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才，对于幼师来说什么样的园才是好园呢

圆明园大水法残迹（1922年）

1922年舍卫城南门城墙

胡双宝

我1932年出生，少年失学，1949年才上初中一年级，1951年9月迁到今一零一中学所在地，之后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工作，先在中文系，1984年调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任编辑，住区一直在距离圆明园一公里之内。1997年11月，65岁时离休。现耳聋，自己打字也很艰难，但对生活过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圆明园地区，却深情难忘。

现在向游人开放的圆明园游览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西校门外，属整个圆明园的东区，是原来的长春园，长春园西南是绮春园，这两个园都是圆明园的附园。主园圆明园在它们的西边，现在大家笼统叫圆明园，如今游览区南门外的公交站就叫圆明园南门。1981年至1993年我住在地处清华南路的北京大学燕东园，离圆明园游览区南大门几百米，免费开放，自由进入。

1951年9月，我作为当时师大附中二部（今一零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学生，随学校从北京北城鼓楼东宝钞胡同迁到位于圆明园（实际在绮春园）遗址的新校区：新盖的二层教室楼（当时叫南楼）、二层宿舍楼（北楼）和一个不大的饭厅。再就是原有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塘、土堆、乱石冈等等。师生动手修路，修操场，常能挖到旧有的灰渣混合土以及杂乱砖瓦石块等旧物。教历史课的刘占武老师说，这一带原来是升平署。过后两年修游泳池，并不是新挖，只是清理位于校区东北部，原来消夏堂附近，几近完整的石砌水池，清除淤泥杂物，不怎么费事。看样子，那里原来是荷花池一类的设施。这个水池呈长方形，长的一边约40米，宽约30米，规格近乎正式游泳池。2011年一零一中学65周年校庆，我顺道寻找游泳池，导引的学生说，有游泳馆，没有游泳池。是在原来游泳池的地方新修建了游泳馆。

西洋楼和舍卫城

当年在这里生活、学习时，大家都想多知道一些圆明园旧址的事情。星期天，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走出校区，漫无目的地转悠，希望能看到些什么。

东北方向去树村的路上，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至今人们常常说及的西洋楼，虽然残缺，仍然留有旧日模样。西洋楼是当时以画师身份供职于清廷的欧洲籍天主教传教士设计监造的，体现巴洛克风格。我和大家一样，围着残存的建筑物上下观看，心中描摹当年的样子。印象里的样子，既不是一些图片上的现状，也不像附图1922年拍摄的样子，而是介乎二者之间。

西北方向赫然出现的是舍卫城颓垣，残留高低不等，两米左右高的灰泥混合土墙体。“城”内是经过反复翻挖的大大小小的土堆和相应的土坑。许多年后看到摄于1922年的舍卫城照片，砖墙齐全，门楼严整。

生活于清末至民国的崇彝（蒙古族，曾任清政府户部文选司郎中）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中说：“舍卫城，在曲院风荷之北，同乐园北，即舍卫城。前建坊楔南，已毁。城南面为多宝阁，内为山门。正殿为 寿国寿民 ，后为仁慈殿，又后为普善宫。城北为最胜阁。多宝阁祀关帝。舍卫城北有坊曰花界，曰香城；东曰莲涌，曰金池；西曰昙霏，曰珠林。今皆不见，仅存城墙。南门外 舍卫城 三字石刻仆地，但存其半耳。据云，当年供千佛。自康熙以来，凡进佛祝寿，及皇太后上寿造佛像，皆送其中，盖有十馀万尊，皆为民人所毁。至同治九年，犹有得之井中，寄库一夜，又为胥吏盗换之。”崇彝所见，当在1922年以后。

有一次我一个人转，在舍卫城东边不远的地方看到假山模样的残留物，有二三十米长，周围没有别的残存建筑物。里面有一人多高，宽可以容两个人同时或者相向通过，从东头进去，西头出来。后来知道，这里大概是叫“廓然大公”的地方。

