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信风，厄尔尼诺时赤道逆流为什么增强东南信风为什么减弱

这两天的性侵话题，绝度高热度，十大热门，从南京幼童事件，到驾校司机性骚扰，再到郭敬明性侵旗下写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来这个世界，符合大家胃口的破事太多，就像韭菜一茬一茬地长，爱热闹不嫌事大的人，比比皆是。但没过几天，世界又会白茫茫一片！

北京时间8月21日晚间时分，作家李枫在微博上传了一封公开信，控诉知名作家郭敬明曾在七年前性侵自己，瞬间占据了各大媒体新闻的头条，引起轩然大波。而网友们也是炸开了锅，纷纷在李枫微博下留言表示支持，相对的，郭敬明一方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后，郭敬明本人在微博上澄清此事，表示纯属造谣，一切交由律师处理，并且会对李枫诽谤自己追究法律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敬明性侵事件，经过舆论的极速发酵，幻化出斑斓的色彩，已经不是一件辣眼睛的事情，而是一件辣脑子的事情。像郭敬明这等槽点极其丰富的人，“人设”方面素来是失控的，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的杰出典范，给文坛带来抄袭之风，给影视圈带来浮夸之风......人品早就臭不可闻，对于他的烂事，大家都是喜大普奔的，甚至放鞭炮庆祝的，也难怪网上的舆论一边倒，众网友纷纷指责郭敬明，甚至拿他的生理缺陷开涮。更有细心网友爆料，郭敬明与陈学冬、朱梓骁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不为人知的关系，一时间众说纷纭，可怜陈学冬、朱梓骁莫名其妙上了微博热搜，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中。

但，黑郭敬明是一回事，关于性侵的指控又是另一回事。七年前的事，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单凭李枫的一纸长文，空口无凭，没证据，没细节，杀伤力不够，根本无法定罪。这件事情有几个关键点，一是暂无证据；二是同性恋；三是性侵。为什么说着几个是关键点，因为每一个郭敬明都能以此来证明自己无辜。

1、李枫若一直无证据，那后续便不用继续追踪了。从性侵的取证复杂程度来看，无证据极有可能。

2、若郭敬明能证明自己是异性恋，那李枫自然是诽谤。（或者郭敬明还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双性恋”？这在中国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估计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小编估计，郭敬明如果能够有“女朋友”之类的对象出现，吃瓜群众自然会信了他。

3、性侵，在这个话题里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的性质以及法院的判决，社会舆论的走向。如果一切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那自然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如果法院也没有做出很好的判决，吃瓜群众只是当段子看，那这件事也就是一个段子。它和南京南站小女孩猥亵事件不同，那个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这个？可不一定。

即使李枫所说的情况属实，此事件恐怕也很难追究郭敬明的刑事责任。李枫在微博中提到，在中国法律中，同性性侵犯犯罪是空白，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一方面，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中的受害者仅限女性，法律尚不承认针对男性的性侵行为能构成强奸；

另一方面，在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强制猥亵、侮辱罪”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这里，强制猥亵的对象从原来的妇女改为他人，也就是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男性也可以成为强制猥亵罪的受害者。

然而，即便法律做出了修改，如果李枫所说的性侵事件发生在2010年左右的话（微博中提到的作品，出版时间为2010年），也基本不可能适用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中有所谓“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当时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法律修改后构成了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从旧”。这是为了确保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避免公民的合法行为在日后因为法律的变化而入罪。既然事发时的刑法并不认为威胁男性能构成强制猥亵罪，那么在2017年，就不能按照现行法律追究郭在当时所作所为的刑事责任。

小编无从揣度他人行事的动机，也没有渠道去查明事实。但即使希望如此渺茫，而风险又如此巨大，李枫却依然选择发出声音，可以说除了勇气之外一无所有了。只是这条毫无实证的微博，显然欠考虑，极容易使自己陷入被动。

图注：1956年，面向海外发表的“韩练成将军家庭生活照”

文 | 谌旭彬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是国共争夺山东控制权之关键。战役结果，国民党两军一师近6万人被歼灭，可谓大胜。

究其胜利之因，被蒋纬国称作隐藏在蒋介石身边的“最危险间谍”的韩练成，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人物。

