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国家为什么选择循环建设新区，因为循环离北京很近两个地方，到时候高铁一通可以在雄安和北京之间像坐公交车一样来回走。所以所谓的高铁一通人去楼空形容的也就是这种现象。因为交通便利了，之前很多人因为离家太远不愿意去大城市上班，但是现在坐高铁可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回来了，很多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闯一闯。
人去楼空说明什么问题1.人口的城市化在过去的十年间，经历了房地产市场上的黄金10年，这4年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比较迅速的十年，很多城市的人往大城市来聚集，而农村的人外出务工的人特别多，这部分人群在大城市赚了钱，很多都回到本市或者本县来买房。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农村地区基本上都是留守的老人或者儿童青壮年，一般都在外面打工，而村里面稍微有钱的人都会在外面买了房。
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铁的两端联系着出生和工作的地方，一方面要养家糊口赚钱，另一方面家里面因为有老人小孩或者是有亲戚朋友。两方面都不能割舍，所以高铁给了很多人一个便利的工具，可以把这两者之间联系起来。这也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广东以及江浙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工厂，每年都会接收从中西部来的打工者。
这些打工者想要在大城市买房比较困难，但是回到家乡买还是比较容易的，而随着高铁的大量发展，高铁房成为一个现象，高铁站附近有很多的楼盘这种楼盘，不少都被返乡置业的人来买了。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回家乡，但是平时又到外面进行打工了。一出去的话就变成了人去楼空。3.户籍政策的放松最近这几年不少大中型城市都开放了户籍，放松落户的政策，甚至出台了各种补贴措施来吸引外地的人才。
而之前很难在大城市落户的地方，现在变得如此轻松简单，这也对周边的地区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把小城市的房子卖掉，到大城市去生活工作成为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高铁对缓解大城市病也是一个有助的现象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广东的东莞和惠州。这两个城市离深圳和广州都不远，而且当地有规划，广州到惠州以及到深圳地铁。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施，但是几个地区的协同发展成为一个未来的趋势。我有不少的同学都是家在惠州中山，人在深圳工作。因为深圳的房价很贵，想买房就比较困难，如果交通足够发达，那么他们住在深圳周边的惠州或者中山上班时间，可能比自己在深圳租房更短，而且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买房，住的可能要舒服一些。类似的情况在上海周边也有很多。
坐高铁上班正在成为一个现象，因为现在城市越来越大，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花有两个小时上班很正常，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周边的小城市高铁旁边买一套房。这样的话那么高铁一通，人去楼空，说的可能就是不再是小城市，而是大城市郊区的鬼城了，这些鬼城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市区，但是通勤时间要更长，而且配套设施很差，买房还需要当地的户口，价格又比较贵。
二战时期日本的特务机关：特高课、梅机关、竹机关、菊机关等，有什么区别？
汪伪特工组织“76号”的头目李士群，原来是特工总部的二把手，搞倒主任丁默邨后飞扬跋扈，就是因为背后有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的支持，1943年影佐一旦被调离上海，李士群就成了没有主人保护的狗，被汪伪周佛海和日本驻上海宪兵队冈村中佐联合毒杀。这是因为“梅机关”直属日本陆军的参谋本部，是“中国派遣军”及所属陆军宪兵的顶头上司，日军各部不敢不给面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2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三个重要单位，在上海成立了间谍谋略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除了作战以外的所有对华重大谋略，以及建立汉奸政权的执行机关。负责人由三个单位分别派出，即陆军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的金田芝中将，外务省的坂西利八郎顾问。由于日本陆军在华势力最大，土肥原又是特务元老，因此该机构又称“土肥原机关”，直接对日本内阁的五相会议负责，权力极大。
为了分化中国内部，配合日军进攻，该机关又以梅、竹、兰、菊等花卉名称，在各地分头组建了任务不同、策反对象不同的特务机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梅机关“梅机关”为了扶植、监视和控制汪精卫集团专门组建的特务机构，1939年8月22日成立于上海，因为办公地点在虹口日租界的小楼“梅花堂”里，故代号为“梅机关”。
它有权协调日本驻军、宪兵队、其他特务机构对汪伪政权予以各方面的支持，也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创建者和实际控制者，76号内一直驻有日军一个宪兵分队。鉴于日本比较特殊的陆海军军事体制，梅机关以陆军为主，但也有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特务组织）的代表，以影佐为机关长；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影佐又兼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梅机关则对外称“最高军事顾问团”，其实就是汪伪政权的后台老板。
（大汉奸汪精卫）竹机关“竹机关”在武汉会战结束后设于汉口，机关长是柴山间四郎中将。此人1928年乃是张学良的顾问助理，有名的中国通，中心任务是配合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对中国军队的分化工作，对象从北洋军阀吴佩孚等元老到第五战区的川军部分将领，基本没什么成效；1943年接替影佐祯昭成为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兰机关“兰机关”也设在上海，机关长是和知鹰二中将，重点工作对象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军事集团，日军认为桂系是国民党内最具势力的反蒋集团，因此在桂南会战后，和知鹰二兼任了华南日军第21军的“司令部附”，以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的方式，企图造成两广地区脱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局面，与第五师团长今村均共同派出代表赴桂林游说白崇禧，但白健生抗日大节不失，把日军代表崩了回去。
菊机关“菊机关”设于福建，主要策反对象是国民党“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炜中将，1939年11月，黄大炜率部叛变投敌，被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成为汉奸，1940年改称汪伪“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以黄大炜为总司令，1944年5月，黄大炜在上海被军统特工暗杀身亡。上述四个特务机关都有日本军方背景，并且是临时性特务机构，由日本陆军主导为执行特定任务而设，基本是挖掘汉奸之用，从使用机关代号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任务是秘密的。
（汪伪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特高课“特高课”是日本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就成立的正式特务机关，隶属于内务省，全称是“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政府工作人员、是政治警察、是公开的机构；日寇入侵我国和东南亚地区后，日本军方的宪兵队成立了军警联合特高课，一般下属于日军各宪兵司令部和各级宪兵队。可以说，哪里有日本宪兵队，哪里就有特高课的身影，他们的任务就是监控反日思想、镇压反日志士，还有在日本国内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其他反战人士的任务，笔者曾将其与“盖世太保、军统局、克格勃”并称为二战时期的四大特务组织，因为它们从事的，并非仅仅是军事情报和谍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