东南方向到过现在游览区正门以西的正觉寺（俗名喇嘛庙，属绮春园）北面的湖边。那是1955年，我已经在学校工作，做青年团的专职干部。5月间某人投水自尽，当时没有找到尸体，7月中旬，有人发现残骨、衣饰等物品。我随同去辨认，停留较久。湖对面不远处，是庙宇状建筑，过后想，那应该是正觉寺。稍向西，有单孔桥，近年影视作品里看到，没有再遭破坏，甚感欣慰。20世纪60年代，正觉寺里有承接印刷装订活计的简易作坊，联系业务，从外面大门走入，见房屋完整，只是失修。世纪之交正式整修，采取“整旧如旧”的方式，保持了原来格局和样式，外观没有明显变化。近年不时路过，还是原来的印象。

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让我兼管食堂。6月下旬，当地老乡向学校食堂推销窖藏白薯。我跟着去看了看，白薯窖在现在一零一中学北边小河沟对面的土坡上。看样子是老乡就地势挖的，不是原有设施。白薯比较难储藏：除了怕腐烂，主要是防止外皮干硬变质而不能食用；懂行的会储存，能够保存到6月底，甚不容易。这时候的白薯，外表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不怎么甜了。

从福园门到福缘门

一零一中学南楼西北方向几十米外有一些住户，当时有约二三十家。就地起名，叫福缘门。此地本来是圆明园“洞天深处”南边的福园门，随音改名“福缘”，寓意吉祥。在这里住的都是穷苦人家，没有房子住，找到这个地方，自己寻找废料修建。没有房屋的人有了房屋，算是一种“福缘”。学校与福缘门之间没有围墙、铁丝网等物隔离。从学校去西北方向，常从村子里穿过。村里一律旧青砖瓦房，完全是就地取用屡经破坏以后残存的破碎砖瓦，自己修建的住房。1952年一个秋天下午五六点钟，我从学校往外走，对面走来一名警察。我以为是联系什么公务，便问：“什么事？”对方一边敬礼，一边非常正式而且礼貌地答道：“人民警察交通警，本地住家。”想必就住在福缘门。这十一个字，至今清楚地记得。

现在的一零一中学南校门外，过虹桥，往南路东便是如今的北京大学。1951年还是燕京大学。向西、向南，路就是现在这么宽。现在北大校园的石砌西墙、蔚秀园东墙，当年就有。那时候的马路是厚石块砌的，是清朝的遗留物。这种路面，向南一直延至黄庄、魏公村、白石桥，都是。经多年车马碾压，磨得近乎卵石，如同现在卢沟桥封闭保留原样的桥面。过虹桥向西，通往颐和园的路也如此，当然同样不宽。平常步行去海淀镇，大家总是走已经变鋊（y ）的石板路旁边的土路。

过虹桥，通向现在的一零一中学校区，那时只有人行小路。东边是大片的苇子坑，西边是规整的长条稻田。隔墙再往西，就是东北义园，原来的翰林花园。1950年至1951年修建校舍运料，临时开辟了可以通行载重汽车的大道，在虹桥东面几十米。学校搬来以后，这条大道继续使用。1953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来校视察，1954年至1955年郭沫若、粟裕等人先后来看望儿子，因为开着车，走的都是这条道。

圆明园、西苑一带，水位比较低。当初修建圆明园，充分利用泉眼、泉流开凿景点，以水文为主题，因水成趣。1951年，学校迁来，已经开凿了“自流井”：口径约20厘米的钢管打入地下，清泠的泉水直向外涌冒，几百人的生活用水，全部解决，大量多余的水，顺水沟流走。过了两年，要用水泵抽水。再后，水泵也抽不上水了，改用普通的自来水。一零一中学在自流井的地方，保留了原来的设施，校庆的时候，老校友来了，导引的学生会带你去看。

