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和“千户长”既是军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军政民政事务。但必须要看到，前进基地依旧是以农牧结合的方式在运行，粮屯只是一个方面，依靠周边草场放牧获取肉类仍旧是重要的军队补给手段，参与放牧的人员也依旧是吐蕃的部落民。唐朝对此时吐蕃军队的评价是“辎重疲弱”。
吐蕃军队动辄兴兵数十万，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
吐蕃王朝在最强悍时，曾一己之力硬抗亚洲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唐、大食、南诏和回鹘。在从剑南到中亚绵延数千里战线上，吐蕃陈兵百万，一场战役动辄兴兵数十万，它是如何解决数十万人的后勤问题的呢？我们先来看几个吐蕃的战例：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九月，松赞干布“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
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从侵掠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八月，吐蕃军神论钦陵，先在乌海战区以20万人围歼唐军辎重部队，后又在大非川顿兵40万围攻薛仁贵率领的唐军主力。在一次战役中，集结如此巨量的军队，对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后勤供应能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吐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关于这个疑问，还要从吐蕃王朝的军事组织结构说起。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将吐蕃国土划分为五个“如”（军区），“如”有部、翼的意思，每个“如”下设有若干东岱（千户）。每个“如”都设有“如本”、“元帅”、“副将”等职，千户设有千户长（又称千夫长），下设有百夫长等职务。“如本”和“千户长”既是军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军政民政事务。
以地域划分的“如”（军区）保证了，每个“如”内部的军队都是原来的部落民，每个千户长所统的兵士大都是同一部落的人组成。相互之间能够团结，互相照应，并为自己部落的声誉不惜牺牲，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据《五部遗教·大臣遗教》、《贤者喜宴》等史料记载，吐蕃每个“如”的军马由同一种颜色的马匹组成，旗帜亦各有区别，因而只要一看到马匹和旗帜，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如”的军队，十分有利于行军作战和调遣指挥。
这项被称之为“五如六十一东岱”的制度设定，将吐蕃的军事、社会、行政和生产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类似“军国主义”类型的国家体制。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定外，吐蕃还将国内的平民阶层分化成了“桂”和“庸”两个等级。按照藏史《贤者喜宴》的解释，“桂”属于高等属民，从事和军事相关的事务，也就是拥有“军籍”。
负有为政府提供男丁，战时从军打战，并自行负担战争所需的武器、马匹和粮草，这种身份的设定和唐朝初期府兵制中的府兵非常相似。“桂”（“军户”）的身份也类似唐朝的府兵，地位高于一般庶民。在西藏律条中，“桂”如果在纠纷中被杀，其赔偿的身价（命格）在其他庶民之上，属第八等级。由于“桂”所负担的劳役与赋税比一般民户为轻，且社会地位较高，吐蕃法律里甚至写明了禁止“农户”转为“军户”的规定。
除了军户地位高于一般农户外，吐蕃还有一整套奖惩机制，对于战场舍死忘生的勇士奖励以虎豹皮制的服饰，而对于怯懦者则在其头上悬挂狐狸尾巴，“表其似狐之怯”。《贤者喜宴》：“勇者褒以豹及虎(皮)，懦夫贬以狐尾”。《通典》载:“（蕃军）重兵死，恶疾终，以累代战没者为甲门，临阵奔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
”再加上，吐蕃军队的战争模式，类似于游牧部落的高机动性穿插围歼。战场掠夺所获，采取分账制，土地归属国家所有，其余浮财全部由个人支配。《册府元龟》记载:“（蕃军）出疆之资，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以战伐吞并，往必成功”。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将吐蕃将士塑造成了悍不畏死、嗜血搏杀的勇士，但再勇敢的士卒也得吃饭，饿着肚子谁都打不了胜仗，即便吐蕃军队的作战方式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较低。
为了解决军队后勤补给的问题，吐蕃军队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各种尝试，从最开始的“全民皆兵”，到军队中出现了专业的仆从士卒“庸”（奴、温末），再到之后干脆出现了前线补给基地。在吐蕃军队早期，并没有专门的后勤建制，而是在出动军队时由士卒自行解决。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是，部落士卒不得不拖家带口一起奔赴前线。部落中的老幼跟在军队之后放牧牛羊，随时供给大军粮草食品上的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