级富豪的时代，几个农民闹腾出的这305万的产值，足以震动一隅了。
另外一种联合是个体私营企业与集体性质的经济体。这些企业多是在当地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支持下创办，双方合作，税后利润里有一定比例留存集体或者国营经济体作为公共积累基金。
比如温州某民政工业公司就下辖了十几家工贸企业，这批企业实际上和这家民政工业公司是一种组织挂靠关系，企业主们相当于避开“私”字头的政治或者政策风险，同时，也可以相对节约一部分税费。
以上几类企业，在当时自然是一种新生事物，甚至说难听点，是计划经济体制里的“怪物”，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也不是传统的合作制，而是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征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所以被温州人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
这类非马非驴的经济体出现，如果地方政府不及时扶持，也就没有后来的温州模式了。但政府的服务马上跟了上来，通过制定政策给予引导和支持，使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温州模式焕发出多赢的正向能量。
这种创新模式很快在全市范围内被复制、推广。温州有些县没有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也不多，政府鼓励支持股份合作企业的大发展也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财产归属、收益分配、信贷税收、企业自主权、劳动制度以及入股、退股、开业、歇业等都作了初步规定。
在以后的数年里，温州市又细致地先后制定出5份政策性文件，引导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得以健康成长。
到1993年年底，温州市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36887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80%。其中股份合作工业企业24000多家，工业产值达199亿元，占全市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85%，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7%，上交税收8.8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49%。
然而，在此期间，温州发展无不裹挟着内部与外部的各种争议，所幸各级决策者始终保持着明辨智慧，而多级执政者的一线调研，更加清晰了温州模式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1986年、1994年和1998年，连续当选多届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多次造访温州，并三次撰写文章，对其发展模式做总结，使得温州商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并获得多方肯定。“依我的理解，温州当时的商品经济可以看成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市场经济初期形式。1985年全年净收入在5000元上的农户已经超过40万户，总户数的三分之一。”马津龙回忆。温州模式开始与苏南模式齐名，举世瞩目，被中外传扬，马津龙是主讲者之一。
“抬会”危机：民间资本的结义与痛苦
所有的改革与突破都会伴随着刺痛，温州模式亦然。先富起来的温州人，也经历过资本狂欢、结义、崩盘、重塑的轮回。
现在的人们或许已经不记得那个时段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那场抬会危机，和那个38岁就被判处死刑的乐清抬会会主郑乐芬。
温州民间资本一个显著的传统特色就是喜欢“结义”。通常的方式是，比如甲乙丙丁等10个关系比较融洽的亲朋好友成立一个互助基金会，俗称“呈会”。假设呈会成员每个人出1万元，那么10个人即10万元。10万元在10个人中轮流存储，轮存者给其他成员支付利息，拥有资金使用权。正常的呈会，一般每月约定利息为1%上下。
这种呈会方式的创意，有人认为是来自温州地方风俗婚丧嫁娶的人情，初始只是为了亲朋好友红白喜事开支的互助，人情后送者一般要高出前送者的额度。
但随着温州民营企业出现，这种形式开始成为一些关系密切的企业主圈的融资方式。毕竟，个私老板、小微企业主们经营需要的资金，没有抵押物，几乎不可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融资。这种呈会模式，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了孵化与滋养温州模式发展的活水。
后期出现的抬会、平会等等，是温州传统呈会形式的变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快速致富散发出的荷尔蒙在温州街头随处可见。满街奔跑的摩托车基本是清一色的日产“铃木王”、“本田王”和“太空”。绿世界、霹雳宫等等为名的歌舞厅随处可见，街头姗姗而来的俄罗斯、东北的长腿美女们，艳丽的妆容以及前卫而性感的着装，激发出的小城时尚风潮，并不亚于当时的港台。在温州市区来福门鞋城的一家舞厅里，一老板竟然以9999元的高价点歌，一时传得家喻户晓。