以抗金名将刘錡为原型的刘猛将军庙

我1956年8月离开一零一中学，上了北京大学。几十年间，先后在海淀路以北的北京大学校园南区和中关园、燕东园居住，一直在距离圆明园一公里范围内。1994年迁到圆明园西路骚子营北京大学燕北园，住区紧靠马路，对面就是圆明园西墙内，供奉除虫神的刘猛将军庙遗址。刘猛将军的原型为南宋抗金名将，屡次打败金人的刘錡，绍兴十年（1140）顺昌（今安徽阜阳）之役，以不足2万的兵力战胜完颜宗弼（金兀术）率领的10万之众，迫使金人转入防御。头两年，圆明园西侧门敞开，我曾多次进入，随处走动。树木荫蔽，杂草丛生，大小土堆坑池遍布。有的地方有住家，还有什么加工厂、库房等等。大路上车多，堵塞难行。上班有时候乘黄色面包形出租车，司机拐弯抹角在里边穿行，从西苑东面的一亩园街出来，转上颐和园路大道，要快得多。

圆明园的正门，在今交通枢纽站以北，门内是圆明园殿。21世纪初，紧靠西南角的藻门，加以简易整修，正式开启，除了园内管理需要，早6时前，准许游人进入。藻门内，圆明园殿遗址西边几十米处原十三所旧址，清理出墙基础石，整整齐齐地一排。1994年至1995年，听说要以这些地基为基础，盖高级的房屋，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后来没有盖。十三所，根据位置和地基整齐排列的样子，应该是清政府六部和各府派驻的应诏机关之所在。皇帝有什么诏讯，立即驰往城内本机关。十三所不包括雍正年间设立的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的代表机关。军机处本部，在紫禁城内乾清门西。因为关涉军国要事，事务繁杂，办事人员和所占处所多，十三所之一所容纳不下，在今北四环路海淀桥东几十米的原老虎洞偏西路北有一处规整的四合院。这个院子，1958年我进去过，当然已经是大杂院。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出北京大学40楼旁边的西南门（现在不开），路南斜对过，上坡，有一条胡同，就叫军机处胡同，小胡同西边南端就是那个四合院的外墙，胡同两旁另有几个简易的院落。小胡同里路东，有一个手压水井，供胡同里的人家用水。

1990年代后期，靠近圆明园西北门处，看到一家住户，门口的地面是用碎瓷片砌的，鸡窝则是用雕有不同图形的石头垒成，这是圆明园残存物的充分利用。现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内，办公楼（燕京大学时期叫贝公楼）西边的一对华表，是当年燕京大学兴建之时，取自圆明园之物；如今燕园里还有别的东西也是取自圆明园，如一院至六院之间的赑屃碑等。1994年，我到过西墙北端残留的园墙墙顶，四周观望。后来加固全园的围墙，或者拆除，或者被新修的部分掩盖，反正现在看不见了。、

经从邻近住处的圆明园朝西开的小门进入园内，转悠到福海西边，再向南折，有一片新盖的红砖瓦房，看门牌，是福缘门。跟几十年前的福缘门大不相同：村子大了，有整齐的街道，有的院落门口还停着汽车，“福缘”升级了。后来的福缘门，与一零一中学之间有围墙隔开。再后来，福缘门有了楼房，地图上有了福缘门村，现在又叫福缘门街，附近还开了福缘门酒店。最近一些年，福缘门住了不少外来的务工人员，想必其中一些人也能够找到“福缘”。

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维护，圆明园西区从外面看，树木茂密，企盼规划中的圆明园森林公园项目早日实现。

圆明园，让它永久以遗址的姿态留在人们的视觉和心目之中。近年见有圆明园西区复建某景物的报道，但愿属于个别现象。

了解一个群体最好的方式是融入他们，成为他们。

因为工作需要，要对蓝领群体做用户分析，看了市场上大部分研报，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于是我花了一周时间混入蓝领群体中间。

