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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汽大众探岳的上市让不少车友兴奋不已，它给出了18.88万元-31.98万元的售价区间，比同级竞品途观L要便宜不少，新车提供280TSI、330TSI、380TSI及两驱、四驱四种动力选择，这款中型SUV是否值得我们掏腰包？它有哪些大毛病和小瑕疵？先看看再剁手不迟。

大众作为国内的"金字招牌"，定价在20万左右基本上不愁卖，但疯姐认为这次探岳可能要凉，为啥？设想一下，你手持二十多万元的巨款，到底是买探岳还是买途观L？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途观L的。探岳的优势是年轻，而途观L的优势是，你坐到车内明显感觉比探岳要高出一截的档次。

定价，可以说是探岳的一个"大毛病"。

探岳一口气推出了十款车型，分为1.4T和2.0T高低功率三种动力配置以及前驱和四驱两种驱动形式，价格从18.88万覆盖到31.98万，跨度超过13万，它的波及范围会涉及到谁呢？我们来看看20万级别销量最大的几款主流SUV车型以及它们的主销型号和终端价格：

从上表可以看出，探岳的竞争对手相当多，并且个个实力不俗，销量上途观L一骑绝尘，这或许释放出一个信号，探岳要与途观L死磕到底，瓜分紧凑级别到中级SUV这个市场。

除了价格，探岳的小毛病也不少。

首先，在车内用料方面，探岳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柯迪亚克，虽然途观L内部也有大量的硬材质，但是整体的质感还是有的，而探岳的内饰用料看起来更为廉价的多，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台价值20万的大众车。

另一方面就是实用性，探岳这款车主打年轻，它在诸多方面多考虑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需求，但是恰恰忽视了实用性，比如说这个中央扶手，它基本上起不到扶手的作用，更像是一个摆设，即便是将它调高之后，你会发现它依然处于一个让人很别扭的姿态。

至于储物空间啊，座椅腰部支撑啊这些，大家都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我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探岳这款车上的一些小瑕疵，或许对于一部分消费者来说无伤大雅，但是我们必须认知到它们的存在，才能对这款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方便我们去判断这个价格选择这么一款产品到底值不值。

写在最后：探岳的优点很多，今天不多说明。总的来讲，探岳相对于途观L来说，价格优势更为明显，而途观L的优势就在于，市场的良好口碑，以及终端价格的一定优惠力度，那么探岳和途观L未来一起竞争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编者按：从2017年8月底到现在，达拉·科斯罗萨西加入Uber担任首席执行官已经过去了7个多月。他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近日，《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详实地报道了科斯罗萨西加入Uber之后的情况。

一、

印度的古尔冈克市（Gurugram），是新德里以南20英里处的一个技术和商业中心。高速公路上挤满了人力车、排放废气的公共汽车，时不时还出现一两头不能移动的奶牛。在这座城市中的玻璃高楼里，有数十家跨国公司在印度的办公点，包括百事可乐、谷歌和微软。一天早晨，一辆白色的SUV停在了Uber的印度办公楼前，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Uber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在极简主义风格的大厅里，两名当地员工迎接了科斯罗萨西，带领他参加了一个传统的印度教灯光仪式——aarti。这个仪式的目的是消除消极情绪，带来轻松和乐观的态度，标志着一个吉祥的开始。科斯罗萨西微笑着，看着被玫瑰和大丽花花瓣包围的青铜灯，点燃了其被酥油浸湿的灯芯。一名Uber的女员工在他的额头上戳了一个红色的点，并递给他一束鲜花。他穿着一件黑色运动夹克，搭着白色的礼服衬衫和修身牛仔裤。

几分钟后，科斯罗萨西被带到了餐厅，与一群Uber的印度员工见面。他看起来非常疲倦。他在为期两天的日本之行后飞抵印度，将在这里停留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在日本，他参观了丰田的工厂，并游说政府官员让Uber在当地扩张。尽管Uber在印度仍处于亏损之中，但增长速度很快。科斯罗萨西的日程表非常“疯狂”，不仅要与印度的政界人士见面，参加监管机构的会议。在当天晚上，还要与总统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会面。当地的政策专家就谈话要点向科斯罗萨西做了介绍，建议他称Uber的司机为“微型企业家”——正如Uber印度的首席业务官所说的那样，这个词能让“政界人士的心中感到温暖”。

在餐厅里，Uber印度的总裁向科斯罗萨西提出了一系列的游戏问题：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你会对22岁的自己说些什么？”

“尽快从投行中脱身，”科斯罗萨西说。

“你读的最后一本书是什么？”

“哦，那是，呃......我真不敢相信我在说这个。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书《Fire and Fury》。”人们笑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来印度，”48岁的科斯罗萨西说道。当他还是在线旅游公司Expedia的首席执行官时，他的签证被拒了——因为他的伊朗背景和充满穆斯林特征的名字。他说，显然“Uber更有吸引力。”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然后，科斯罗萨西谈到了Uber的未来，包括2019年上市的计划，以及将规模增长到目前的20到30倍的目标。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深沉起来。“公司之所以让我加入，是因为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从业务的增长来说，我们可能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或正确的选择。但是，对竞争的思考可能有点过于激进, 甚至其中一些事情是错误的。”他不需要再一一罗列了，其中的许多错误已经被广泛宣传。“错误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他接着说。“问题是，你是否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2017年是艰难的一年，但这将会使我们成为一家更好的公司。”

去年8月，科斯罗萨西接受了Uber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他接管了硅谷最成功且丑闻最严重的公司。Uber一直在激进地扩张，部分原因在于，它将障碍（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政府监管机构）视为需要克服的不便。在很多方面，这种战略发挥了作用。就在Uber在旧金山第一次推出Black Car打车服务之后的七年时间里，它已成为世界上知名的品牌之一，也是那些大型的私人控股公司之一，投资者对它的估值达到了720亿美元。Uber现在拥有18000名员工，在73个国家开展业务。除了提供打车服务之外，它还提供外卖服务（Uber Eats），它的工程师正在开发垂直升降飞机( Uber Elevate )和自动驾驶汽车——这是一个消耗大量资源的项目。在3月份遇到了重大挫折——Uber的自动驾驶汽车在亚利桑那州道路上测试的时候，撞死了一位行人。

自从加入公司以来，科斯罗萨西一直扮演着奉承者、外交官、谈判者和推销员的角色。他之所以被Uber董事会选中，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个性：和蔼可亲、没有威胁、对投资者感到放心的那种企业言论感到满意。Uber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让公司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他的领导下，Uber也获得了可怕的名声，体现出了那种重视结果的硅谷文化。科斯罗萨西对新德里的访问，除了其他事情外，还需要处理 Uber 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事件。2014年，一名女乘客指控她的Uber司机强奸。据报道，随后，卡拉尼克推测，这起袭击是由印度竞争对手Ola发起的，Uber的经理获得了受害者的机密医疗记录。(这个经理随后被解雇，卡拉尼克否认了这些报道。）事实证明，这名司机曾多次因行为不当而被举报，Uber什么也没做。

去年夏天，一群投资者把卡拉尼克从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赶了下来。Uber正在接受来自五个不同方面的联邦调查，还面临着多起民事诉讼，涉及性别歧视、司机投诉，以及公司对2016年出现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的隐瞒。Uber的名声急剧下降震惊了硅谷。即使面对相反的证据，硅谷还是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种好的力量。风险投资公司Venrock的合伙人尼克·贝姆（Nick Beim）告诉我：“这家特殊的公司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它给硅谷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与此同时，Uber在财务上的持续成功，强化了冷酷无情会得到回报的想法。“如果你赚了很多钱，纵容不道德行为也没关系吗？“贝姆问。“不应该是这样的，但这是硅谷需要表明立场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Uber的董事会希望科斯罗萨西能够修复公司的形象。“他是一个关系型的人，”曾投资优步的Google Ventures前管理合伙人大卫·克莱恩( David Krane )告诉我，“他更有耐心。”Uber董事会成员亚利安纳·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提到了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Marcus Aurelius ）：“在处理瘟疫、入侵和背叛的时候，他总是能设法保持冷静。”她与科斯罗萨西开玩笑说，他有着同样的品质。

科斯罗萨西现在的任务是，在不牺牲Uber最初取得成功的特性的情况下，将这个笨重、雄心勃勃的公司转变为一个更传统的公司。一位Uber的投资者告诉我，“Uber中常用的一个词就是‘fierce’（代表狂热的、猛烈的意思），我喜欢这个词。但它会被强调的太过了，”他说，问题是“达拉如何保持公司文化的积极方面，并在激烈竞争的同时改变迫切需要改变的方面？”

二、

Uber的想法源自于一些年轻的科技创业者，他们希望有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在旧金山喊出租车。2008年，一位名叫加勒特·坎普( Garrett Camp )的加拿大软件程序员，开始研究使用智能手机在城市中喊车的想法，并与他的朋友卡拉尼克推出了具体的业务。卡拉尼克曾共同创办了两家文件共享的创业公司（第一个叫做Scour，用于电影和音乐文件的共享，因侵犯版权而被起诉，最后破产了）。Uber 最初专注于Black Car豪华轿车服务，但卡拉尼克很快就采用了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 Lyft 的模式，允许司机使用自己的车辆来运送乘客。

从一开始，Uber 的业务就建立在打破规则的基础上。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服务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公司并没有试图去说服监管机构允许其运营，而是选择忽视许多规定。因此，Uber一直处于战斗状态。（卡拉尼克曾经说过，“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候选人是Uber，对手是一个名叫出租车的混蛋。”）公司最初的名称是UberCab。2010年，在卡拉尼克被任命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当天，收到了一封来自旧金山交通局和加利福尼亚公共事业委员会的终止函，声称这家新公司显然是一家出租车公司，因此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据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的著作《暴发户》(The Upstarts), 卡拉尼克只是简单地从公司名称中删除了"Cab"一词，并以其他方式驳回了这封信。

随着公司扩展到其他地区，包括纽约、西雅图、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它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在服务推出之前避免与当地政府联系。“游击队员”被派往国外城市。从2011年的巴黎开始，到2012年的伦敦，他们遵循了同样的策略。在许多地方，用户热情地欢迎Uber。但该公司的到来也促使了出租车司机的街头抗议，监管机构的诉讼以及避税指控。在世界各地，Uber被罚款和禁止。在法国，其高管因涉嫌提供非法服务而被捕。在首尔，卡拉尼克被缺席起诉。

尽管存在争议，Uber还是受到硅谷和华尔街投资者的推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Uber是颠覆出行行业的典范。2011年2月，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成为Uber的主要投资者，为其提供了1200万美元的融资，公司估值为6000万美元，Benchmark的合作人比尔·格利（Bill Gurley）加入Uber董事会。两年后，纸面上的估值已增加到了35亿美元。很少有私营公司的估值会如此迅速地上涨，其他投资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TPG，Menlo Ventures，First Round Capital，Lowercase Capital，高盛，富达和软银都成为了Uber的投资者。卡拉尼克让潜在的投资者相互竞争，并在接受资金时规定了一些交易条款，这些条款赋予了他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包括对董事会多数票的有效控制。这种动态的形成，使得联合创始人能够充分利用为他提供融资的人，这意味着 Uber 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获得资金，而投资者对其行为的约束也相对较少。

