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以后，北方进入了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北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南方还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特别是“永嘉南渡”之后，北方先进的技术、文化被大量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的大发展，而作为东晋首都的南京，更是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政治中心。南京所积累起来的雄厚实力，成为后续朝代建都于此的基础。02 建都南京，有利于对北方政权的威胁及时作出反应一般认为南京为偏安之都，建都南京就意味着偏安一隅，不思进取。
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指出:历代帝王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而其据于此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薰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隽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慨。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建都南京的王朝，除了明朝外，要不就是割据一方，要不就是即将覆灭，要不就是苟安旦夕。
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没有哪个朝代一开始就想偏安，就拿我们认为软弱的东晋来说，建国之初，也是有北伐之志的。如《晋书·王导传》所载: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 “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
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次迁都之议的背景是历阳( 今安徽和县) 内史苏峻叛乱，造成建康满目疮痍，宗庙宫室并为灰烬。这时候，大臣温峤建议迁都豫章( 今江西南昌市) ，甚至还有很多人建议迁都会稽( 今浙江绍兴市) 。但是王导都不同意，他认为豫章和会稽都属于属深僻内地，迁都那里等于向“北寇”（即石勒建立的后赵）示弱，另一方面让东晋士人认为朝廷想偏安。
不仅东晋一朝百余年始终都于建康，前此之孙吴、后此之南朝，以及再后之南唐，这些朝代一开始并不是想着偏安，向北方示弱，以求自保而已的，只不过南方的政权最后基本上都败给了北方政权，所以才给了我们一种建都南京就等于偏安示弱的感觉。其实，南京并不是偏安之都，这点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出来。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中的分析: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 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
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 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南京紧靠长江天险，在古代，要想打过长江绝非易事。在六朝时代以及南唐立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南京都属这样的南北方军事对峙的前沿地带。以守国言，孙吴、陈朝多守江，东晋至梁以及南唐多守淮。因此，在地理上南京进可攻，退可守，是非常理想的建都地方。
03 华夏正统之都向上面分析的一样，南京实当军事地理的前沿地带，所以在南北对峙期间，定都南京其实要毛很大风险的，那为什么南方的政权还大都定都南京的，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正统”性问题。联系着王朝对正统地位与正统的追求。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北方五都，南方两都。北方五都，无一例外地都做过胡族（非汉人）政权的都城，尤其北京，在元明清三朝中，就有两个朝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
而南京，无论分裂时代还是统一时代，建都者皆为华夏( 汉族) 政权，古都南京的正统性质也就因此而定。正统在统一时代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分裂割据之世，争夺正统则是普遍现象。建都南京的王朝，始终拥有的正统依据是华夏传统文化。这样，南方政权为了宣示正统性，就必须建都于较前沿甚至很前沿的南京，既不示人以弱，更示天下以恢复天下的决心，又不仅显示恢复的决心，也需适时显示恢复的行动，此即所谓的北伐。
把南京农业大学迁到苏北(宿迁)，建立[江苏农业大学]可行吗？
仍然认为南农大外迁苏北(宿迁)可行！这不仅仅是苏北(宿迁)需要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而是中国农业需要有一个全新变革，一颗中国种子。农业大学首当其冲应有这个担当，不能还躲在车水马龙柏油路高楼大厦水泥森林林立的城市中苟且了！主席当初号召上山下乡有很多深意。当今农业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能创造的效益已不足支撑农民需求，这是低层次的；另有一些公知已发出更深层次的呼吁，比如温铁军马光远等，有立国之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