整段经历给我冲击最大的，不是住所脏到发黑的墙壁、烈日下奔走的汗水、劳务的恐吓，也不是饥饿、炎热、疲惫和孤独。

而是在群租房中接到的一通普通的业务电话，对方在CBD的顶级写字楼里和我聊着数亿的基金募资业务，而我此时是“农民工”。

挂完电话，我怔怔地在狭窄楼道里呆了有十几秒，两个反差极大的世界在我眼前碰撞在了一起，然后又割裂开来，让我分不清此刻哪个世界更加真实。

一、和农民工一起找工作

我的调研生涯是从和农民工一起找工作开始的，昆山的外来务工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万人以上的工厂有数十家。

我在网上报名了昆山世硕，一家4万人规模的电子厂，主要做手机和平板，每天招聘量在1000人左右。

换上不起眼的衣服，穿着旧的球鞋，我勉强有了些农民工的样子。

一早来到线下集散中心，这里去往各个工厂的打工者都有，我们要在这里准备好材料，统一坐车前往各自报名的工厂。

填材料途中，一个男生不知道怎么填写学历证明，看我戴眼镜（环顾整个大厅，极少有人戴眼镜），觉得我看上去像是读过点书的，找我帮他编一个。

没想到这个举手之劳，使我收获了打工生涯中第一个，也是关系最亲近的朋友，阿正。

阿正是1993年出生的安徽宿州人，小学毕业就出来工作，他告诉我这里的大部分工友学历都不超过中专，还有很多没完成义务教育的。

为了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告诉他我是中专毕业，之前做小生意赔钱了才出来打工，他深信不疑，之后每次需要填材料时都叫我帮忙。

他之前在富士康、纬创等很多厂干过，月薪多时有4500元，他拿出手机的工资单一页页炫耀给我看。

关于为什么从前一个厂出来，他觉得太无聊了，想换就出来了。“要是做服务业，以我的能力挣五六千一个月都没问题。”他说，只不过他看不上服务的工作。

准备好了材料，我们闲聊了会儿，打了把吃鸡，喇叭里喊道“世硕集合”，于是乌乌泱泱五六十号人集合在一起。

世硕这一批男生居多，女工就七八人，男女比例近6:1，阿正告诉我这已经算女生多的了。

其中有两个与我们同龄的女生，一个年轻些的穿着破洞裤和渔网袜，很潮。阿正对她动了心，于是怂恿我搭伙去追姐妹俩，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在接下来集合、等车、帮搬行李的搭讪后，在车上成功加到了她们的微信。

在整个打工群体中女性占少数，进厂很吃香，比如通常会分到坐班，有文化些的会分到文员岗，交男朋友也容易。

她们是亲姐妹，姐姐叫燕子，28岁，妹妹叫小红，20岁。

他们从老家河南新乡来昆山打工一年多了，之前在一个显微镜厂做了段时间，因为眼睛长时间工作过于疲劳，才重新出来找厂。

到厂下车，阿正很开心地拉我去给她们买水，我拿了矿泉水，他一脸嫌弃的说：“太low了，请姑娘好歹喝好点的啊”，于是他去换了四瓶冰雪碧。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消费现象。在后面两天里，我也几乎没见到工友买矿泉水，他们买喝的都是雪碧可乐居多。

在他们大部分人眼中纯净水是免费的，2块钱的矿泉水无非是买个瓶子，而3块钱的雪碧才是真真实实的饮料。

对于他们来说，这价格上1元的差价，引起的却是价值上质的飞跃，让他们在请喝水上，变得体面起来。这1元钱的消费升级，花的值。

到了世硕厂里，我们在一个像菜市场的大棚底下集合，里面站了将近五六百人，一个穿着黄T恤写着“永兴和”的牌子的人向我们喊话排队集合。

阿正小声告诉我，我们被“卖”给了这家劳务公司，工资他们管，出了事也是他们负责，据说这里的管理很严。

除了永兴和，其他还有吴泰、雨露、富匡等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黄色T恤，每家劳务面前的队伍都有百余人。