2015年9月，卡拉尼克在拉斯维加斯安排了一次公司的“务虚会”。在会议上，碧昂斯（Beyoncé ）和大卫·格塔（David Guetta）举行了音乐表演。“务虚会”的核心是一场别出心裁的演讲，卡拉尼克介绍了他与首席产品官杰夫·霍顿(Jeff Holden)共同提出的14种文化价值观，霍顿在亚马逊任职了很长时间之后，加入了Uber。据一位与会者说，卡拉尼克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中包括“superpumped”（卡拉尼克最喜欢的单词之一，意思是要超级有热情地对待工作）、“任人唯贤和脚踏实地”（最好的想法应该取得胜利，员工不应该担心冒犯同事）、“让建设者建功立业”（不要试图限制表现优秀的人），以及“总是要异想天开”等。

2017年1月标志着Uber糟糕的一年的开始。公司的发展速度太快了。Uber前沿技术事业群负责人埃里克·梅霍夫( Eric meyhoffer )告诉我，“我们在七年内从0美元增至700亿美元。同样的过程，福特花费了70年。”（他形容在公司工作，就像骑着点燃的火箭，把头伸出窗外。）然而，Uber缺乏支撑业务的基础设施。没有首席财务官或首席运营官，这对于Uber——一家在严格监管的行业中运营的大规模公司——来说是不寻常的。1月27日，在特朗普总统颁布全面的移民禁令后，该公司发现自己处于一场公关灾难中。移民禁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自发性抗议活动，其中包括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抗议活动。出租车工会宣布，为了声援抗议者，出租车将不会在机场接载乘客。Uber告诉乘客，它将会暂停飙升的定价，不会让大量的需求提高价格。公众认为，这是在企图破坏出租车的罢工。（Uber坚持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在社交媒体上开始了“删除Uber”的活动，有20万人从手机上删除了这个应用。

大约在同一时间，Uber聘请了一位新的人力资源主管，来自谷歌的丽安·霍恩西（Liane Hornsey）。霍恩西说，当她向别人通报她的新职位时，她“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人们告诉她，Uber的名声很差，并说：“哦，他们确实需要你。”霍恩西的最初印象是，许多员工看起来似乎非常焦虑和过度劳累。卡拉尼克提倡内部竞争的观念，不同的团队在同一个项目上相互竞争，这导致了员工之间保密、缺乏合作和敌意。“没有信任感，没有‘我们一起建立这一切’的意识，”霍恩西说。

性别歧视问题并不明显。“数据中有一些东西表示，这不过是年轻小伙子的放荡不羁，”霍恩西说。“这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然后，2月19日，一位名叫苏珊·福勒( Susan Fowler )的前Uber工程师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声称Uber的人力资源部门未能解决令人不安的性骚扰问题。备忘录在星期天发布的，霍恩西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正和丈夫在车里。她惊呆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期间卡拉尼克和霍恩西、Uber北美的负责人瑞秋·霍尔特（Rachel Holt），公共和政府关系负责人讨论该怎么做。赫芬顿，董事会中唯一的女性，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对抗这个问题？这是错的吗？这是不是真的？’之类的话语，”霍恩西说。“我只是听到，‘该死的！见鬼！如果这是真的，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Uber聘请前美国司法部长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现在是Covington＆Burling的合伙人，负责领导对优步文化的外部调查。另一家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受聘调查福勒的指控和其他不当行为指控。两天后，赫芬顿提出了对Uber文化价值观的补充：“不允许有任何聪明的混蛋。”

负面消息不断累积。2月23日，谷歌成立的自动驾驶部门Waymo对Uber提起诉讼，声称Uber窃取了激光扫描技术——激光雷达的机密信息。2月26日，Uber的一名高级员工被解雇，原因是公司发现，他因性骚扰指控辞去了以前在谷歌的工作。两天后，正当Uber准备宣布旨在修复与司机关系的措施之际，彭博社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卡拉尼克两个年轻女性一起，坐在一辆Uber Black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在视频中, 卡拉尼克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因为司机抱怨 Uber 降低了费用, 使他很难谋生。争论升级, 卡拉尼克愤怒地告诉司机，“有些人不喜欢为自己的破事负责。 他们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归咎于别人!”三天后，《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叫做 Greyball 的 Uber 内部秘密项目，目的是给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提供一个假的 Uber 应用程序, 以阻止他们对Uber服务的调查。随后，又有报道称，Uber利用另一个名为Hell的秘密项目，来识别为Lyft工作的司机，并把他们引诱走。

Lyft的公司形象，包括它粉红色的标志，比Uber更受欢迎，而且该公司没有丑闻。随着乘客从 Uber 离开, Lyft 逐渐从一个弱者变成了强大的竞争对手，筹集了17亿美元的资金，并将其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提高到了30％以上。与此同时，Uber员工的士气低落。前旧金山 Uber 的总经理韦恩·汀（Wayne Ting），现在是科斯罗萨西的首席参谋长，他告诉我：“我认为在2017年，我们很多人都在了解媒体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是令人震惊的，也是不可原谅的。”汀把卡拉尼克离开之前的一年描述为一个“脱离身体的经历”。“这引起了很多反思，”他说。“我想留下来吗？我需要看到什么样的变化，才会想要留下来?”

一位前Uber员工告诉我，旧金山办公室的人对此感到担忧，但这并不是因为新闻标题给出了暗示。“房间里的大象是商业模式是否可行，”他说。Uber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补贴乘车费用，以保持低利率和乘客的重复使用。它的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唯一能让 Uber 盈利的方法就是增加人们的乘坐量, 提高每次乘坐的价格。但只要Lyft或其他竞争对手提供折扣，提价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者只会转而使用更便宜的应用。只要风险资本继续流入打车业务，Uber的竞争对手就会继续提供折扣乘车服务。“他们如何在减少乘车补贴的同时，又不减少人们的乘坐量，是一个很大的数学难题，”这位前员工告诉我。2017年，Uber大幅增长，但它的亏损达到了44.7亿美元。

六月初，Uber公布了两项针对职场不当行为的调查结果。公司解雇了20名员工，另有31名员工接受培训或咨询。6月11日，包括卡拉尼克在内的Uber董事会聚集在一起，听取霍尔德团队的调查结果，他们审阅了300万份文件，并采访了200名现任和前任员工。该报告描绘了该公司的严峻形势，并建议进行47项改革，包括重组董事会，以使其更加独立，限制在公司活动中使用酒精和毒品。一位合规顾问将这份报告形容为“对一个估值数百亿的公司来说，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工作场所文化灾难的、最引人注目的讨论之一。如果你改变其中的一些商业和法律语言，你可能会认为你在读一份关于《动物屋》的报告。”

在董事会召开会议的前一周，卡拉尼克的父母在划船时出了事故。他的母亲死了，父亲受了重伤，卡拉尼克悲痛欲绝。董事会讨论卡拉尼克是否应该请假悼念，以及减轻负面宣传的阻力。据一位熟悉此次会议的人士透露，投资公司TPG的董事会成员、共同创始人戴维·邦德曼( David Bonderman )曾告诉卡拉尼克：“特拉维斯，坦率地说，我无法想象这家公司没有你，也无法想象这家公司有你。”董事会要求卡拉尼克无限期休假。与此同时，公司将由一个由16名高管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九天后，Benchmark的两名合伙人给了卡拉尼克一封来自一群投资者的信，要求他立即辞职，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辞职，他们将公开反对他。目前还不清楚董事会会议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卡拉尼克同意了，并辞职了。

三、

科斯罗萨西有时会穿一件上面印着“我们都是梦想家”字样的T恤。他经常谈到，他在1978年和家人逃离伊朗后，寻求庇护的经历。当特朗普发布移民行政命令时，Expedia与其他科技公司一起，宣布支持华盛顿州对该禁令提起的诉讼。此后，科斯罗萨西就对总统的政策非常蔑视。8月份，在特朗普对夏洛特维尔暴力抗议活动的反应方面引在争议之后，科斯罗萨西在Twitter上写道，“我一直在等待，我们的总统能够达到期望, 而他和他的办公室却屡次失败。”

在伊朗革命使国家陷入混乱之前，科斯罗萨西的家人在德黑兰过着富裕的生活。一位有钱的叔叔搬到了纽约，科斯罗萨西和家人暂时逃到了法国南部，他们全家曾在那里度过假，后来移民到了美国，搬到了纽约塔里敦的一套三居室公寓里。抵达美国后不久，52名美国外交官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危机，在美国引发了反伊朗情绪。他们的家族从大洋彼岸看着他们的制造业务，被新的伊斯兰政府收归国有。

科斯罗萨西的父母将他们剩余的资源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中，让科斯罗萨西和他的两个兄弟进入了他们的表兄弟就读的哈克里预科学校。科斯罗萨西当时读五年级，英语说得不太好。“起初，这是一个艰难的调整，”他告诉我。“但我们知道如何踢足球。我的兄弟们在学校里完全是足球之神。这就是我们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方式。”科斯罗萨西被科学所吸引，他的父亲鼓励他成为一名医生。科斯罗萨西解释说，在伊朗，“世界上的英雄是工程师或医生。”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回到伊朗去照顾自己生病的父亲，被政府逮捕并拘留了六年。科斯罗萨西的母亲留下来照顾三个还处于青少年的男孩，在曼哈顿的一家高端女性服装精品店担任销售人员——这是她之前经常光顾的一家店面。“我认为我家里有一种暗流，那是我们失去了一切，”科斯罗萨西告诉我。在8月份他第一次向Uber员工发表演讲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作为一个移民，你的肩膀上有一块芯片，它会驱使你前进。”

投资银行Allen＆Co.的总裁赫伯·艾伦三世（Herb Allen III）是科斯罗萨西的一名同学，曾经和他的家人一起吃晚饭——非常温暖，最后往往以棋盘游戏或猜哑谜结束。“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注重家庭关系的家庭，”艾伦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你不得不发挥自己的潜力。你穿的是全家人的球衣，你应该有一定的行为举止。”

科斯罗萨西就读于布朗大学，在那里学习生物电子工程专业，并把自己沉浸在角色扮演游戏“龙与地下城”中。此外，他加入了一个水球运动员联谊会，并对听到人们对他的名字发错音感到厌烦——“达拉什么？”——他开始介绍自己是达伦K（Darren K）。“这听起来像一个色情明星，我知道，“他说。

毕业后，科斯罗萨西去了Allen＆Co.工作，担任初级投资银行家。他的一个兄弟也在那里工作。在科斯罗萨西任期的第一年，他获得了一笔两万美元的奖金和一次免费的非洲狩猎旅行。Allen & Co. 以其在为大型媒体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闻名，科斯罗萨西很快就开始与巴里·迪勒( Barry Diller )合作，后者正在经营QVC并试图对派拉蒙（Paramount）进行敌意收购。虽然这笔交易没有达成，但迪勒对科斯罗萨西印象深刻，并邀请他去迪勒的控股公司IAC工作。2005年，迪勒的Expedia公司正在与第二代在线旅游企业竞争，寻找新的首席执行官，迪勒要求科斯罗萨西担任该职位。“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立即看到他有天赋——这是天生的，”迪勒告诉我。“我们相信，把人们直接扔进水里，他们会下沉一点。这个过程是一种进入他们真实角色的窗口。他没有任何操作经验，我们就把他扔进了那个水里。事实证明，他不仅仅是掌握了这份工作。”