财富的快速积累超出了产业提升速度，无路可去的民间资本于是缔结出怪胎。这种怪胎的借贷不再局限于小圈子里，而是面对公众存贷。借款月利率也不仅仅是1%了，高达6%、12%、40%，甚至120%的荒唐高利都有出现过。试问，什么样的获利能支撑如此高的资金使用成本呢？但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的人总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
这些会也开始小会套大会，成了层层嵌套的怪胎。
1979年，乐清黄花27岁的南碎倩开始组织呈会，开始是50元会、100元会。随着乐清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办厂、跑运输、做生意，南碎倩借钱的人越来越多。
1981年，南碎倩掌控的单万元会就有64个，会员达2000多人。1984年2月，南碎倩大小会嵌套的“金字塔”倒了，一些会圈里的人，为此喝农药、投河、精神失常者不下10人。
乐清毕竟是温州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随着当地的民间资本累积，抬会发展得愈发凶猛。根据一名办案人员的回忆，当时就用尺子量一下，或拿秤称，都是几十万元入会，数额差点没关系。钱都堆在地上。
其实不仅在乐清，当时，温州永嘉、瑞安、平阳等地，一些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
1987年冬天，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抬会体系，发生集体性的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剧上演了。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在当政者眼里，抬会，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
在这些抬会中，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为中等。抬会的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崩盘迹象，3月23日，郑乐芬夫妻潜逃，4月30日，郑乐芬的丈夫在上海投案自首，7月16日，郑在江苏被公安机关捕获。 1991年，郑乐芬被以投机倒把罪执行枪决。
大会主郑乐芬、蔡星南夫妇
黄金十年：制造业英雄记
虽然温州模式依然饱受争议、多次陷入困境，日渐丰厚的民间资本也是幺蛾子不断，但都一次次突围成功，而且遇到困难越大，往往提升得越强。
从袁芳烈到刘锡荣、钱兴中、李强、陈德荣、陈一新等等，历届主政者，几乎都秉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可以说，温州模式一直是“在外部争议中前进、在内部争论中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末年，温州制造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气势磅礴的阶段，除了中国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天正、德力西外，一批服饰、鞋业、打火机等等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至今都伫立在中国品牌潮头。
创业英雄榜如下：
郑秀康，1985年，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上午传达，下午他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他创设的康奈商标，成了中国驰名商标；
钱金波，从1987年开始做生意，1995年创办了红蜻蜓（603116）；
王振滔，1988年逆境起家，创办了奥康集团的前身“永嘉奥林鞋厂”，1995年，奥康集团成立，奥康国际（603601）鞋王品牌开始出山；
邱光和，1996年12月创立了森马服饰（002563）；
吴志泽，1996年创设了报喜鸟（002154）……
温州模式也令这个区域呈现创业吸虹效应。比如在这个模式上创设的美邦服饰（002269），创始人周成建虽然并非温州本地人，但他怀揣9000元，来到温州创业，1995年在此创设了中国知名休闲类品牌美特斯邦威。
温州模式在产业领域，以制造、商贸、代工起家，在温州区域内，工贸原料供应领域也有民营企业在低调的发芽生长，多个产业开始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相互连接的生态化构建。
比如华峰氨纶（002064）创始人尤小平，1996年创设温州华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主营的聚氨脂业务，系列产品“聚氨酯鞋底原液”与温州的皮鞋产业群配套，替代了进口产品，使其掘到了第一桶制造业的金。1996年，他筹资2000万打造一条年产3000吨的聚氨酯鞋底原液生产线，当年即产值过亿。1997年温州制革业迅速崛起，尤又投资2000万元生产聚氨酯革用树脂。2006年成功冲上资本市场，成了温州民营企业首家上市公司。
王均瑶（已逝）、王均金、王均豪兄弟1991年承包开通了长沙至温州的包机航线，开创了中国民营包机的先例，以“胆大包天”名闻天下。发展至今，均瑶集团旗下拥有了三家A股上市企业，业务涉航海、金融、教育服务、科技创新等五大板块。
以上十年布局可知，温商资本日渐积淀后，一方面在全球市场、产业方面冲出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以及市场穿透力，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热钱化，同时散发出令市场魅惑的魔力。
至2000年中期，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测算，当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起码在8000亿以上。而且，这些资本开始在房地产、煤炭等领域布局。在上海楼市升值通道还没真正启动之际，温州人与台湾人两路资本就开始进驻上海，当他们用编织袋装着的现金扫楼的时候，温州炒房团开始名震境内外。