劳务的手上握着厚厚两沓的身份证，一百多张身份证喊下来，指挥我们站队。

清点完人后，劳务带我们穿过一个两百人的大堂，里面坐满了在填表格的新员工，穿过大堂让我们在一块空地待着，在大太阳底下，工友们大多无所事事刷着手机。

不久，来了两个劳务，一个拿着喇叭，气势像是这里的头头。一群人很快从嘈杂变为安静，劳务开始讲一些注意事项。

我心里有些忐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且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想用手机记录下这些画面了。

然而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立马发生了，劳务讲话时发现了我在第二排录像，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要出事了。

我当众被劳务叫上去。他让我打开手机相册，发现拍的视频和照片，凶狠地问：“你干什么的，为什么拍这些？”

我说怕我记不住注意事项就录了下来，加上相册里有之前和阿正的自拍合影，他瞪了我几秒没说话，让我拿身份证走人。

后来想起来还是后怕，当时脑海里想到的都是些不好的情形，幸好没有什么人身危险。

我拿了行李出来后，阿正马上联系我说让我等他，随后陆陆续续有人出来，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机会进下一轮。

阿正是因为有大块的纹身，和他一起出来的一个工友叫老杨，他除了纹身之外，还有犯罪记录。

老杨是1994年的，老家在安徽，前一天刚从苏州到昆山来找工作。之前是因为在苏州打架进了局子还赔了对方一万元，现在身上只有两百不到。

出了厂，距离我们来的地方还有七公里，他们打算等公交车回去。

室外温度太高了，我内心呼唤着打车回去，我说我没现金，老杨说他有，于是跑到超市买了三根冰棍，给了我两个硬币。

我想加他微信转给他，他说手机坏了在店里修，叫我不要客气。

后来阿正又把姐妹俩忽悠了出来，于是我们五人成为了一个小团队，一起重新找厂。

大部分农民工只身漂泊在外都很孤独，没有依靠，因此也愿意抱团取暖。

二、我们以为的农村生活

我们回去后在中华园住下，它有个外号叫“瘫痪圣地”，和深圳“三和大神”一样，是外来打工者、无业者的聚居区，其混乱程度不进去走一圈根本无法想象。

在小区门口，有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坐着一边聊天，一边拿着“空调房、无线网”的牌子扇风，一看我们拖着行李，就上来拉着我们去住他们家的房子。

中华园有几十栋多层住宅，一半以上都被群租房攻占了。

我们看了几栋，有的一楼是网吧，二楼到五楼是群租房，一套一百平的房被分割成近十个小隔间。

在这里，群租房价格30元~60元/间不等，网吧6元通宵，全天24小时只要15元，有的群租房里也带电脑，比没电脑的贵10元一天。

一些打工者做两周临时工赚些钱，就能在这里“瘫痪”半个月，等没钱了再出去打工，周而复始。

瘫痪圣地除了瘫痪和脏乱不说，早些时候还是偷窃、抢劫、组织卖淫等犯罪事件的主要地区。

因为对圣地有所耳闻，我们在挑住处时看了几个地方，才勉强选了两间电脑房作晚上的落脚点。阿正、老杨和我三个人住一间，两姐妹住一间。

晚上的夜生活挺丰富，老杨在房间电脑上打了把LOL，嫌网速太差，转而看斗破苍穹和鬼片。

我们四人就去楼下的小广场，买了四罐啤酒和西瓜，坐在广场栏杆上吃。

广场上有大妈在跳广场舞，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打工者，有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也有铺个席子躺在草坪上的。

