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必须首先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中排除虚假、错误的证据，余下的那个证据才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因为三国时期的南阳郡与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是两个概念，不是三国时期的南阳郡，就意味着在现在的南阳市，同样的，不在南阳郡，也不意味着不在南阳市，这个得看具体的行政划分。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南阳位于现在哪个省？
诸葛亮写过一篇《出师表》，里面有一句特别的著名，那就是"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按道理说，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是说躬耕于南阳郡，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按现在的行政划分，说诸葛亮的躬耕地现在是在河南省的南阳市，那就是值得商榷了。因为三国时期的南阳郡与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是两个概念，不是三国时期的南阳郡，就意味着在现在的南阳市，同样的，不在南阳郡，也不意味着不在南阳市，这个还得看具体的行政划分。
我们可以找几个很明显的反例，比如刘秀南阳郡蔡阳人，刘秀是南阳郡人，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说刘秀的故乡在现在的南阳市，那就有问题的了，因为南阳郡蔡阳县在现在的湖北省襄阳市。还有樊城，樊城开始是属于南阳郡的，而在建安十三年的时候，曹操设立了襄阳郡，这个时候樊城就属于襄阳郡了，而现在当然是属于襄阳市了。
所以，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无法成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卧龙岗的证据，因为这里面仅仅说是躬耕于南阳郡。另外，有人认为这里面的南阳，不是指南阳郡，而是指宛城，这个也明显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三国志里面，南阳与宛城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张绣与曹操的宛城之战，如果能在三国里面找出一处，烦请告知。另外，卧龙岗这个词出现十分晚，而隆中则不一样，很早就出现了，另外一些人拿一些文学作品，还有岳飞手写的出师表，认定诸葛亮的躬耕地是隆中，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比如岳飞在隆中，或者在成都的武侯祠，同样都有可能书写。
而苏轼在文赤壁写下了赤壁怀古，而赤壁之战根本就不是那儿发生的，也说明了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他们的作品并非在考证历史，而是诗以言志。另外，比如屈原是在汨罗江投水的，而汉朝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在过湘水所作，贾谊也显然不是在屈原真正的投水处写这一篇赋文的。另外有些人从大树，还有碑文来说明，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诸葛亮是草庐，大树和碑文全是后人加进来的，也都是为了纪念诸葛亮的，也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是诸葛亮的躬耕地，难道非诸葛亮躬耕地的武侯祠就不能有大树和碑文吗？。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在现今什么地方？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指的现在的襄阳隆中。不过，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和陈寿都没有提及襄阳或者隆中一个字，而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的主要依据是东晋襄阳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个说法除了习凿齿，到目前还没有见到其他史书有可以印证的相关记载，是一个“孤证”。
不仅如此，此说还与其他史书的记载尤其是习凿齿自己的记载自相矛盾，故此“孤证”是不成立的。南阳郡邓县的前身是春秋时期的邓国，其南界是位于汉水北岸的“鄾”，《左传·桓公九年》有“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的记载。这个鄾为邓之附庸，《史记》曰“邓之南鄙小国”。其故地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襄阳市东北一带。
盛弘之《荆州记》：“樊城西北，有鄾城”。《通典》载：“临汉有鄾城，在今襄阳县东北十二里，盖邓之南鄙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也记载“浊水东流注入淯水（今唐白河）又南径邓塞东，又径鄾城东，古鄾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既然习凿齿与众多史书记载“鄾”是“邓之南鄙”，那位于汉水南岸的隆中怎么可能越过汉水北岸这个“邓之南鄙”的“鄾”而属于南阳郡邓县呢？关于隆中是否属于南阳郡邓县的问题，除了习凿齿《襄阳记》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明确将汉水南岸之地排除在南阳郡之外，《襄阳记》还有“襄阳有孔明故宅”，“刘备访世事於司马德操。
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以及“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衞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如果我们把习凿齿的这些记载进行综合审查，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是不能成为“隆中属南阳郡邓县”这个“孤证”的佐证的。
就证据的证明要求来说，要求达到不容有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襄阳有孔明故宅”和“亮家于南阳邓县”的记载显然是矛盾的，庞德公说的“此间”是哪里？是南阳郡邓县，还是南漳县水镜庄或者庞统居住的鱼梁洲？这个“此间”与邓县、南漳、襄阳三县矛盾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必须首先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中排除虚假、错误的证据，余下的那个证据才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