韩练成早年在西北军曾受刘志丹等人影响，对共产党抱有好感；后在中原大战中获蒋介石赏识，特准列入黄埔三期；抗战爆发后被派入桂系军中任职，大约在此前后，与周恩来、夏衍等人建立了秘密联系。

1945年韩被任命为海南岛防卫司令官。夏衍曾奉周恩来之命，给韩写信，“要他履行从前约定了的君子协定”，“尽可能地保护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但因联络不畅，海南游击队与韩的部队仍发生了冲突，游击队伏击韩的火车，“把他的脊椎骨也打断了”。①

莱芜战役中，韩以四十六军军长之身份，在关键时刻弃军出走，为战役之胜利做出大贡献。韩如此做，追根溯源，与周恩来的关照有很大关系。据夏衍在80年代披露：

“1946年，我回到上海。周恩来同志因国共谈判破裂，要撤回延安。他临离开南京之前，找我谈话：‘韩练成的第四十六军调到山东去了，拥有很多的美式装备，是很厉害的一个军。你跟他还是否保持着联系？’我答：‘我跟他还有联系。’周说：‘那么你跟他吹吹风，要他不要跟共产党打仗，打没有什么好处，要他相机行事。’于是我给韩练成写了一封信。”②

莱芜战役中，韩练成确实利用其四十六军军长身份，秘密配合了解放军的攻势。

图注：莱芜战役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

不过夏衍的描述也有不实之处。譬如，夏衍说：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韩练成暗中积极配合，将部队（指四十六军）引进了我军的包围圈”③

此段并非夏衍亲历，而得自道听途说。谬误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韩并非主动、有意将其部队引入“我军的包围圈”，然后自己弃军而走。相反，韩在整个配合过程中，曾一再努力，希望能使自己和四十六军全身而退。

据曾化名进入韩部作联络工作的地下党员解魁（

时任胶东军区联络科干事

，化名姓刘）回忆，韩曾要求解放军协助他，将四十六军留在胶东：

“他说，如果五十四军进攻要他配合时，他要我们集中兵力歼灭五十四军，用少量部队牵制他韩部一下，他即缓慢前进。如果要他离开胶东，他要我们积极进攻，把他韩部拖回来。”“1月底，韩部由兰底西调淄博，配合十二军行动，他要求我们在胶济线上保持沉默，待他西开后，要我们立即向即墨、兰村等地行动，以求把他这个部队拖回来”④

当时具体负责韩练成工作的刘贯一判断，对韩的上述要求，有明晰的判断：

“可看出他为避免被消灭，不愿离开胶东。”⑤

韩曾如此对负责联络工作的地下党人刘贯一

（时任华东军区国军部部长）

等解释保全四十六军的好处：

“今天山东只有四十六军比较完整，王耀武还不是指这个军要吗？我不能白白牺牲掉此军，能错开战争焦点，将来作用很大，小可控制胶济路，大可北向平津，给李、白撑腰，到一定时期，迫李、白出面表明态度……”⑥

可见韩并没有将四十六军引入解放军“包围圈”的打算。

图注：晚年李仙洲。李作为中将副司令长官，在莱芜战役中被俘。

正因如此，韩对四十六军在莱芜战役中的任何损失，都相当痛心。据刘贯一披露：

“在第一天宿营何庄时，韩之一个排被我消灭，韩见李（笔者注：即地下党员杨斯德，时任胶东军区联络科科长，化名姓李，秘密潜入韩部，负责联络工作）说：‘这样搞也花不来（原注：即不合算之意）’”⑦

最后，因同时应付国、共两线，丧失辗转腾挪空间，韩练成不得不把部队开入莱芜城包围圈。据刘贯一于1948年1月3日提交的内部报告披露：

“（2月21日）正在战斗激烈之际，王耀武乘机而来，首与李仙洲讲话说：‘要四十六军进城’，李未答，王又和韩讲：‘限你即刻入城门’，王即离去。这时韩已惊恐万状，摔电话机说：‘完啦，完啦！我这个部队毁在他们手里，李（笔者注：指地下党人杨斯德）！你说怎么样？李说：‘这已经很难分出了，还能进城吗？我意不能城。’到晚间，四十六军即进城……”⑧