在科斯罗萨西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Expedia的增长非常显著，从2005年的21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01亿美元。（它的主要竞争对手 Priceline 在同一时期增长了更多。）科斯罗萨西非常受欢迎，公司被认为是一个稳定和令人满意的工作场所，在员工中，妇女和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所占比例很高。

2017年8月，当科斯罗萨西打电话给迪勒，告诉他，他正在追求Uber的工作时，迪勒试图说服他退出。迪勒和他的妻子黛安·冯·福斯滕堡（Diane von Fürstenberg）是卡拉尼克的朋友，迪勒知道Uber的处境十分艰难。“我说，‘噢，我的天啊，达拉，你一定是疯了’，”迪勒告诉我。“‘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最后，他在为期三周的谈判中向科斯罗萨西提出了建议。

8月10日，Benchmark 迈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起诉卡拉尼克。这起诉讼指控他犯有欺诈行为，目的是“巩固自己在Uber董事会的地位，并为自己的私利增加对Uber的控制权”，并指控他暗中为他的回归扫清道路。 Uber董事会被分成亲卡拉尼克派和反卡拉尼克派，这种分裂反映在首席执行官人员的搜索中。当时已经确定了两名候选人，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和惠普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这两位都是运营着庞大公司的名人首席执行官。卡拉尼克和他的盟友青睐伊梅尔特，他表达了对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尊重，并表示希望卡拉尼克继续深入参与到公司的运营中来。另一个由Benchmark领导的派别，正在支持惠特曼，这家风险投资公司与惠特曼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没有一个派别为科斯罗萨西游说。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的候选人“有点好玩——我总是第三个不知名的候选人。”

对于候选人来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卡拉尼克是否会继续在幕后操纵Uber。8月底，当科斯罗萨西在旧金山的Uber董事会前正式发表演讲时，卡拉尼克就坐在他的正对面。科斯罗萨西制作了一套PowerPoint幻灯片，当他开始讨论治理问题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关于卡拉尼克的一张幻灯片上写着，“不能有两位首席执行官”。“我很清楚，我们需要分离，如果我进来，我需要被承认为一名领导者。我们不得不推开特拉维斯，”科斯罗萨西告诉我。““特拉维斯已经完全不在公司工作了。”（3月底，卡拉尼克宣布他已经收购房地产创业公司City Storage Systems，并将作为首席执行官加入该公司。他仍然是Uber董事会的成员。）

第二天早上，伊梅尔特莫名其妙地宣布他要推出。突然之间，科斯罗萨西成了一个竞争者，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反对惠特曼投票需要一位候选人。董事会成员再次聚集在旧金山四季酒店的一个会议室，开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并将他们的决定发送给猎头公司。第一轮之后，结果平分秋色，惠特曼4票，科斯罗萨西4票。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投票。其中两名董事会成员在海外，用电话接入参加会议。其他人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就像僵持不下的陪审员一样。最终，Benchmark表示，如果惠特曼成为首席执行官，它可能放弃对卡拉尼克的诉讼。一些董事会成员对这种施压策略做出了不利的反应，并改变了他们的选票。赫芬顿说服了Benchmark，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应该宣布对获胜候选人的裁决是一致的。

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科斯罗萨西和迪勒通了好几次电话。惠特曼已被选中的谣言开始流传，迪勒试图安慰科斯罗萨西。当迪勒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时，两人正在打电话。邮件来自科技网站Recode的执行编辑卡拉·斯威谢尔（Kara Swisher）。电子邮件上写着“是达拉。”迪勒问科斯罗萨西，“你确定没有人打电话给你吗？”

40分钟后，当他接到赫芬顿的一个电话时，科斯罗萨西正在开车去买晚餐用的杂货。“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赫芬顿说。“你先听哪个？”科斯罗萨西告诉她，他先听好消息。

“好消息是，我们选择了你成为Uber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她说。

“坏消息是什么？”科斯罗萨西问道。

“消息已经泄漏了。”

四、

在一个下雨天的下午，我与科斯罗萨西、他的妻子悉尼·夏皮罗（Sydney Shapiro ），以及他们5岁的双胞胎男孩，在他们位于西雅图北边的家中见面。（在以前的婚姻中，科斯罗萨西也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和儿子。）Uber董事会成员将科斯罗萨西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作为他的吸引力。这与卡拉尼克的单身生活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科斯罗萨西每周都会从西雅图的家中到旧金山工作。他承认这是一个挑战。在新德里接受 CNBC 采访时，一个年轻人问他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他笑了。“不幸的是，现在，工作已经占据了上风，”他说。“我的家人对此并不高兴。”

当我们在厨房的一张长桌上旁坐下来吃烤鸡肉和蔬菜汤时，男孩们正在吃着涂有黄油的意大利面 。夏皮罗告诉我，十年前，当他们相亲时，科斯罗萨西穿着西装，开着一辆租来的沃尔沃。“我想，他是Expedia的首席执行官，他会傲慢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应该会是一个......混蛋，”夏皮罗说。她曾经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对科斯罗萨西刚刚离婚表示担忧。夏皮罗身材高挑，穿着破洞牛仔裤和演唱会T恤，说科斯罗萨西让她感到惊讶。“他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他很有趣，”她说。她告诉我，当Uber的工作出现时，她立即知道科斯罗萨西的选择是对的，尽管他对自己是否有机会持怀疑态度。在他还在面试的时候，她就开始关注加州的房地产了。她还鼓励他穿着要更加科技范儿，一般由牛仔裤和毛衣组成。

“我在巴西穿了一套西装，”科斯罗萨西承认。他最近访问了Uber的第二大市场巴西，说服巴西国会议员不要通过立法来强制实施新的监管要求。“如果我们真的要道歉的话，我会穿一件，”他说。自从接受这份工作后，科斯罗萨西不得不做很多道歉。去年9月，他向伦敦公开道歉，伦敦发现该公司“不适合”经营出租车服务后，拒绝续签牌照。去年11月，他向公众道歉，因为他透露 Uber 没有披露2016年的黑客行为，这使5700万乘客和司机的个人信息受到了损害。

作为首席执行官，科斯罗萨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为公司创建一个新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他征求员工意见的结果。第4条现在写着“我们做正确的事。”他宣布，2018年公司将集中精力改善司机和乘客的安全。他聘请了经验丰富的高管，包括Orbitz前首席执行官巴尼·哈福德( Barney Harford )和前司法部官员、百事可乐首席法律官托尼·韦斯特( Tony West )。

同时，科斯罗萨西也试图推动Uber上市。3月下旬，Uber同意将其在东南亚的业务出售给当地的竞争对手Grab，以便为Uber的其他部门腾出资源。这个消息在公司的某些角落并不受欢迎，员工担心科斯罗萨西可能缺乏实现Uber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所需的动力。如果科斯罗萨西达到了某些目标，其中包括推动公司在2019年以120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他将获得1.2亿美元的收入。一位对科斯罗萨西表示钦佩的前雇员告诉我：“如果我是达拉，我的绩效指标是：解决董事会问题，填补高管职位的空缺，通过IPO获取资金，为投资者带来流动性，并发展公司。”他继续说道，”现在，这看起来很难。但我认为，特拉维斯的使命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价值5000亿美元的公司。让我们投资飞行汽车，让我们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让我们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它们听起来可能是一样的，但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一位前Uber高管指出，经过8年的发展，Facebook已经杀死了大多数其他的社交网络，谷歌已经在网络搜索方面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另一方面，Uber在推出8年后，“还没赢。”在卡拉尼克的领导下，Uber在中国和俄罗斯出售了业务。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被认为过于依赖法规而无法盈利。这位前高管告诉我，Uber印度公司“与当地的竞争对手发生混战”。这使得 Uber 主要在北美和南美洲全面运营。“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他说。“现在还不是改变文化的时候，是时候继续进行侵略了。”

对于硅谷公司将被外国竞争对手超越的担忧，是业内一场更大辩论的一部分。今年1月，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 Michael Moritz )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社论，称美国公司急于实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因此有可能输给中国科技公司，因为中国科技公司的“工作节奏很快”，办公室里也很简朴，“没有人会抱怨错过了一场小联盟比赛，也没有人抱怨错过了与朋友的篮球比赛”。印度国务部长在新德里的一次会议上与科斯罗萨西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建议Uber在印度建立一个工程中心。他说，当地的工程师比旧金山的工程师少，他们不会抱怨工作时间过长，也不会要求现场按摩和有机食品。

吃完饭后，科斯罗萨西把碗碟放在水槽里，夏皮罗带孩子们上楼去洗澡。然后，我们谈到了他最痛苦的职业经历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被迫在Expedia举行会议以宣布裁员。“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刻，”科斯罗萨西说。“尽管我是负责解雇的人，但员工认为这是一种伤害。”他认为，表现出脆弱性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容易。“管理是关于一份合同的，也就是说，你管理我是因为你的级别更高，你付钱给我，并对我进行审查。”他说。“但领导是关于心的。”

与许多科技公司一样，一群女工程师起诉了Uber，称她们的工资低于男同事。( 3月27日，公司同意和解。）在Expedia，科斯罗萨西特别强调雇佣那些“看起来不像自己”的高管，并制定了增加女性员工的计划。“我在Uber的时间还太短，还无法真正地推动这些，”他说。“但是我们会做到的。”

硅谷对创始人有着一种虔诚的态度，他们仍然领导着包括亚马逊和Facebook在内的许多大企业。风险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合伙人西蒙·罗斯曼( Simon Rothman )告诉我，一家公司的文化往往反映了其创始人的个性。“这里有一个类比：如果你有父母，他们的DNA就会在你身上，”他说。“如果别人抚养你，你会变得与众不同，但你不会变得完全不同。我认为创始人在公司呆的时间越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改变公司的文化。”

根据“创始人个性即文化”理论，改变Uber要比简单地取消一些口号复杂得多。当我在科斯罗萨西上任前问及他对Uber文化的印象时，他说:“我认为这完全是虚构的。我很惊讶为什么坏事会一件接一件地暴露出来。”但是，他补充说，员工渴望改变。“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个伟大的产品，很多其他的的东西都能够自洽，”他说。

五、

科技行业的风险资本家往往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Uber的人，另一类是没有投资Uber的人，他们对Uber很反感。但所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苹果的警示故事：他们把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赶走了，转而支持专业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而后者在乔布斯重返苹果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地管理着苹果。许多人告诉我，在Uber适应其身为大型企业的职责时，应该有人——董事会成员或投资者——在指导Uber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个名字经常出现：比尔·格利，董事会成员和Benchmark的合伙人。

格利身高6英尺9英寸（2米多），身材魁梧，在硅谷享有盛名。(他最近在Waymo诉Uber一案中出庭作证，法官开玩笑说他是法庭上最高的证人。)当我与格利坐下来谈论Uber 发生的事情时，他说，“我的公司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我不敢相信你这么做了’和‘你为什么不早点这么做？’”

