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是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而大费土木，耗费巨资而兴建的，为了迎接贾府至高荣誉回归，可以说大观园是当时贾府在当时社会地位上无上辉煌的象征。很难想像这样一座代表贾府至高荣誉的园子会和一个毫无社会地位的乡下老妇联系到一起。刘姥姥曾三进荣国府，第一次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到荣国府找凤姐讨钱度日；第二次是乡下收成好了，给贾府送去一些土特产以表达一下远房亲戚的谢意；第三次是贾府败落以后，进贾府接走凤姐的遗孤巧姐回乡下避难，而作者在第四十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对刘姥姥这个人物描写的篇幅最为生动。
当时贾母以史湘云还席为名，在大观园宴请一干亲戚，恰好刘姥姥送来一些物品，贾母便邀请刘姥姥一同赴宴。试想一下，一个王公贵族家庭里最具权威的人物邀请一个在当时地位极其卑下的乡下人一同就餐，看起来是多么不协调的一个场景。然而，作者这看似极不协调的一笔又有着极深的用意，作为当时四大家族的贾家，生活排场自然是极其奢侈的，这贾府的人们看似稀松平常的奢侈生活对刘姥姥这样一个普通农民来说，不但没见过，甚至听都没听过。
贾母领着她领略了庭院流水，见过了元妃的省亲别墅，品过了栊翠庵尼姑妙玉亲手泡制的清茶，刘姥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这个豪门进行观察和窥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丰富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作为乡野人的刘姥姥不仅得以游园、荡舟、品茶、听戏，而且还以自己诙谐演出带来大观园的欢声笑语，是一种典型的狂欢化叙事。全民性这种全民性特征在“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饮宴上有独特表现，刘姥姥用自己的本色在大观园上演了高潮迭起的喜剧，给大观园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开怀畅饮”。
仪式性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也经历了加冕仪式，怡红院是大观园的中心，一般人很难进入，而刘姥姥不仅进了怡红院，还醉卧在宝玉的床上，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篡权和象征性的加冕，在这个特定场景中，刘姥姥取代了贾宝玉，她以与宝玉完全不同的视角观察大观园，又与宝玉承担着相同的“怡红”功能，给大观园女儿们带来欢声笑语。等级消失刘姥姥是一个身份低下的普通农妇，却意外的受到了“欣赏”和“优待”，成为大观园中最受欢迎的人。
在宴饮中，贾母说：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近我这边坐着。刘姥姥和贾母平起平坐，这在日常等级森严的贾府中是不可想像的。就身份而言，元春在大观园的身份是最为尊贵的，而刘姥姥是最为低贱的。而元春省亲大观园伴随的是泣声阵阵，相互间“垂泪无言”；而刘姥姥游园带来的是欢声笑语，她给大观园带来的快乐，是无论如何尊贵的客人都无法替代的。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使贾府的人获得了难得的狂欢，而因其根深蒂固的等级烙印，即使狂欢也是带着沉重的镣铐。这种视觉和感觉上的反差正是曹雪芹写作艺术魅力所在。他通过这种“戴着镣铐式的狂欢”，将贾府的人们无法摆脱的等级观念及其饱暖空虚诠释的淋漓尽致，让“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刘姥姥到大观园风光一回，以底层人的眼光窥视贾府物质的奢华与精神的匮乏。
《胜算》福原因何突然抓了方世宝，让保安局配合刘翻译查牡丹江的线索，他设的什么局？
因为方世宝是个任人揉搓的软柿子，办事能力也不行，与唐飞的关系看似也看不错。把他抓起来既可以帮着福原审问唐飞，还不会影响福原自己的位置。自从唐飞被抓后，福原的内心既激动又害怕，激动是抓了个非常厉害的共党，害怕则因为唐飞是个烫手山芋。如果处理不好，自己也会丧命在审理唐飞这件事情上。方世宝虽然是警察厅的厅长，是警察厅最大的官职，但因为他是中国人，在警察厅的职位基本是架空的。
作为警察厅副厅长的福原是日本人，实权比方世宝显然更多，再加上福原是保安局局长。想把警察厅里的任何人收押，都在福原的权利范围内的。福原以方世宝办事不力，将其抓到了自己私人别墅里，方世宝与吴科长、唐飞司机和唐飞几人关在一起的。目的也是打感情牌，让方世宝等人对唐飞晓之以情，希望唐飞能被劝动，主动说出自己是共党身份。
福原让保安局配合刘翻译在牡丹江省的行动，是给自己找好替罪羊。福原知道，审理唐飞是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也是个随时会掉脑袋的任务。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福原找上了刘翻译官。审理唐飞这项任务像个烫手山芋一样，川内胜一把这个山芋给了福原，福原又把它递给了刘翻译官。如果没有审理出唐飞是共党的身份，福原就准备把这个烫手山芋全部交给刘翻译官，让刘翻译官来担责，这样一来，福原来有可能不会掉脑袋。
此外，让刘翻译官主理牡丹江的线索，也是为了给刘翻译官一点甜头，让他尝到权利带来的优越感，这样会让刘翻译官更卖力的帮助福原找出在牡丹江省的共党人员。从刘翻译官在牡丹江省的行事派头来看，是做足了当领导的风采。福原这一招用得真好，不过刘翻译官是想升官想疯了，就没有想过像唐飞这样重要的共党，福原怎能放心交给他呢？根本是在给他找坑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