无奈之下，韩练成只能听从杨斯德等人的建议，忍痛弃军而走。据刘贯一的报告：

“22日拂晓，四十六军驻河南部队从河南向城内收缩时，受我杀伤很大。据说当时失掉联系的及伤兵不下千余人。在其部队极度混乱动摇之际，说：‘李，你有什么意见？完啦！’李即反问：‘你能掌握哪些部队，你的意见如何，李仙洲等他们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只能掌握特务营，其他你知道，他们都是贵族子弟，不到一定程度我说他们能听吗？’李又说：‘举义那是最好的，但你说不能掌握部队，那有何法？我现在只有负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之责。我想只有一法，提早离开部队，免受个人生命危险，尤其你不同于一般人，否则，随军突围，那是危险的。至于我们牺牲，在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李意在使其部队失去指挥，以利消灭。韩即同意说：‘好，就决定这样办。’”⑨

四十六军内部派系严重。韩作为军长，自成一派；白崇禧外甥海竞强（188师师长）另成一派。且士兵90%是广西人，韩确实没有把握控制该部集体起义

。

在韩的角度，保全四十六军这一政治资本固然重要，但自身安危显然也很重要；忍痛弃军而走，可谓“丢卒保车”。在地下党的立场，莱芜战役的胜利是第一位的，迫使韩弃军而走，不但有助于消灭韩的部队，且会直接造成与韩部一同作战突围的七十三军战事布局混乱，陷入被动，可谓“一箭双雕”。

刘贯一的内部报告，对此有准确的总结：

“在莱芜战役期间，我做到了使韩(之)部队迟迟不进，便利我部队顺利地运动和完成军事布置，同时亦拖住了七十三军。两军相并突围时，能争取其提早脱离部队，使全军失去指挥，在我大军重重包围之下，迅速崩溃解体，直接影响了七十三军，故在很短时间内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战役。”⑩

注释

①②③夏衍：《从桂系叛离到解放区的韩练成将军的一些事迹》，《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8 年第2期。

④解魁：《在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内部工作的情况》，收录于《莱芜战役纪实》，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⑤⑥⑦⑧⑨⑩《刘贯一同志关于争取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情况报告（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在中工委国军工作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收录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资料选编·鲁南会议华东全军整编莱芜战役》，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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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不断对之前的自己“叛逆”，剔除生命的杂质，只留下最璀璨的一部分，那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正气。

1256年的春日，临安街头有点躁动。

那天是科举公布成绩的日子，就像今天查高考分数时的忐忑一样，宋朝学子们捂着“砰、砰”跳的胸口，焦躁不安地向皇榜走去，丝毫没有注意到手心早已渗出了汗水。

21岁的文天祥也站在皇榜下。他伸长脖子，渴望在榜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一行一行的看过去，直到看见“文天祥”三个字的时候，他才长叹了一口气，中了。

中了进士，随后就是在集英殿对策。这都是应有的流程而已，只是为了区分名次，不会再有落榜的危险。但文天祥当真了，难得有面见皇上的机会，此时不表现更待何时。

当时的皇帝是已经在位30年的宋理宗。

想想吧，没有假期、没有公休、没有补贴，工龄已经30年的老同志最盼望什么？当然是退休啊。

可宋理宗同志的职业比较特殊，皇帝一般是不能退休的。

为了弥补自己丢失的青春，他早已经不再管理朝政，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后宫事业中。

▲ 宋理宗

文天祥来到临安就听说了皇帝的光荣事迹。他感觉自己的小宇宙要爆炸了，于是在集英殿对策的时候就提笔开怼：

“陛下啊，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再忍忍啊。”

“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连草稿都不打，就一口气写了将近万字。

他说得忠贞恳切，据说把宋理宗同志感动得直抹眼泪。或许是因为文天祥的真情和文采，被骂的狗血淋头的皇帝竟然把他选为状元。

自从隋朝开创科举至1905年废除，1300年间出现了无数的状元，最有名、成就最大的，当属文天祥。

《宋史》中对文天祥有两句很特殊的记载：“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美而长目，顾盼烨然。”

185CM的身高、健硕的肌肉，偏偏皮肤还白皙紧致，吹弹可破，再看脸，一双细长的丹凤眼镶嵌在美貌的脸上，顾盼生姿。

长成这副祸国殃民的模样，还是才气侧漏的状元郎，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男人都是男神。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歌伎满前。”文天祥的家庭条件也不错，在他考中状元后父亲就不幸去世，给他留下大笔遗产。