格利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鼓励卡拉尼克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财务官。他喜欢告诉创业公司创始人，“你不可能因为拥有一个更具创新性的财务计划而成功，你不会因为拥有一个更具创新性的法律程序而成功，你不可能通过重新发明人力资源管理而成功。在这些领域，经验举足轻重。”Uber在这三个方面都很弱，卡拉尼克从来没有找到他的“雪莉”（Sheryl）。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在创建 Facebook 四年后找到了雪莉 · 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格利站了起来，开始在白板上潦草地写着“各种事件的刺耳声音”，这些声音导致了对卡拉尼克的政变。另外，两个硅谷的成功案例——软件公司Zenefits和血液测试公司Theranos——最近遭遇了公共丑闻，看起来很可能会破产。2017年春天，格利开始担心Uber可能会遭遇类似的命运。Benchmark已经向Uber投资了1200万美元，而这些股份的价值已经增长到大约85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损失。格利还收到了他支持的另一家公司Stitch Fix的创始人——卡特里娜·莱克( Katrina Lake )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Stitch Fix是一家在线服装零售商，最近成功进行了IPO。格利回忆道，“邮件基本上说，‘我真的很喜欢和你一起共事，但我无法忍受你和那个家伙有联系这一事实。’”

格利告诉我，硅谷的投资者，即使是看起来很强大的投资者，也无法再控制那些年轻的、大部分是男性的科技创始人，他们通常对他们的公司拥有投票权。“在董事会任职的风险资本家变得越来越恭敬，我想说，他们变得更像是啦啦队长, 而不是运动员，”他说。他将这种变化归因于“一种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现象：获得无限制的资本。“Benchmark的竞争对手，一直在利用其在“政变”中产生的影响，向其他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批评它。“你肯定不想拿走他们的钱，看看他们对Uber创始人做了什么，”格利说。“我敢打赌，这种对话已经发生过上百次了。”虽然卡拉尼克的下台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格利并不后悔。“我相信，历史将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欣慰，”他说。

六、

每天，Uber都会与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和数百万司机打交道。参观Uber位于（纽约）皇后区的3万平方英尺的司机中心，可以感受到这些互动会有多么复杂。每天早晨，成百上千的人(其中许多是移民)来到这里登记，成为Uber的司机。他们签了汽车贷款，报名参加体检，并在纽约繁琐的许可证制度方面得到Uber帮助。

Uber因为利用司机而受到批评，这些司机没有工作保障或福利，而且公司已经不止一次降低了他们的佣金。在卡拉尼克离职前不久，Uber意识到这是一个战略错误——如果公司想继续发展下去，就需要吸引司机，而不是排斥司机。与此同时，许多乘客在使用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感到越来越不舒服，这个应用程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剥削的象征。吸引司机现在是Uber的首要任务，并称他们为“司机合伙人”。

在印度，司机们会定期罢工数日，抗议工资下降。在印度之行期间，科斯罗萨西会见了一小群司机，征求他们的反馈。一些人抱怨说，Uber的德里地图没有反映当地公路上自发形成的弯路。一位身穿白色礼服衬衫的胖司机建议该公司提供语音界面，因为许多印度人不会写。最后，一位司机说:“对于与Uber合作了很长时间的合作伙伴来说，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省钱，并为他们的晚年做好计划？某种方式可以激励我们成为长期的司机，就像你激励员工一样？”科斯罗萨西点头表示同意。“这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地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短期的问题。”

事实上，Uber的长期计划中，司机的作用将会被减少，相应的成本和复杂性将会降低。该公司已经在四个城市开展了自动驾驶汽车试点项目，并对自动驾驶的长途卡车进行了测试。谷歌和通用汽车等几家公司正在竞相开发自己的自动驾驶技术。Uber的计划，始于2015年的先进技术部门。今年，它的车辆已经达到了三百万英里自动驾驶的里程碑。这个部门现在有1500多名员工，其中大部分都在匹兹堡市中心滨水区的一家原来是工厂的地方工作。

对卡拉尼克来说，自动驾驶汽车是公司的“明珠”。当科斯罗萨西接手时，曾考虑关闭这个项目，因为它可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与该部门负责人埃里克·梅霍夫谈过后，他决定不关闭该部门。“如果你来这里看看——这不是五个人在车库里建造一辆小型的自动驾驶汽车，”梅霍夫告诉我。在加入Uber之前，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卡内基机器人公司。“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动驾驶车辆共享，将其大规模部署，并作为一种产品推广出去。这是我们的未来。”梅霍夫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公司能否生产一辆自动驾驶汽车，而是它能否快速、廉价地生产一辆，以解决Uber的收入问题。

在一月份一个潮湿、气温反常的日子里，我坐到了先进技术部门总部一辆沃尔沃xc90的后座上。这款车是沃尔沃的豪华车型之一，内部饰有柔软的皮革。车顶上装有一个价值九万美元的激光雷达、64台激光器、8个摄像头，后备箱里还有一堆液冷式电脑硬盘，发出不那么刺耳的嗡嗡声。自动驾驶汽车操作员说话的语气平静，就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他告诉我，“一旦你看到这辆车能做什么，你会非常惊讶。“他的工作是坐在方向盘后面，两手悬在方向盘旁边，随时准备在出现问题时控制局面。“你在脑子里开车，”他说。“你只是没有用你的手。“他和其他操作员在赛道上接受了测试，看他们是否能处理紧急情况，比如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急转弯。

他在仪表板的iPad上调出了一条路线——汽车依靠预先设定好的地图，有效地沿着像火车这样的虚拟轨道行驶——并按下仪表板上的一个银色按钮，使汽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系统接管了车辆，平稳地向前行驶。“现在，我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了，”操作员在等待红灯时说道。“可是，如果这个白痴在这里决定在我们面前冲出来，那我就得接手了。“对面车道上有一辆白色丰田车，果然，就在绿灯亮的时候，它向前冲，在我们前面左转。他解释说，这辆车收集了有关行驶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并将数据发回给Uber的工程师。“比方说我们出事了。我们会有完整的视频证据，”他说。“计算机系统不会累，不会生气，也不喝酒......它只会做正确的事情。”

每当一个行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或她就会以蓝色的形式出现在iPad上，这反映了汽车“看到了什么”。汽车可以一次监控数百名行人，操作员说，汽车会自动设定在他们周围时要格外小心。当我们穿过匹兹堡充满建筑的街道时，操作员开始严阵以待，在一辆停着的车里的人突然打开一扇门时，或者当我们经过学校安全区时，汽车会自动减速到每小时15英里。接线员告诉我，汽车有时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比如当其他司机示意它继续行驶，而汽车却无法接到信号时。有一次，中继硬件堆栈中的一个节点崩溃了，我们不得不停车重新启动。我的接线员向我保证，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3月19日，Uber的整个自动驾驶汽车试点计划被搁置，原因是在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一辆测试车，撞死了一名49岁的名叫伊莱恩·赫兹伯格( Elaine Herzberg )的妇女。第二天，亚利桑那警方发布了一段车祸视频。恐怖的夜间镜头显示，当时她正骑着自行车穿过街道时，车子以每小时大约40英里的速度撞了过去。在视频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位汽车驾驶员，他向下看了几秒钟，可能是看了看仪表板iPad，然后抬起头来看，但太晚了。接线员的脸扭曲成震惊的表情。不久之后，我打电话给科斯罗萨西，他听起来很沮丧。他告诉我，自动驾驶汽车部门一直致力于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无人驾驶汽车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磕磕碰碰”。“上周发生的事情真的很悲惨，”他说。“显然，我们后退了一大步。“他正在密切关注 Uber 在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工作。

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梅霍夫告诉我，像Uber的其他部门一样，自动驾驶汽车部门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说，尽早掌握技术是公司生存的关键，卡拉尼克痴迷于竞争和短期结果，直观地理解了这一点。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压力依然存在，部分原因是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问题是，如果有人掌握了这项技术，并利用它建立了一个共享出行的网络，他们的成本竞争力将比我们更强。如果别人这么做了，而我们没有，我们还能活多久？”梅霍夫说。“其实，你是在跟这个幽灵赛跑。无论你多么努力，都是不够的。达拉没有施加太多的压力，但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行业的现实。”

女儿：“姥爷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妈妈：“姥爷生病了，在医院打针。”

女儿：“姥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姥爷给我吃巧克力。”

“妈妈怎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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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近2.6万字，与平时巴菲特主题无关，请订阅者见谅。

本文逐日记录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29天阴阳两隔的经历。涉及就诊、用药、开销、求血、插管、人工肺（ECMO）等信息，希望大家用不上！

下列主题，可以搜索标题里的关键字或日期进行查询：

1. 不隔离流感家人，你就是在害孩子：12月28日-31日

2. 病毒阴性、高烧不退，马上去大医院：1月3日-4日

3. 护士不给高热病人挂号，你应该怎么办：1月4日

4. 为何感冒病人要吸氧：1月5日

5. 卧倒、卧倒，别再让重症感冒病人走路了：1月5日

6. 选择住院医院的标准，如果你能选的话：1月5日

7. 从流感到肺炎，不是小病，是生命保卫战：1月5日

8. 如何买达菲：1月5日

9. 心电监护仪，没他真不行：1月7日

10. 救护车费用：1月8日

11. ICU开销：1月8日

12. 人在ICU，你借出的钱能收得回来吗：1月8日

13. 插管前，说出遗言：1月11日

14. 人工肺（ECMO）费用：1月11日

15. 为亲属上人工肺（ECMO），你的决定遗漏了什么？：

1月11日，1月18日

16.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人工肺（ECMO）信息：治愈概率、愈后情况、治疗时间：1月13日

17. 人工肺（ECMO）与脑溢血和血栓：1月13日

18. 人工肺（ECMO）与谵（zhan）妄：1月18日

19. 输血不是花钱就能有，互助献血操作流程：1月13日

20. 大医院转小医院，为什么会这样：1月22日

21. 肺移植：1月22日

22. 远程重症病人救护车运输：1月22日

23. 担架病人搭乘民航班机规定：1月22日

24. 远程重症病人医疗飞机运输（实现小目标后入）：1月22日

25. 民航关于携带骨灰的规定：1月23日

26. 亲人过世，通知殡仪馆，远离太平间：1月23日

27. 开具死亡证明，你需要的证件：1月24日

28. 为遗体穿衣，谁会帮你的第一次：1月24日

29. 火化流程：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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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感

女儿：“姥爷不听话，光膀子，感冒啦！”

* * * * * *

12月27日（星期三）

下午，阳光灿烂，岳母打开主卧窗子通风。岳父忽然来了个念头，一定要同时打开厨房窗子南北对流通风，并且坚持不穿上衣，吹了半小时。期间岳母两次要他穿衣服，一次让他关窗，均被拒绝。

当时我也在家，为了避免矛盾，我没有径直去关窗，故意和岳母打了个招呼：“妈，我把窗关了哈！”

岳母还没说话，岳父说：“不得（dei，三声）！”

岳父开窗和不穿衣服和他的习惯有关。我们南方人冬天在家都穿羽绒服，我结婚前第一次去黑龙江惊掉了下巴：外面零下20度，屋里零上30度；家家都开窗，人人小背心。

但北京不是黑龙江，屋里只有21度。今年又没有下雪，流感肆虐。岳父表态后，我习惯性沉默，检查三岁的孩子已经穿上羽绒服后，自己裹上衣服回屋去了。

作为一个能伺候夫人穿袜的南方女婿，和餐桌上动辄骂岳母菜咸了淡了的东北岳父，相处只能说是表面上过得去。双方都是为了孩子，互相忍受。

偶尔和天南海北的朋友吐槽，一美国朋友下决心：“我宁可穷三年，也不让老人帮我带孩子。”我心有戚戚焉，但夫人坚决反对：“你去哪里找那么放心的人带孩子？”

