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散落有大量宋朝瓷片，有的地段发现有炮台遗迹。中国长城专家成大林在岢岚考察长城后认定：岢岚境内的长城为北齐、隋、宋三个王朝修筑。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宋代长城，填补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的空白。金长城开始修筑于明昌五年（1194年），因旱灾及张万公等大臣反对而停建。承安元年（1196年），在完颜襄、宗浩的力主下全线开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筑成。
金长城（明昌界）北起内蒙古莫旗七家子村东南1千米处嫩江岸边，经扎赉特旗额尔吐村北，至吉日根，再经阿勒坦浩特嘎查，至林西凌家营子，折向西行，经达里诺尔北岸至商都县上二股地，再至四子王旗白音希勒，终止于武川县上庙沟，全长约1650千米，设有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和屯兵城。六、明代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
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前期（1368年—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
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年—1424年）的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
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
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明中叶（1448年—1566年）长期的大规模兴筑。“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做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众多长城重镇。明后期（1567年—1620年）隆庆、万历之际，蒙古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
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七、清代清长城名称甚多，但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明确称之为长城：“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虽然清代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但只是形式大于意义，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相当大，且地域跨度之大空前，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清朝统治者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实行种族隔绝，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柳条边是民族融合的倒退，是极其反动的措施，在一个国家内，汉人居然不能自由出入。尤其辽东自战国时代的燕国起就纳入中华版图，明末的时候，辽东地区仍然生活着数百万汉人，然而后来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禁止汉人进出东北。
这一野蛮政策使得东北人口锐减，导致沙俄轻而易举殖民东北北部，割走中国1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直到民国时期，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用火车将大量人口运输进东北，才避免了东北再次遭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厄运。清长城与明长城及历代长城不同，是用于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的工具，对内而不对外。清长城是满清政府的权益之计，相对粗糙且保存不多，作用单一，故而很少提及，更无法同明长城比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