3年后，24岁的文天祥被任命为海宁军节度判官，开始走上仕途，也开始了浪荡生涯。

丰厚的遗产再加上宋朝的高工资，不难想象文天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经过8小时的紧张工作，下班后有必要适当的放松一下嘛。

5星级酒店的豪华大餐吃起来，30年的女儿红喝起来，满座的同僚朋友嗨起来。

宋朝官员典型的奢靡生活，他一过就是17年。

这时候的文天祥也不过是普通人，他写的文章别人也能写，他过的生活别人也能过，跟其他的进士、状元没什么区别。

可当岁月静好的生活一旦被打破，有的人就此崩溃，而有的人却能涅磐重生。

南宋的暖风熏得游人醉，早把杭州做汴梁。

他们忘记了曾经受过的苦难，也忘记了祖先曾经的耻辱，只要自己过的好，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可高原上的蒙古人不一样，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登基，被众人奉上尊号：成吉思汗。

这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不比以往的草原领袖逊色，大蒙古国也继承了匈奴、突厥的疆域，一统广袤的万里草原。

可被成吉思汗改造过的大蒙古国，潜力显然不是先辈们可以比拟的。

他废除了诸王的世袭地位，改由大汗任命官员管理，并且创造了蒙古文字，把一群套马的汉子凝聚起来，真正打造了一个草原帝国。

如果用中原皇帝类比的话，他的地位相当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集合体。

▲ “成吉思汗”铁木真

在以后的70年间，蒙古铁骑四面出击。

一座座城市在马蹄声中陷落，一寸寸土地在蒙古人的呼喊中被占据。男人屠杀、女人为奴、工匠留用，辽、金、西夏、花剌子模、波斯等国逐一灭亡。

西至里海、东至大兴安岭、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黄河，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

1273年，襄阳城破。那年没有郭靖、黄蓉守护襄阳，也没有杨过烧毁20万大军的粮草，更没有郭襄16岁的烟花。

只有国破家亡的凄惨和悲凉，南宋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1275年，蒙古攻破安庆，兵锋直指建康。南宋王朝危在旦夕，而文天祥“叛逆”了。

他当然反的不是大宋王朝，而是自己。

国家危亡在旦夕之间，想想以前的奢靡生活，就像是一种犯罪。他把良田、豪宅、香车统统变卖，连同家中的存款和现金，全部做为勤王的军费。

“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不久后，他就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东进勤王。

从江西出发前，他的朋友前来劝阻：“你去了有什么用啊，还是明哲保身吧？”

文天祥不愿意苟且偷生：“国家养育臣民将近300年，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做一个表率，希望忠义之士能够挺直腰杆，保家卫国。”

文天祥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吗？他不怕死吗？他当然知道蒙古人有多么强大，他也怕死，但他更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内心，在自责、悔恨中苟且偷生。

这是文天祥的第一次叛逆。他放弃了过往的舒适生活，与奢靡、放荡彻底决裂。

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和酒杯，拿起杀人的剑、穿起生锈的铁甲，迎着蒙古人的铁骑走向战场。

40岁的文天祥开启了新的人生，走上一条最悲壮也最光辉的路。

相比文官领兵的范仲淹、虞允文而言，文天祥的军事眼光相对较弱。

他带兵来到临安后就上书皇帝：“大宋为什么军事上屡战屡败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权力，全由朝廷说了算。不如由前方负责战争。朝廷只要任命人员就行，其他的事别管啦。”

平心而论，文天祥的提案基本没有可行性。

自古以来的胜仗，都是靠朝廷整合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权力下放的结果只能是军阀割据，投降的速度只会更快。

在蒙古铁骑如泰山压顶般南下的时候，文天祥最终没能力挽狂澜。

整整3年时间，他带着残兵一路战火一路败退，苏州、临安、温州、江西，最终在广东汕头潮阳县被元军千户王惟义俘虏。

1278年11月，文天祥被押解至元军张弘范的大营中。手臂粗的牛油灯闪烁，张弘范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抿着嘴看着早已贵为丞相的文天祥。

“给张世杰写封信，让他投降吧。”

“好，我写。”

文天祥给张世杰的信中只有一首《过零丁洋》，但不是劝降，而是劝他不要降。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国势飘零如雨打浮萍，我辈不能挽救社稷和百姓，所能做的只有不愧对祖先的英名。