* * * * * *

12月28日（星期四）

岳父开始感冒流涕。

他懒得一遍一遍去洗手间，拿了孩子的尿不湿放在床边，让鼻涕淌在尿不湿上。我开始尽量让岳父和孩子隔离。但岳父是女儿“最好的朋友”+唯一的巧克力提供者，用东北话说叫岳父是女儿的“仗义”。孩子一发现我们要和她“谈话”，大喊姥爷，流出两滴眼泪，就能迅速反败为胜，绽开胜利的笑容。

岳父东北man式喷嚏，瀑布式流鼻涕都是逗孩子的新手段，完全不能制止他们亲密无间。

岳母：“吃点感冒药吧”。

岳父：“我这身板，没事”。

岳母：“打喷嚏你挡着点，别喷到孩子”

岳父大怒：“这又没啥病毒”。

* * * * * *

12月29日（星期五）

岳父开始发烧，愿意吃感冒药了。

孩子继续跟姥爷粘在一起。我感觉不对了，和夫人商量带孩子出去住酒店。夫人不同意，因为孩子上幼儿园后一直生病，外出怕有病菌。

又问能不能岳父岳母出去住。夫人还是不同意，说是爸爸发烧了，需要在家照顾。

我问：“感冒会不会传染？

夫人答：“我也担心”。

“传染”这个词需要定义概念。有人，比如我，认为接近100%会发生。而另一些人，例如我夫人，认为只有20%的概率，而且自己孩子还绝对不在这20%之中。

就像我一贯认为发芽的大蒜有毒，每次扔这种大蒜都会引发矛盾，夫人经常嘲笑：“你家宝都已经吃了好久发芽大蒜做的菜了。”

我大怒。

然后洗洗就睡了。

* * * * * *

12月30日（星期六）

岳父挺不住了，去了通州民营医院甲。

为啥会到这个医院呢，因为小孩进幼儿园前到这个小医院体检过。老人觉得位置近，不排队，反正异地医保也报不了多少。东北老国企，现在的医保大概只结算到2014年的。即使批下来的报销额度，也得等几年才能拿到现金。

医院验血后开了3天输液，消炎药用的是头孢。输液后，岳父有改善。

我当时还和朋友开玩笑：“美国感冒，看个大夫150美金，看完让你回去喝水。中国感冒，看个大夫5元人民币，输液1000人民币。继房价之后，医疗价格也在赶超美国。”

后来才发现，这只是个零头。

当晚，岳母和孩子中招了。

小孩下午开始发烧，晚上嚎了一夜。姥姥晚上带着孩子也没睡好，第二天自己也发烧了。

* * * * * *

12月31日（星期日）

我终于克服了不愿引发矛盾的懦弱心理，一早就问孩子：“带你去动物园好不好？” 准备把小孩和岳父隔离，同时岳母也可以好好休息。

岳母舍不得孩子出去。表示外面冷，传染源多。

岳父当时感觉不错，和岳母说说：“我输完液开车带你去天津，2小时就到了”。岳母拒绝了，但同意就近入住酒店。老人喜欢游泳，我们给定了有泳池的宾馆。

送岳父去输液时，医生强调病人和家人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这次岳父总算是听了。

这非常重要！！

不要小看几分钱一个的医用口罩，全家人戴好遮住口鼻，坚持戴，对于阻断流感非常有效。没有这口罩，我很可能就写不了这篇文章了。夫人淘宝买了300个，开玩笑说可以用一辈子，结果我们用、亲戚用，白天用、晚上用，屋里用、屋外用，20天用完了。

当晚孩子发烧被控制住，但姥姥继续发烧。酒店泳池等设施也没用，就是睡。

* * * * * *

1月1日（星期一）

姥姥早上决定也去甲医院输液，我赶到医院付款。老人要在家附近的连锁酒店入住。我觉得酒店条件不行，但老人们认为离家近。房间在酒店一层，老人觉得温度不够，开启了空调加热。当晚岳父就睡的不好，到凌晨才睡着。

孩子不再发烧了。

* * * * * *

1月2日（星期二）

岳父三天的输液已经结束，但精神状态明显没有12月31日好。

孩子的状态也很奇怪，早上从9点睡到下午1点半。这是此前从未发生过的。

岳母输液后有好转。

* * * * * *

1月3日（星期三）

岳父承认病情恶化，不再硬挺了，决定再去甲医院拍X光片。这个医院上次没看好，为什么又去？因为岳父怕进城堵车，先去拍片看看，严重再去大医院。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大医院不仅是设备先进，更重要的是医生经验丰富。

（虽然对于岳父这个案例，那时候去大医院也没用。）

拍片显示肺部有小部分感染，验血白血球低，心电图基本正常。医院换用阿奇霉素输液。

晚上岳父精神略有好转，但继续发烧。不愿意盖被子，裹着大衣躺在床上睡。

孩子那天不知咋搞的，非要打一下姥爷再揉揉，被我好好说了一顿。看着嗷嗷大哭的孩子、忧心忡忡的姥姥、吃不下饭的姥爷，我也感到无奈。

人到中年，早已没有梦想，只盼着日子简简单单。

* * * * * *

1月4日（星期四）

岳父早上自行驾车去医院输液。

晚上我见客户回来，岳母对我说：“你带他去医院做个CT吧，严重就住院。老这样我不放心他，也担心他传染给孩子。”

我们匆匆穿衣下楼。

女儿还在喊：“姥爷，回来别忘了给我买玉米糖！”

回家的路，很短，又很长。

二、急诊

* * * * * *

1月4日（星期四）19点，乙医院

赶到离家最近的乙医院做CT。医院大夫听诊后觉得情况严重，化验的结果让她更为不安：

1） CT：肺部大面积感染。对比36小时前的X光片，病毒扩散迅猛。

2） 咽拭子：甲流、乙流都是阴性。表明没有感染甲流或者乙流。

没有阳性，不一定是好事，病人可能感染了未知的强病毒。

学医的人一眼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我要到半个月后，才知道“未知病毒”的残酷。

当即要求住院，大夫表示没有床位，而且病情严重，建议去大医院治疗。当时对乙医院还有些意见，现在想起来，识别出严重情况，不耽搁是对的。

（事后我们仔细看病历，发现乙医院写的是：“病人自愿要求转院。” 这与事实不符。）

于是疯狂的四处打电话，问任何可能和医院有关系的朋友。一通电话打下来，才发现医院不是饭店，出钱也没有床位。流感袭击下，北京呼吸科床位极度紧张，几天能排到就算不错了。一位朋友建议去呼吸科实力很强的朝阳医院看急诊，先把病情稳定住。

* * * * * *

1月4日（星期四）21点，朝阳医院

21点来赶到北京朝阳医院。此前，我一直觉得朝阳医院就是区级医院，没想到这么NB。发热不能直接挂号，要先去护士站。护士一听情况严重，让先去问大夫能不能收治。

先到了最靠近心电图间的1号诊室。我们取出CT片，说情况严重，希望他能帮忙安排个床位。

这位大夫属于推诿圣手，做医生实在是埋没人才，当年没有考上段子手可惜了。连连摆手说：“我不看片子。不看、不看、我不看！你们今天都输过液了，我也不能给你再输液。明天早上来化验，是否有必要住院等化验结果。”

被推诿后很不爽，病人疼的不行，你号都不让挂。我连法院都投诉过，但在医院还是得求着，不能轻举妄动。但也不能听这个混蛋的话回家，坐在急诊区继续给各位朋友打电话找床位。

猛然看到2诊室是空的，后一个病人叫号后没有及时进诊室。冲进去又把情况说一遍，2诊室的腾大夫人很好，看了看片子，知道病人情况严重，说：“你们先挂号做心电图吧。”

有了腾大夫这句话，松了口气。

挂号 — 去护士站量血压 — 量心电图 — 2诊室大夫详细看片问病情 — 开化验单 — 交费 — 抽血。晚上急诊挂号、交费处人之多就不提了。第一次看到抽动脉血，一个细如发丝的针，摸着抽。抽完后24小时不能见水，不能提重物。

由于化验结果要2小时候才能取，决定在附近开房睡觉。医院对门就有个宜必思，20平米的房间400多。500米有个酒店，60平米也是400多。我们有车，自然就去了远的那个。后来才理解，近500米的小房间能卖这个价是有原因的。对很多病人来说，多走1米都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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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星期五）凌晨，朝阳医院

0点，我和岳父回到朝阳医院。一项检测结果在ICU取，第一次看到ICU，看到门口目光黯淡的家属，没想到隔两天我就成了他们的一员。

腾大夫看了化验结果使用莫西沙星、多索茶碱、甲泼尼龙、阿昔洛韦等药品输液，并配合吸氧。

我当时对吸氧很不理解：“感冒为啥要吸氧？”

后面才理解：

1）感冒只是个撬锁贼，把人体免疫系统的大门打开。

2）肺炎这个强盗紧跟着冲了进来，把肺部撕的面目全非。

3）肺功能被削弱。呼吸正常的空气，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

4）吸入纯氧，功能受损的肺才能给人体提供最低限度的氧气。

原预期3小时输完，我也和岳父说了不要着急，但岳父已经很疲倦了，着急回酒店躺下休息。他自行调节，1小时就输完了。凌晨的输液区还有不少老人孩子在输液，仿佛魔鬼就在这里游荡，人的精气神都被吸干了。

准备回酒店时，护士说离开医院需要大夫批准。

夜班值班大夫听了诉求，看了看病历，又看了看我。

我再看了看大夫，大夫再看了看我，啥也没说。

我说了声谢谢，回去和护士说大夫已经同意了。

* * * * * *

1月5日（星期五）上午，朝阳医院

在酒店睡了5个小时，早上7点半起床赶往医院，等待8点钟医生查房并可能安排住院。此时犯了个错误，岳父执意要走过去，我们也按惯性顺从。但都要吸氧的人了，肺部随时可能不能提供足够氧气，走路是非常危险的。病人不能认为没事，亲人也不应该掉以轻心。吃不准的情况下，越保守越好。

岳父到了输液区开始吸氧。焦急无奈等到9点，医生开始巡查病区。我们询问是否可能安排住院，大夫表示要10:30左右才能知道是否有床位。

岳父坐在椅子上已经很难坚持了。此时朋友帮我们在丁医院（朝阳医院是本文的丙医院）联系上一个床位，预计有病人下午1点出院。我们决定转到丁医院，理由是：

1）丁医院有朋友，一些小事容易协调。

2）朝阳医院床位很紧张，输液区外面还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躺在移动病床上等床位，当天估计排不到。

当时没有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丁医院虽然也是三级甲等，但呼吸科并不突出。

我们对岳父的病症估计还是太乐观了：北京的三甲医院，还治不好感冒？

告诉朝阳医院的大夫讲了要转到丁医院，大夫很尽责的问为什么，要我们确定好床位，建议我们使用救护车。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不但没使用救护车，岳父还和我再走了500米，10点回到酒店。

在酒店躺在床上休息，原定休息到12点再去丁医院。但岳父在11点就哼哼，我问岳父感觉如何，岳父表示“还可以”。一个硬老汉说“还可以”，和女人说“你看着办”差不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三、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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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星期五）中午

