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了半个月有帆船到大连，便乘帆船到大连了。这是1943年夏秋的事，我父亲16岁。按本意，我父亲应到鞍山找他大哥，但这半个月我父亲带的食物吃没了，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在大连的亲戚帮助下，我父亲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织布厂找了一份职业住下。由于我父亲曾在青岛织布工厂干过并出徒，因此在干活中日本人对我父亲很满意，当时我父亲岁数小干活快质量又好，更被日本人看重的是当织布机出毛病时他还能动手修理好。
于是日本人先是让我父亲织布，后来让我父亲直接干保全，把机器图纸直接给他，让他学习。我父亲从小沒上过学，真是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但我父亲很肯学，加上他天资聪颖，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学会了看图及织布机的知识。这个厂有40多台机器，各道工序机器我父亲全弄明白了。1945年8月15日，大连解放了。先是苏联红军占领了大连，紧接我党派了许多干部来到大连接管警察局，广播电台等，并接管一些企业，成立工会组织等。
在工会组织动下，我父亲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先是在本厂担任组织委员，后来在市纺织行业任组织委员。那个日本人回国了，回国前这个厂子被剝夺了。他给我父亲两捆布，一捆白布我父亲将它染黄卖给苏军了，换钱吃饭。还有一捆兰布寄回老家给我爷爷了。苏军将这个厂子剝夺后卖给中国人。当时在厂工作的七个人凑钱合伙买下这个厂子。
我父亲没钱，就没有参与。1956年公私合营，这个厂子被转为全民所有制工厂，这七个人均被定为资本家并发股息（工资之外的补贴）。其中最高的每月股息三元左右，最低的八角钱。我同学他父亲就是其中一个，每个月1.2元。气的我同学经常叨咕“一块二买个资本家帽子戴”。1952年冬，抗美援朝如火如荼。国家在这个厂订了一批黄布赶制棉衣。
工人们加班加点提前完成任务。国家付清费用后又给了一笔钱，作为对工人加班加点的奖励。这七个资本家将这笔费用偷偷的私分了。我父亲到市工会开会就知道了此事。回厂后组织工人同资本家展开斗争。他是一面组织生产，一面将七个资本家看管起来。有人报告市公安局，公安局连夜抓我父亲审查。后来在市总工会干预下将我父亲放出，并纠正此事。
七个资本家把钱退回，分给了加班工人。事后，七个资本家不干了，说我们投资开工厂让工人说算了。逼我父亲辞职。父亲在家待了两年多。那时我父母己结婚，母亲在国营农场工作挣工资维持生活，我父亲有时在外面做零工，还有原厂工人们经常凑钱帮助我父母。到了1955年，工厂锅炉带动的机器出现故障，找了好多人好多单位都修不好，停工己经两个月了。
有提出找我父亲来修。我父亲在锅炉边弄了两天一夜，修好了机器。故此，资本家同意我父亲复职，行业工会又恢复我父亲工会组织委员。1957年底，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厂公私合营后，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厂成立技术科，任命我父亲为第一任科长。我父亲回家说，别的厂技术科长都是高中生大学生，而我大字不识一个。
文革时期我父亲因是技术科长被定为走资派，又因小时候当过国民党兵被说成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直到1975年因朝鲜派留学生到厂实习，纺织部指定由我父亲接待负责。我父亲以副总工程师名义做此事。朝方带队的是朝鲜纺织厅一名技术负责人（在苏联留学毕业），来厂时纺织部领导介绍我父亲时告诉人家是文盲，对方很好奇，一个文盲当技术科长很少见。
双方在技术交流时提了很多问题，我父亲全都对答如流，最后没有可问的事项了，他突然指着头顶上日光灯管问：“这盏灯你们用多长时间更换？”我父亲随口答道：“4000小时。”文革结束后我父亲担任厂动力科科长，不再担任技术科长。此时我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技术科长这个位置还是该由大学毕业的人来做。我虽说能解决技术问题，但在工厂技术发展上我是跟不上，谁让我是大老粗来着？最终我父亲在动力科长岗位上退休。
退休仅一年就因患肺癌转移去逝。去逝前他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工厂要上布匹染整项目，当时沒有化验设施，他与工人们为检验染料配比，只能是从染缸里舀出点用舌头舔一下，尝尝味道再吐掉，许多染料是剧毒的。因此他对自己能患癌症是有长期思想准备的。一方面我奶奶家族有这个基因遗传，另一方面他的职业行为所决定。后来我走访父亲的老工友，据介绍他们那一代人大多数都患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