这首《过零丁洋》并没有送到张世杰的手中，而是被张弘范截留了。他看着墨迹未干的字迹，不禁对这个亡国丞相生出敬意。

随后一份报告被送到忽必烈手中：“这是一名义士，不能杀。”

做领导的都喜欢忠臣，最好是对自己尽忠，如果是敌人的忠臣也要表扬，意思是让自己手下的人好好学着点。文天祥躲过一死，被一辆囚车押往北京。

1279年4月，文天祥迈出了北上的第一步。囚车从广东出发，一路经过韶关、赣州、吉安，再过鄱阳湖、南京、徐州，最终到达元朝的首都北京。

杏花春雨江南的碧绿色，逐渐变成干燥的枯黄。

文天祥第二次“叛逆”了，他放弃抗争，而是寻求精神不朽。既然反抗已经失败，那就只能接受现实。

在渡过长江以后，他就知道事情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在北上的路上，文天祥不断寻找精神上的知音。

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华先辈曾经奋战过的热土，那些忠贞的灵魂，都带给文天祥不一样的温暖。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让他有了“吾道不孤”的欣慰。

徐州的燕子楼，是唐朝张愔为爱妾关盼盼所建。

在张愔去世后，美貌的关盼盼被无数人觊觎。唐朝的妾是可以相互赠送的，更何况在丈夫死后改嫁，正常得很。

但面对踏破门槛的提亲者，关盼盼都拒绝了，她要为张愔守节，最终15年未再嫁人。

400年后，文天祥在北上途中登上燕子楼。他想起独居终老于此的关盼盼，一个妓女尚且可以为丈夫守节，何况我们是亡国的士大夫。

于是他写下一首《燕子楼》自勉：

因而张家妾，名与山川存。

自古皆有死，忠孝长不没。

但传美人心，不说美人色。

当囚车来到山东德州的时候，他想到了颜真卿。这里曾经叫做平原郡，“安史之乱”前颜真卿被贬到这里。

当安禄山的大军横扫河北时，州郡纷纷开城投降，只有颜真卿的平原郡做了钉子户，死死的扎在那里。就连他的堂兄颜杲卿，都被叛军杀死，只找回一只胳膊。

20年后，颜真卿最终还是被安史余孽杀害。

文天祥想起颜氏兄弟的节义，又写下一首诗来自勉：

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这时候的文天祥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前的成败荣辱，在历史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当百年后，判定成败的不是权势、金钱，而是精神。

在北京，文天祥是愿意活下去的。当时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正在大力求才，尤其是南宋的文人学士。

听说文天祥是南宋的第一等人才后，忽必烈就劝他留在北京，还帮他买房子、上户口。

文天祥说：“如果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做顾问，就可以。但是官嘛，就不做了。”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一个有命，一个有名。

可极力反对的恰恰是南宋的投降派。为什么呢？如果让文天祥这样的反抗者都活着，那他们举国投降的人算什么？汉奸不要脸的呀？

于是南宋宰相留梦炎上书说：“文天祥如果回到南方，再次号召民间起义，那可怎么办？”

文人玩的文字游戏，真歹毒。

这样一来，事情就很简单了。文天祥要想活就得投降，如果不做元朝的官就得死。

文天祥最终第三次“叛逆”，不再苟且偷生，决意从一而终，向死而生。

1282年12月，忽必烈想做最后的努力：

“你有什么想说的？”

“忠臣不事二主，但求一死。”

第二天，文天祥被斩于菜市口。

可元朝人却说：“宋之亡，不在崖山之崩，而在燕市之戮。”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这几年有个很流行的概念叫“走出舒适区”，鼓励大家不要沉溺在舒适感当中，而是寻找艰难的路，在一次次的破解难题中磨练自己，最终才能迎难而上，成就美好人生。

文天祥不就是这样吗？

他在舒适区中生活到40岁，当时代大潮来袭的时候，却又换了一个人。首先放弃精美的生活，然后寻求精神的不朽，最终放弃生命的希望。

文天祥不断对之前的自己“叛逆”，剔除生命的杂质，只留下最璀璨的一部分，那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正气。

我们不能成为文天祥，但最重要的是永远在路上，然后问心无愧。

就像文天祥被杀后留在衣带中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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