纯电动车已经快没电了，叫了首汽约车前往丁医院。到院后，前一位病人已经办完出院手续，但没有要走的意思，还在和病友聊天。也没办法，继续等待。岳父趴在朋友办公室休息，勉强喝了点粥。

下午1点，在朋友帮助下如期躺在了病床上，觉得放心了。呼吸内科心电监护仪全部占满了，朋友帮忙从别的科室借了一台仪器用于监测岳父。我心里还想：“有问题喊一声护士不就行了？”

手续办完，护士开始抽血，刚准备抽动脉时，岳父情形激动：“早上刚抽完，化验结果你们都有，怎么又抽动脉血？”把小护士吓傻了，赶忙道歉，说：“我去问问大夫，看是否可以不抽动脉血。”

看来，抽动脉血应该是极疼的。

都住进三甲医院了，我也安心了，开始继续筹划4天后前往拉斯维加斯参观CES消费电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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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星期五）下午 14点30分

大夫把我叫出病房面谈。

大夫：“从你们的片子来看，肺部病毒扩散很快。如果病情急转直下，变成‘大白肺’，需要上有创呼吸机支持。我们院ICU（重症监护室）只有6个床位，我不能保证你们有床位。”

我心里琢磨，这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惯常风险提示吗？

再请教大夫：“感冒这么严重啊？”

大夫一听这问题，就知道我是个小白。回答说：“你知道SARS吧，所有人都知道是病毒性肺炎，但没有针对性药品，其他抗生素再怎么加大剂量也无效。现在你岳父也被未知病毒感染了，扩散很快。除了甲流乙流等常见病毒，大部分病毒都没有特效药。最终需要病人自己的免疫系统发挥功能，击败病毒。现在病毒凶猛，如果在病毒自限之前，肺部不能支持呼吸，就需要上呼吸机。”

问大夫：“您有啥建议吗？”

大夫说：“你们问问，看能否转到朝阳医院或者协和医院吧。”

我一听晕倒，早上从朝阳医院出来就是因为挤不上床位。昨晚协和医院也请朋友问过，全国多少政商高层关系在盯着，根本没法安排。

厚着脸皮再问：“这两个医院的床位都找过人，没办法。您的意思是预先联系这两个医院的ICU吗？”

这又是一个外行的问题，大夫只好说：“大医院的ICU床位比普通床位紧张得多。我只是说了一种可能的情形，我们大夫和家属一样，希望病人迅速好转。但你们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谈话结束后，和夫人电话沟通。我们偏向于大夫是按惯例进行风险提示，也没太在意，但夫人让我取消美国行程。开始退机票、退酒店、退电话卡、退保险，答应帮朋友办的一些事情也办不到了，一一联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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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星期五）下午 17点

大夫给了我一张处方，让我去别的医院买“达菲”。

我奇怪了：“三甲医院没有达菲？”

大夫说：“我这里没有。周围几个三甲你可以试试，朝阳医院肯定有。你运气还算不错的，北京紧急调了一批货源。前段时间，要是不够级别，全北京你都找不到一盒。”

于是先到周边的A医院，急诊药房帅哥一听达菲，说可能开完了。帮我查了急诊药房没有，还电话问了门诊药房，也没有了。最后还给我个电话，说下次可以先打电话问。态度真是好！

出来看到一个药房。小哥回答我说：“没这药。我们一直没卖过，不知销量如何。”转头和另一个人说：“最近问这个药的人不少啊，我们进点试试？”

下一站直奔朝阳医院。开药先要挂号，但我没发烧，护士不让我挂号。只能又冲进去找大夫，说早上才从朝阳医院转出的，求开一盒。

大夫问：“为啥转出？”

我答：“朋友联系了个床位。”

大夫说：“哟，这么快有个床位。去挂号吧”。

于是挂号，排队，开药，缴费，取药。220一盒达菲，70元挂号费。想多开些，朝阳医院不同意，自己的病人都不够用。

晚9点离开丁医院回家，到通州已近11点。从前一日6点出门，已忙乱了28小时。

家里岳母眼睛通红，夫人自己担心不提，又安慰了会岳母。

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小孩有没有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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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星期六）

夫人一早赶往医院,让我在家睡觉。10点给我电话，说大量输液情况下高烧不退，最高39度。另一位大夫再次讲述了要做好转院进ICU准备，并要求24小时陪护。

于是：

1）从老家请两位亲戚过来照顾。

我们下周还要上班，24小时监护肯定扛不住。

定机票时，发现佳木斯飞北京的航班，当天头等舱都没剩，后一天余下2个头等舱，还好鸡西飞北京有经济舱全价。东北富豪的消费能力和惨不忍睹的群众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2）联系人转朝阳医院、协和医院。

朋友们都很帮忙，但确实没法操作。

下午6点，赶到丁医院换班。发现昨晚我整理的东西被动过，充电宝等都从柜子里挪到包里。夫人没有动过，只能是岳父在呼吸困难、动脉被扎了2针的情况下亲自动手了。其难度，相当于在拉萨有高原反应的情况下，用带伤的手抬石头。我把包挪到了岳父够不着的地方，让他有事叫我。

大夫安排一小时测一次体温，记录所有“出量”，即大小便量。当晚，岳父的尿量少。一次少只有20ml，多不过50ml，医生担心肾部也感染了。

医生又和我谈了一遍。常识认为病毒性肺炎致死率不高，但实际上病毒性肺炎会引起很多并发症，最终死因归于其他病症，病人和家属都不能对病毒性肺炎掉以轻心。

21点体温38.5度，医生说病房没有盐水不能输液了，先用些退烧药。服药后，体温降低到37.4度。岳父服药后出汗，不愿意盖被子，被查房医生制止后依然不服气。医生走后，岳父要求脱掉上衣裸睡，被我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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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星期日）

5点，岳父下床洗脸，我们拔了监控仪器，很快大夫就冲了进来，说是系统报警没心跳了。

7点，各种外卖都没上班。在医院旁边买了粥和包子，岳父胃口明显好转，体温稳定在37度左右。我们松了一口气。

9点，夫人过来换班。岳父和孩子微信视频了会，告诫孩子要听话，多穿衣服不要感冒。孩子问：“姥爷打完吊针就能回家吗？”老家的亲戚也已从东北起飞。我到旁边酒店开了个房，睡了2个小时。

11点，回到病房。夫人说：“隔壁病房的刚才心脏骤停，送ICU了。”

心头一惊，问出事前病人是否高声喊疼？

“没有，又不是拍电影。病人的几个家属一起出去吃饭了。隔壁床忽然发现监控仪上心跳没了，以为是仪器坏了，想和病人说，却发现病人双目紧闭。隔壁床大喊，大夫也从监控中发现了，瞬时一群人冲进病房。昨晚负责岳父病房的大夫，本来9点就可以走，刚准备下班，又进ICU看病人了。”

当时就感叹：

1）有朋友还是好，能从别的科室借个心电监控仪。没有监控仪，即使有空床医生都不敢收岳父这样的重病人。

2）不能让孩子学医。

二姑二姑父来到达医院，我们万般感谢，交代了相关事宜。特别强调他们自己要24小时带口罩，遮住口鼻，注意轮换休息，吃我们准备的水果和预防性药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亲戚回答：“不当害”。

作为黑龙江女婿，我现在真是怕了东北人说“不当害”。这句话可以翻译为：“没事，看大爷我的。”

于是发挥脸皮厚的特长，又说了两遍。

岳父和二姑父很熟，被照顾时很自然。我在照顾时，小便他都挣扎着要站起来。二姑父照顾时，他愿意躺在床上小便。

把亲戚拉进了微信“情况检测群”，请他记录尿量、体温等信息，发到群里，例如“22:30，尿20”。我们容易看，医生问情况也能够完备的提供。

回到家，根据医生的要求，人洗澡、所有衣服全洗、包等物品全部用消毒液擦一遍。毕竟是呼吸科重症患者，传染上孩子可麻烦了。

晚上头晕无力，吃下一片白加黑，心想现在可不能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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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星期一）上午 丁医院

睡了一觉，爬起来联系了几个客户。亲戚反馈的消息还不错，一整天没发烧，早上胃口也很好。

11点夫人来电话，告知早上彩超的结果很不好。一线抗生素都用了，但病毒没有控制住，继续扩散，整个肺都已经被病毒占据。普通的鼻导管供3升氧量已经不能支撑，开始用面罩吸氧，开到10升的氧量，勉强将血氧量维持在90。丁医院大夫集体讨论后，考虑到昨天隔壁病房心脏骤停的案例，正式建议我们转院，而且要求直接进ICU。

丁医院呼吸科主任很尽责，亲自帮忙问了朝阳医院等多个机构，但ICU全满。最后联系上全国知名的戊医院，正好下午能空出2个ICU床位。主任在联系时特别强调了“家属配合”，看来我们在医院的表现还可以。

千言万语道不尽谢！

ICU确定后联系120，说明要带氧气。120来了4位员工，负责人和开车的小哥都是北京人，特别幽默，一路上气氛不那么压抑。6公里，车费、维护费、器材费等共计800元。

岳父的情绪开始不稳定。早上他可能自认为没几天就出院了，现在听到要转院，大夫都把家属叫出病房去说情况，预感不好。他拒绝带氧气面罩，要重新换成鼻导管吸氧，好说歹说又给带回去了。

四、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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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星期一）下午 戊医院

一到戊医院，直接送进ICU。护士一声令下脱光，所有衣服都给扒了扔出ICU。岳父当场没了脾气，乖乖听话。

ICU不让家属进，每天只有下午半小时探视时间。

我晚上赶到的时候，夫人说ICU条件很好，见过的医院只有美国治疗埃博拉患者时用的埃默里大学医学院（Emory University Hospital）能匹敌。每个病人都专门有护士24小时看护，医护人员数大概是患者人数的4倍。无创呼吸机已经上了，血氧量回到90以上。而且有创呼吸机、人工肺（ECMO）都有，万一病情恶化，人应该也能抢救回来。

报完喜，自然就该说“但是”了。她签了一大堆文件，各种治疗手段，看了脊柱都发凉。虽然大夫反复表示非必要不使用，但人肯定要遭不少罪。

此外，ICU的费用大概是每日8000-20000元，我们要努力挣钱。

我马上表决心：白天投资茅台，晚上杠杆炒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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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星期一）晚上

岳父2年前借给当地“知名土豪”SB哥10万元，当时说好周转一下2周还，然而2年也没见过钱的影子。岳母和我们虽然知道，一直也没敢当着岳父面提，生怕他一激动出问题。

现在人已经进ICU了，缺的就是钱，赶紧请对方还款。这个SB听到消息心里面乐开了花，巴不得岳父早点走。回答很干脆：“没钱！”

珍爱生命，远离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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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星期一）晚上

从医院回家后，在下面给车充电折腾了会，进门一看夫人正在和孩子玩，竟然没有洗澡。忙问洗手洗脸了吗？答洗手了，没洗脸，因为回来就换了个口罩（在医院用的口罩在家不能用）。我马上要求：先洗澡，才准接触孩子。严格执行！

过了一会，孩子忽然开始咳嗽了。

我无比紧张，万一传染上可咋办。后来夫人和岳母说她们的压力更大，要是孩子传染上，不知道我会怎样发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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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星期二）