国内棉花、煤炭等领域价格大起大落之际，炒作者的指向往往就是温州游资，温州民间资本也一度成了快进快出的热钱标识。
温州商道轮回：资本与创业者再次碰撞
此时，在温州当地资本剥离产业迹象开始明显，一场危机已经在酝酿、潜伏。民间依然还是抬会形式的结义与反噬。
2000年以后的这个时段，比较有名的民间抬会组织代表人物应属高秋荷。2006年开始，她组织高利息的50万元、100万元会，先收来会款，再以月息15%出借。到2006年11月份，借给几名会员的大额现金或帮会员垫付的会款、利息都收不回来，资金周转紧张。于是，她就向社会上借，放在会上运转。2006年11月开始“倒会”，2007年8月彻底“崩会”。
2007年11月20日，乐清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拘传高秋荷。据查证，高秋荷虚构自己经营房地产、担保公司等事实，向他人高息借款后再高息转借给会员，牟取暴利或用于维持“经济互助会”的运转，高秋荷将款项用于参与他人非法组织的“经济互助会”、购置多处房地产及个人挥霍等，致使共计1.16亿元巨额资金无法归还115人。
2009年3月20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乐清“女会主”高秋荷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实际上，在这个时段，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旦出现负面，其反噬力以及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冲击力，在2010年这场民间借贷危机中可以明显呈现出来了。
温州模式，民营企业是主体，区域内企业大了开始走向世界，而区域内的小、散应该是常态。正规金融机构对小微融资支持的惯例是抵押贷款，温州区域内的各路银行机构为了分散风险，那时段往往会搭桥担保公司，并要求企业互保联保，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就对互保企业施行压贷、抽贷。
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往往一夜之间祸从天降。2012年，拥有90多家子公司、以服装制造发家的庄吉集团，因银行连续抽贷和船东弃船原因，深深陷入了资金困局泥潭；而为之提供担保的众多民营企业担保总金额逾300亿元，亦受此牵连，遭到银行断贷威胁。
当年的一个数字说，温州有98%的企业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机爆发，肯定就是一轮企业破产倒闭潮。
温州区域内做制造业，或许有基因上的先天不足：空间、基础相对低端，温州老板的资金，也较少投入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中去。但是，这些资金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也是出于民间资本正向疏导的政策意图，这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后，2012年11月23日，温州市召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温州金改细则。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项是，金改计划的第四条：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制订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然而，温州金改试验已经施行5年多，声势渐息。
这一时段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了制造业，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等等金融领域的群体逐渐庞大起来。这些资本向新零售、区块链、科创型企业等集中，同时，在这两年，温州人资本在制造业上又有趋暖的迹象。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温州商人邱学凡等人的资本，与八大王之一的温州“合同大王”李方平的医疗科创交融的故事。
李方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从事低压电器经销，被称为温州“合同大王”；1990年定居加拿大，1996年回国创建浙江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杭州庆春路嘉德广场等项目。2006年，李方平收购多项人工耳蜗专利，组成研发团队，并先后创建美国诺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究生产人工耳蜗。
各类温商会、温州人大会是温州商人们重新相逢的平台。2017年，深圳温商峰会期间，做资本投资的邱学凡结识了李方平。15分钟以内，邱学凡决定投资李方平父子创设的诺尔康公司。当时邱学凡进驻之际，诺尔康估值不到20亿，而一年不到，目前已经超过30亿。
温商资本又开始了一轮一生二、二生三、生生不息的轮回，资本或再次与温州创业者新旧交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文献为温州市委汇编的党史丛书《温州市场》，以及张国谦等人所著的内部刊物《乐清湾金融风暴》）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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