妹妹和家里通了半小时视频电话，她和阿正用的都是腾讯王卡，看视频和打游戏绰绰有余。

顺带说下手机，阿正和妹妹用的都是OPPO R11S，姐姐用的是比这贵500的一款vivo，后面见到的手机也以OPPO、vivo为主，华为其次，小米和苹果较少。

手机几乎是他们娱乐生活的全部，因此在手机上他们的花费会比较高，在没有腾讯王卡前，其对Wi-Fi的需求也特别强烈。

妹妹给我们看她常刷的快手，她最喜欢的一个快手红人是阿运，长得阳光唱歌好听，而且说话也很舒服幽默，妹妹除了看热播剧外看的最多的就是他的直播。

对于他们而言，信息孤岛问题严重，身边少有能够陪伴、交流的对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主播成为了他们情感沟通的一个释放口。

除了姐妹俩，阿正也看快手，他给我看了他收藏的斗狗视频，其中两条狗在场内互相撕咬，直到一只狗胸口被咬出一个大口子，淌血到无力反抗才被主人停止比赛，其他还包括乡村搞笑视频，以及一些低级趣味的内容。

快手现在的理念是每个人的世界都值得被记录，而早期快手的原始状态是，只要火，就有钱，怎么火，怎么来。

2016年的一篇热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下的中国农村》（原文已被删），第一次剖开了快手世界的横截面，里面有各种穷尽一切办法博眼球的视频。

当时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原来我们的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世界”，用我们的语言叫它“魔幻现实”，以为这就是农村的生活。

而真实状况真的是这样吗?

至少我在千村调查中看到的农村基本都是朴实无华的，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更像一次猎奇，趣味性大于代表性。

哪怕给刚接触的农民工看，他们也会觉得这种口吞灯泡、鞭炮炸裆行为难以理解，毕竟这是面对镜头时的农村生活，和真实状况相去甚远。

同时，我们又确实和他们相隔得远，像这篇写他们的文章，1000个读者中可能才有1个农民工能读到。

同样是普通话交流，白领们可能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比如有工友问“这个厂妹子多不多”，他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我实在找不到女朋友，要去女生多的地方”，很多情况下这仍无济于事。

回住处后，我们定了第二天去上海达丰面试，十二点不到就休息了。

床很小，勉强睡下阿正和老杨，我在电脑桌趴了半天，实在难受，在床上蹭出了一块地蜷着。隔壁有汉子喝酒聊天，一直到深夜。

我们的空调房是限时的，早上七点房主断电，热醒，于是洗漱完起身出发。

我们五人去买早饭，唯独老杨没有买，他这一整天都没吃饭，就吃了中午我分给他的几根火腿肠。

有大巴车送我们去上海达丰厂里，路上被告知学生工不收，让我们提前准备好学信网的档案。

虽然早已毕业，但是我查到的档案肯定会让面试官起疑，于是我让阿正把他的档案截图发我，我把他的名字P成了我的名字，查起来就给劳务看截图。

与我们同一场审核的有四百人，厂里的人力让我们以24周岁为界分成两组站队，24周岁以下的一队，占了有近一半。

这一队的人需要出示学信档案，如果查到是在籍学生就拒录。

七八月份的暑假工很多，学历一般是中职或高职，也有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

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约700万，而中职高职的毕业生有1000多万，其求职、培训的需求量并不小于大学生市场。