早上起来，孩子没有发烧，白天也没太咳嗽。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夫人脸色不佳。说一晚没睡，身体上很困，心里很焦虑。不知道病啥时候好，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感觉分裂成两个人。我嘻嘻哈哈安慰了会。

岳母在下午探视时段进了ICU。岳父精神奕奕，向岳母表示：“我这身板没问题”。岳母表示她代表全家，相信岳父的身体，相信岳父能够在ICU病友中第一个转到普通病房，在所有病友中第一个回家。

晚上回到家，岳母问我们：“为啥他现在还那么得瑟？”

我马上表态：“得瑟是好事，说明正在全面恢复！”

饭后，夫人讲起ICU外面有位大姐，不仅熟悉办饭卡、为陪护租折叠床、隔尿垫品牌等杂务，而且精通北京呼吸科的疑难病例、名医趣事、治疗程序、术后护理等。说是北京知名的呼吸科“明星护工”，肺移植病人常常要等她的档期，才能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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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星期三）

岳父在ICU的8个病房中，被从较大的病房转移到最小的病房，体温和血氧指标也相对平稳。探视时，岳父还抱怨医院的饭菜不好吃。

我晚上很乐观的给岳母解读：“最小的ICU病房空间不大大夫在那里给他做手术很不方便。把他移到那个房间，估计是大夫认为他恢复不错，没有手术必要。”

又说了A病房的情况。病人进入ICU时已经插管了，一根管子从嘴里插到肺部，直接提供氧气。今天上午大夫建议A病房上人工肺，由于后续开销大，家属没有马上同意，而是四处打听，得到的信息不乐观：

1） 效果不好说。当然有治好的，更多是没有治好的。

2） ICU有位30多岁的大夫，抢救病人时被传染上肺炎。最终上了人工肺也没能救回来。

最终，A病房决定只插管，不上人工肺。

夫人说：“如果爸爸真到那一步。即使知道大概率没用，只要有1%的希望，我也得上啊。不花这钱，我余下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五、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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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星期四） 下午

下午3点，刚和客户微信组群聊完，夫人急电：“今天拍片结果还是不好。医生决定插管。插管后会注射镇静剂，人就不能说话了，你赶快送姥姥到医院来，我让医生务必等着。”

姥姥正陪着沉睡的女儿，马上手忙脚乱的穿衣服，问我说：“你昨天不是说有好转吗，咋要插管了？”我无言以对，只能说：“我开车带你和女儿去医院。到了医院让二姑下来在车里看着女儿。”

姥姥：“不行，孩子不能去医院。”

于是用首汽约车叫了个车。姥姥跌跌撞撞冲出门时还惦记着孩子：“你给她熬个粥，蒸个鸡蛋。”

一进ICU，姥姥哭着对姥爷说：“我没照顾好你，你不怪我吧。”姥爷告诉了手机、银行卡、股票账户的密码，但也不想增加家人的心里负担，没有当做临终时刻来对待。

夫人有不好的预感，强忍着悲伤问姥爷：“爸，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岳父停了些许，费力的说：“继续治吧”。

人的一生，谁会知道自己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

（插管说明病已经很重了，但医护人员不会、也不适合提示病人留遗言。万一不幸走到那一步，建议家属和病人珍惜机会，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但谁又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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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星期四） 晚上

插管结束，岳母在医院附近住下，夫人准备挤地铁回家。我觉得她情绪不稳，叫了个首汽接她回来。

晚上，夫人先通知了岳父的4位兄弟姐妹，告知病情，让老家人也有个心理准备。再通知了岳母的6位兄弟姐妹，两个姨马上表示到北京支持我们，帮忙看孩子。

我们讨论了一直回避的三个问题：

1） 病情

直到现在，都查不出被什么病菌感染了。体温总体来说不算高，人的精神也不错，就是每次拍片肺部都是急剧恶化，没有一点好转。每个医院都反复问肺部以前是否有过病症，一遍一遍的说没有，医生一遍一遍的问，看来肺部异常恶化，情况很不乐观。

2） 术后

大夫说如果救回来，最坏的情况需要长期卧床吸氧，好的情况能够大小便日常生活自理，但肯定不能做体力劳动，也不能出去玩了。

好的情况可以接受。如果需要长期卧床吸氧，岳父自己很痛苦，岳母后半辈子护理的压力很大，我们也不可能做重大的改变。

3） 费用。

插管后ICU的费用直线上升。预计插管能顶72小时，如果还不行，就要上人工肺了。人工肺开机费6万，随后每天2万起。我们估算了下，家里所有的理财（还好没有买30天以上期限的产品）、股票卖掉，再加上岳父岳母留下来养老的钱，理想情况下能撑30-40天。

那么40天以后呢？

要准备卖房吗？

夫人沉默良久，说：“先卖东北的房子吧。爸爸恢复了也不能上6楼了。”

我：“老家房子短期卖不掉，卖掉也就撑个十几天。如果在ICU要呆很长时间，只能卖掉北京的房子。”

夫人：“如果ICU住了50天都出不来，可能真就不行了。”

说完嚎啕大哭：“他才60岁啊，刚办完退休手续，啥福也没享。要是像爷爷奶奶那样90岁了，我也不给他上这些折磨人的东西了。但一个感冒就走了，我不甘心啊！”

六、人工肺（E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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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星期五） 上午11点

我还在写工作规划，岳母在医院急电：“今早拍片结果还是不行，医生准备上人工肺。我也没啥主意了，你们啥意见？”

预计顶72小时的插管治疗方案，只坚持了不到17小时。昨晚受到重大冲击，根本没来得及看人工肺的信息。我问：“大夫有说治愈概率，以及愈后预期恢复情况吗？”

岳母说：“没有啊。就说10分钟以后听我们回话。”

我从不怀疑戊医院大夫、特别是ICU大夫的仁心仁术；医院在核心地段建的如此豪华，也不会为了钱增加病人开销。但给我的信息太少、决策时间太紧，作为家属确实是难以接受。

夫人作为女儿肯定是要上的，我原则上也不反对。但有两个后果要考虑：

1） 家庭抗冲击能力。

如果钱花光，女儿、夫人、岳母和我自己以后就扛不住任何的冲击，再有人生病，ICU的门都进不去。

2） 愈后情况。

如果救回来要卧床吸氧，对岳父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对岳母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和孩子意味着什么？

夫人麻烦了丁医院的朋友，再让他去问呼吸科大夫。回话说：“当时建议转到戊医院，就是为了上人工肺，条件许可情况下最好接受治疗。”

我紧急电话一位医疗创业的前同事，虽然久未联系，他作为创始人也非常忙，听了诉求，立马帮助我。首先给出的建议就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听医生的。”咨询后，他又发了一个截图给我：人工肺，医学上叫体外膜肺，叶克膜，呼吸科ICU终端救命神器。

总共约25分钟，期间岳母又催了一次，说是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冷血的告诉岳母：“再等等。”

既然都建议上，经济条件也能接受，我们决定上人工肺进行治疗。

其实，我们都没有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岳父自己是怎么想的？

如果有人要给你“刮骨疗毒”，刮骨很疼，疗毒的治愈率很低，你让他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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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星期五） 下午

带着口罩见完客户后，赶在探视时段最后几分钟进了ICU。岳父从小病房移到了大病房，全身上下都是管子。

脑后、右手、大腿侧有手指粗的管子导出血液。血浆、营养液、消炎药品等四五个瓶子，通过不同的导管从身体各处不间断的注入。护士在严密的监控各项指标，十几分钟就要加注一些药剂。岳母没有勇气去揭开被子，估计下面也全是管子。

岳父已被镇静，任何的自主动作都可能导致血管和人工肺的连接被断开。只有监控仪上的心电图，表明生命的迹象。

探视后，我等着医生交流病情。主治大夫开会忙没时间，负责本床的住院医师和我进行了沟通。

本人：“请问治愈的概率？”

住院医师：“不好说，看病人情况。如果是做心脏手术，只是术后短期需要人工肺支持的，概率会高些。如果病人体质较好，治愈的概率也大些。”

本人：“贵院此前大概做了治愈概率？”

住院医师：“我是轮岗到这个科室的，这个情况不清楚。对病人来说，概率意义不大，关键是个人能不能救回来。”

本人：“病人目前情况如何？”

住院医师：“不太好，他前后经历5个医院，现在感染上了医院的一些耐药细菌。我们已经给他上了最强的抗生素——万古霉素，但还是在恶化。”

本人：“请问治愈的病人，术后生活基本能自理吗？”

住院医师：“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病人能够生活自理，也有病人需要卧床吸氧，不巧感冒引起感染，又送回ICU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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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星期六） 上午

从医院得到的信息缺乏数字，只能自己挖掘信息了。

人工肺，英文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缩写为ECMO。顾名思义，就是将血液导出，由机器在体外代替肺的功能，将氧气交换到血液中，然后再输回人体。开始用于心脏手术，非典后我国也逐步开始用于支持危重呼吸病人的生命。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柯P）最初名声大噪，就是因为他在台大医学院期间使用ECMO，将心脏功能丧失的病人生命维系了16天，然后进行心脏移植救活。

ECMO本身并不消灭肺部病毒和细菌。医生的方案是用“焦土政策”与病魔对抗。举例来说，蝗虫扫过农田时寸草不生，但草没了，蝗虫也随之死亡。现在肺部的病毒就像蝗虫，肺部肌体就像农田，治疗战略是让病毒侵蚀，等肺部都被占满了，病毒也就死了，医学上叫“自限”。等病毒死了，ECMO依然维系着患者的生命，然后肺部慢慢恢复，逐渐能够给其他器官供给氧气。

接受ECMO治疗的患者，存活概率大约30%。

（数据来源：《名医人文观?侯晓彤|人命到底值多少钱？一位ECMO医生的困惑》，网页链接）

治愈的患者在ICU最短4天。

（数据来源：《名医人文观?侯晓彤|人命到底值多少钱？一位ECMO医生的困惑》，网页链接）。

治愈的患者在ICU最长122天。

（数据来源：《记录中日医院百例ECMO时刻，回顾过去，展望2018》，网页链接）

术后病人有能够生活自理的，但网页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案例。我估计在存活病人中约占10-25%。

也就是说，活下来且能够生活自理的概率：3-7.5%。

晚上梦到一个精灵跳出来和我打赌。

1） 我下注50万元，输了这50万元归精灵。

2） 我赢的概率是5%，输的概率是95%。

3） 精灵问：赢了给你多少万，你才愿意接受这个赌注？

4） 我回答：如果赢了有1个亿，我马上下注；如果赢了只给100万，你马上滚蛋。

5） 精灵又问：如果赢了，能把亲人救回来呢？

七、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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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星期六） 中午

接大夫通知，要求组织献血。

我又是一脸懵逼：献多少、在哪里献、怎么认定是我献的？

问ICU护士，护士不知道；去问大夫，大夫也不知道；让我们去问输血科。

到了输血科，搞清楚了：

1） 不是花钱就可以在医院买到血。

2） 病人需要用血时，需要亲友去献血，以维持血库的血量。

3） 个人此前的献血证，只能用于直系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也就是说，夫人的献血证可以用于岳父，我作为女婿的献血证不可以。