阿正、老杨和姐妹俩都顺利通过审查，老杨在我前一个过审，劳务要求他背26个英文字母，他背到EFG就背不出了，好在劳务写了几个字母他都认出来了，也幸运通过。

万万没想到，人力部门对我的检查非常仔细，居然发现了我档案中的号码和身份证不一致，导致我再一次进厂失败。于是只能祝福他们好好工作，一一道别。

三、进入iPhone的主要代工厂之一

祸兮福所倚，在搭车回昆山路上，我收获了调研全程最大的意外惊喜，胖哥。

胖哥没能进厂的原因是他太胖了，工头说没有合适的工作服。他是河南濮阳人，今年34岁，最早是开塔吊的，北京望京SOHO、北京院子就是他参与建造的。

结婚后家里觉得工作危险，就转行开始做水果生意，前两年贩甘蔗因为天气原因赔了十多万，才来到昆山来打工。他说如果进不去厂，就去送外卖。

到了昆山，他问我晚上住哪里，我说先随便转转吧可能住中华园，“中华园太差了，走，哥请你住宾馆。”估计看我的样子比较可怜，胖哥执意要请我住宾馆。

他对中华园很看不惯，之前在中华园日租房出去上了个厕所手机就丢了，以及他一好友曾在这“瘫痪”数月让他很心痛。最终我和他平摊了房费，他请我吃了晚饭。

胖哥非常热情，也喜欢聊天，看我刚出来混，和我讲了非常多，从晚上七点一直到十二点，天南海北地聊。

从厂里的打工生活聊到自己的感情史和家庭，他父亲是开饭店的，家里条件还可以，自己早在1999年就用QQ了，有一个6位数的QQ号后来卖了4万多。

有次在他舅舅水果店里看到了新的女服务员便一见钟情，在装作服务员和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成功追到手，服务员后来成为了他老婆。

胖嫂家境比较穷苦，2004年家里连电话也没有，在MP3刚出来的时候，胖哥买了一个送给她，她也觉得太贵了，没要。

胖哥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他从古科学研究院、稗官野史，聊到他最爱的三国。

他读三国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过了我见过的所有语文老师，他说他喜欢历史和政治，在北京打工那会儿消遣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茶馆，听说书一听就是一整天。

胖的人多半是美食家，胖哥没事喜欢研究食谱，发明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底料并把制作秘方传授给了我。

另外，他也很注重对女儿的教育，他近期打工的小目标是给女儿买个好一点的古筝。

再到厂里那些事，胖哥喜欢和厂里的老一代员工泡在一起，觉得和他们吹牛比和年轻人打游戏有意思得多，这使他对打工圈非常熟悉。

从他口中我知道了昆山仁宝、纬创、世硕环境最差，仁宝B区的宿舍是十人间，一打开宿舍门，昏暗狭隘的空间中衣服的霉味混杂汗水的臭味扑鼻而来。

他当即决定退厂，据说这个厂里的围墙上还流传着一句话“从小不学好，长大进仁宝”。

关于入厂时机。每个厂干满一定时间还有额外返费补贴拿，很多工友都是拿到返费后就离职换下一个厂再拿返费，因此流水线上的员工离职率非常高，平均一个工人3个月换一次工作。

胖哥告诉我九月是工厂忙季，加班多工资多，而且返费补贴会超过五六千元，他现在就打算随便找个厂做一个月，等返费高了再换厂。

工厂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单身男性的生理需求如何解决呢？胖哥笑了笑回答说：“要不要带你出去逛逛？”我说明天还要面试等下次。

后得知主要途径有黄色网站、红灯区（紫竹路、白塘路、盛希路）、约炮、主播等。

其中红灯区最为直接，在长三角的工厂周边会有性工作者的密集区，单次服务价格100~200块钱不等。

不少来这里的人年纪都稍大，甚至有老婆孩子的，在胖哥看来这也比约炮好得多，简单省事。

而年轻的男人往往会在厂里找女朋友，或是同城的炮友，阿正有过同厂的女朋友。

年轻的女工在厂中的追慕者会很多，当然也会有性骚扰现象，在世硕集合时就出现姐妹被一男子贴身的情况，被我们挤开了。

我们聊到很晚才睡，第二天一大早要集合前往无锡绿点电子厂，胖哥帮我找的，说稳进。

这次去无锡的车是辆面包车，司机在高速公路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减速，在应急车道上停下来。

随后，从高速公路桥边翻进来七八个人，拖着行李箱，陆续上了车，满载的车已经没有座位，上车口的位置也堆满了行李箱，有人就直接坐在了过道的行李箱上，十分危险。

我们成功进入了无锡绿点，这是iPhone的主要代工厂之一，其流水线是封闭式管理，每个车间都有无铁化安检。

同一批进厂的工友在抱怨“妈的，又是站班”，光从早八点站到晚八点就够普通人受的了，而在流水线上着统一制服的上万号工人，像机器一样无差异化地站着，熟练重复着这琐碎的工作。

有的更夸张，比如做屏幕的车间要穿无尘服、口罩、和脚套，在大热天从头到脚全身包裹着，只露出两只眼睛，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忙季基本上都是做六休一，有的人为了加班费甚至连续工作20天。

和很多厂一样，通过黑劳务或中介进来的都可能被克扣返费或是社保费用，这家也不例外，听说去年有人因为这事闹跳楼和堵厂门的。

大家出来打工就是为了钱，血汗钱都压榨，可不得搞事嘛！

工会带着搞的吗？

工会到底是个啥？

他们一脸鄙夷地看着我。在他们眼里，工会就和我们大多数人眼中的学生会相似，负责办文体活动，偶尔找工友谈谈心。

然而，其中又不乏有想改变者进入工会，但都困于体系庞大环环相扣，不能跳出体系做出本质的改变。

工人有事了不找工会，自己也能解决。

比如胖哥在富士康厂工作时因为安检门响了，保安拦住了他，他找他车间主任来证明他没顺产品，主任过来直接就问他偷拿什么了。

胖哥受不了被冤枉，想干脆大家都不要在厂里干了，就一拳打在了主管脸上，后来发现是鞋套里掉了颗螺丝。类似这样的事，都是不会想到找工会的。

四、他们的发财梦

关于梦想，大部分工友都会把买车作为他们打工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农民工对买车需求的强烈程度，超过我们大部分人的想象。

在需求面，他们是希望融入城市的一群人，买房太困难，因此有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绝对性的标志。

在消费力上，他们一个月最多能省3000元（吃住在厂里只要120元/月），两三个月的工资就够他们支付首付，之后的月供也不到两千，完全在消费范围内。

还有两个侧面的例子：

第一件，有个厂想叫我们合投一个停车塔，原因是他们五年前建成的时候没有规划停车场，现在厂里外道路上停满了车，很多车没地方停塞上了人行道。

这些车是从哪来的呢？一问，一半以上的车主都是厂里的流水线工人。

第二件，南通的一家弹个车门店，30平方的门店，连展示车也没有，一个月卖了80台车。

要知道现在一家300平方的4S店月均销量也只有60~80台。门店有一半的买家都是18~25岁的外来务工者。

在弹个车上，只要身份证和驾照，首付3400元，月供两千不到，就能开走一辆雪佛兰赛欧。

他们根本不会顾及汽车金融背后的实际利率，和前两年的消费贷现金贷一样，他们都是受诱惑最大的一批人。

宏观上看，2016年美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为0.76辆，而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仅为0.14辆。

这四倍多的差距缩小，不是靠一二线城市的人多买几辆车能达到的，更大的市场来自于这批占中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劳动者。

在其他消费领域也同样如此。他们的工资低涨幅小，大城市买房无望。于是他们有钱就消费，钱不够就网贷消费。

可以理解为其所有的钱最终都是用来消费的，消费收入比远大于城市原住民，他们的收入最终都转换成了他们的手机、食宿、衣着、娱乐、代步车等消费品。

有人会问他们是否会投资理财？答案是会的，但主要途径都是像余额宝的日息钱包，因为他们接触不到优质的投资品。

在他们中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致富途径——买彩票。甚至有工友会制定纪律，每天留一笔钱专门用来买彩票。

他们里没中彩的人还抱有希望，而那些被彩票砸中的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下他们后续的生活。

因为时间原因我提了自离，有一个年纪相仿的工友也办了离职，我们聊了聊接下来的去向，不久便分道扬镳了。

临走时他从包里掏出一罐可乐，送别我。

这次调研就此告一段落。

整个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围绕着他们在招聘、社交、汽车、金融服务、培训等领域的刚需，这个庞大群体背后还有很多痛点等待着被发现、解决。

本文作者徐志锋，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虎嗅网”(id:huxiu_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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