4） 血液科开出一页纸的《北京市互助献血申请书》，该申请书上有岳父的名字。

5） 到指定的献血车献血，不在医院献血。医院推荐了两个献血点，后来又放宽说是通州血液中心的献血车都可以。

6） 由于缺A型血，献血人必须献A型血，标注“专血专用”。但并不表示你组织的人献的血，就一定用于指定病人，由血液中心同意调度。

7） 后来几天A型血不缺了，可以献其他血型，标注“血型调配”。

8） 每200CC献血，只能有100CC血浆。

9） 献血人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或者驾照、医保卡。

10）献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一个献血证。我们需要将献血证拿回戊医院献血科，献血科盖章表明此证已用，同时为岳父增加用血额度。

11） 献血证下次还可以用于献血人的直系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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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星期六） 下午

看了下我家这几个人，两个高度近视，余下几位都年近60，而且近期人也很疲惫，献血后出现意外更麻烦。

病区就有人报价提供血，1000元人民币100cc。一方面觉得贵，另一方面不确定是否靠谱，决定自己求。

先问在学校任课的老师，有没有学生愿意献血，200ml我们补贴1500元营养费。老师说：学生都放假回家了。

接下来发动各种关系。特别感谢如下人士的支持：

1） 外甥单位领导。看到外甥发出的消息后，转发全公司，删除了我们补贴营养费的信息，改为公司补贴。而且领导还亲自为我们献血，非常感谢！

2） 外甥单位的同事。可爱的北京女孩，一听说需要用血，穿着睡衣裹上羽绒服就出门了，自费打车来回，没要我们一分钱。

3） 同学单位的同事。一听消息，不等孩子爸爸回家，就带着孩子出门来献血，不要钱。

4） 三位同学。看到夫人在天津读书的堂妹发出的朋友圈后，一位从南城坐车1.5小时，另两位从天津赶到北京献血。

5） 四面八方前来支援我们的朋友！

一半献爱心的朋友都抱怨献血车工作人员态度恶劣。

为了我们，你们受委屈了，对不起！

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上了一辆献血车，就想确认献血额度，马上被轰了下去。献血车严禁拍摄朋友签字后的《北京市互助献血申请书》，原因不明。

当天拿下2000cc血，心想80公斤的人总共约6400cc血，应该够用了吧。献血证送到血液科后，告知ICU有了额度，马上提走600cc血浆，相当于1200cc血。

我和夫人一愣，费了老大劲，不够2天用。

ICU解释：人工肺在体外氧和过程中，会导致凝血因子的变化。凝血因子用于修补血管上的微小创伤，手指刺破了，血液会凝固堵住出血处，而不会失血过多，就是凝血因子的功劳。凝血因子本身又有多个子因子，用药物不好调整。

如果凝血因子过多，会出现血栓。

如果凝血因子过少，会出现脑溢血。

所以，需要不停的用大量人的血浆调整凝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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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星期六） 傍晚

夫人在QQ上输入了“互助献血”，出现互助献血群。加群后，马上有人加好友沟通。

再打了几个电话，给两处献血车旁发小卡片的人。

结果都是：1500元人民币400cc。

这是“物价局”统一定价吗？

对这些人，献血车工作人员的态度应该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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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星期六）晚上

回到家，女儿坏笑着走过来，急忙制止她，在我洗完澡洗完衣服前不能和我接触。

“X你妈，哈哈哈”女儿大笑。

我一愣，这是咋回事？

姥姥急忙制止女儿：“不准说，听到没，不准说！”

“X你妈，哈哈哈”

姥姥解释说：“下午她要吃豆沙包，蒸好后又要吃奶黄包。我心急骂了一句，她就记住了。”

我只能苦笑，全家都乱套了。

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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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星期日） 上午

凌晨，我开始连续咳嗽。

4点，服用蒲地蓝和消炎药后未有缓解。

8点，一阵剧烈咳嗽，感到胸痛。

心想：完蛋了，这不是被传染了吧！？

没敢告诉岳母，偷偷和夫人说了一声，匆匆出家门前往己医院。

（为什么不去戊医院？这是个好问题。）

常有鸡汤，劝人要像最后一日那样生活。

纯TMD扯蛋，最后一日你只想诅咒这个世界，你只想问老天爷：“为什么是我？？”

回想自己的一生，有不少的遗憾，但也算够本。头脑里闪过人生的片段：

1）小时候被打得丧失信念。

2）读金庸小说。

3）少年时一次考试后春风得意。

4）被本科学校录取时的沮丧。

5）研究生被梦想大学录取时的兴奋。

6）领会了理论为什么不真实。

7）研三和BG一伙吃喝玩乐。

8）被拒绝与无心的伤害。

9）工作后和相亲小组打牌消磨。

10）大峡谷、黄石、布莱斯峡谷、纪念碑谷地。

11） 结婚。

12）工作时看到产品规模从零飙到几百亿。

13）看着女儿出生。

14）一次连续偶然导致的危险驾车。

15）读巴菲特理解复利。

16）这一次ICU经历。

回想自己一生胆小，要是因为别人的勇气就这么给挂了，实在心有不甘。

想起外甥说过一句：“我觉得妹妹好可怜。”

我一惊：“为啥？”

外甥：“她还没长大，你就老了。”

妈妈还有姐姐照顾，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女儿。夫人买房英明，其他事情都大大咧咧，干啥都是“不当害、不当害”。

万一挂了，保险能陪个几百万。委托大徐和朋友们帮孩子理下财，既相信他们的人品，也相信他们的投资能力，免得让钱宝、各种币、高息借贷给祸害了。只要能抵抗通货膨胀，孩子成年就好了。

夫人叨叨：“从你到这个小公司后，我们就加买了保险，3百万保额，钱你不用担心。”

我很坚决的说：“绝对不要给我上人工肺！！那TMD都不知道是你爱我，还是你恨我。”

夫人在后座一边哭，一边说：“我给你买过保险了，买保险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大病。”

我问：“当初为什么没有给爸爸买一份？”

夫人：“他的医保卡给爷爷奶奶开过药，保险公司出险后很可能拒赔，所以就没买。早知道。。。”

我想了想：“你给姥姥和宝宝都买份保险吧，现在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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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星期日） 中午

挂了急诊，和大夫讲明可能被呼吸科ICU病人传染了。

大夫问：“甲流、乙流？”

我说：“不知道啥病毒。血、肺泡、胸腔积液的所有检查都是阴性，但几天就变成大白肺了。”

大夫把口罩好好稳了稳，确认遮住了鼻子，开下检查：CT胸部平扫、验血、咽拭子。

还好，一切正常。

走出来，冬日的太阳都是那么和煦温柔。

九、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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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星期一）

亲戚发来老家的《异地医保报销申请单》，里面有一项是所在地居委会或者派出所盖章，证明申请人在异地居住。

先去了居委会，开始一切顺利，但在一处卡住了。

《申请单》上写的是“经办人章”，我请经办小姐姐签字。

经办小姐姐表示：“这里写的是章，如果是‘经办人’，或者是‘经办人签字’，我马上给你签。我们按规定就是没有人名章的。我是为你好，你要是拿回去用不了，还不是耽误你的事。”

我反复强调没事的，有样本，经办人就是不同意。

磨叽了十分钟，经办人建议去旁边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员都有人名章。

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表示不属职责范围，不盖章，建议去旁边社保中心。

到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证明居住不属职责范围，建议去旁边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没说不属职责范围，但要求黑龙江先盖章或者出个申请函。

出来吹了会冷风，琢磨下还是居委会难度最小。

于是走进居委会，摘下口罩，说明岳父得了SARS般凶猛的流感，在ICU生死未知，然后干咳几声。

屋内一片死寂，然后两位小姐姐突然也开始咳嗽了。

经办小姐姐犹豫了一下，突然也觉得喉咙发痒，咳嗽几声，接过去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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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星期二） 下午

夫人打电话，说拍片结果有好转。

从发病以来，每次拍片结果都是恶化，总算看到一点病毒自限的曙光

夫人说住院大夫心情也有好转，探视时她一进去大夫就过来交流，讲了差不多半小时。此前，大夫讲3分钟冰冷的事实，就会主动离开，避开家属绝望的目光。

大夫预计明天做CT。由于上了人工肺后，做CT远比拍片复杂，需要将病人移出ICU才能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有好转迹象，大夫需要做CT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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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星期二） 晚上

一个重度垂直的呼吸科微信公众号，当晚发了一个长达2小时的视频。点开一看，戊医院的顶级专家分析病例，而病例居然就是岳父。难得有机会，听专家讲家人的病情。

父女情深，夫人听了几分钟就听不下去了，叮嘱我不要发给岳母。

我们解读，专家不会选一个大概率救不回来的病例。同期送进去几个病人，每人病情都很重。专家把岳父作为病例，很可能是因为岳父虽然病重，但能够救回来。

戊医院啥都好，但大夫和家属沟通可以提高。几十万的开销对于医院不算啥，对于一般家庭却不是小数目。作为消费者，我们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就是每天5分钟的交流。夫人经常让我找人打通关系，详细问问情况，但找不到对的路子。只能感慨：不当官，钱有毛用。

ICU的医生确实很辛苦。岳母是地级市小医院的护士，看了就感慨北京大医院不好干。医生护士从早忙到晚，中午吃盒饭。面对的都是疑难危重病人，家属情绪急切而绝望。如果要把病因、病理、治疗方案每天给家属细致讲一遍，那病床上躺的人怎么办？

而且，家属最关心的问题：“人救回来的概率，救回来的状况，救回来的时间”，就像一个投资人问你：“上证指数重回高点的概率，涨到那以后的走势，什么时候涨到那个点位”，不好回答。而且大概率答案是提问者绝对不想听到的。

不过，每天交流5分钟实在是太短了。视频显示科室主任、全国知名专家花了很多心血，治疗方案也考虑了多种情况。把这些信息告诉家属，有必要，而且不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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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星期三） 中午

岳父的弟弟和妹妹赶到北京。

我讲了病因病情，提到前几天A病房的病人走了。

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北京就治不好感冒？”

这不是多喝水、多睡觉就能好的病吗？

我想起以前看到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第一次全球范围的传染，死亡估计超过2000万人。该流感由美国堪萨斯州一个流感疫区的青年人参军带到兵营，先是在美国各兵营传播，然后随着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扩散到欧洲。在传染西班牙国王后，该流感有了他的名字：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

潜伏在一战各国伤员和轮换士兵身上，流感从欧洲扩散到大洋洲、亚洲、南美洲。在我国，当时重庆是重病区，据说“半个重庆都病倒了”。那场流感的平均致死率约为2.5%-5%，而一般流感“只有”0.1%。

整整100年，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原子弹、互联网，现在AI、区块链都出现了，但还是治不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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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星期三） 晚上

夫人说B病房的病人突发脑溢血，大夫让转回小医院“静候”，否则每天在ICU也是烧钱。B家属社会能力很强，居然几个小时就找到一位脑科专家到ICU查看了病情。但脑科专家也建议放弃，当天B家就转走了。

我心想：“这要是让我们转院，去哪里找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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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星期三） 晚上

岳母说，如果需要做非常艰难的决定，她去和医生说。

我表示自己也可以。

夫人偷偷和我说：“妈妈是怕决定不再救治，爸爸会不开心。万一有啥事，她帮我们来承担。”

我说：“我知道，但爸爸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妈妈有心因性心脏不适，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她自己能否挺住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