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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二手车百姓网,邯郸有哪些好的二手网?

来源:整理 时间:2022-04-18 16:30:53 编辑:汽车经验 手机版

1,邯郸有哪些好的二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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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邯郸二手车市场在哪

南堡那,就在科贸城对面 邯郸有没有二手车网? 邯郸目前没有专业的二手车网 不过有门户站上基本都有二手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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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裁员风波”下的富士康:何时褪去“代工”标签?_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作者:钱玉娟;36氪经授权转载。

深冬的下午,一阵寒风吹来,让站在街边的张晓帅打了个寒噤,他一只手插入裤兜,一只手握手机,眼睛不时望向道路左侧,等待着预约的网约车来接他。

在他脚边,地上放着一个小行李箱,旁边是一个由被褥塞满的黑色塑料袋,外加一个装有洗漱用品的透明塑料袋和一个小纸箱。这是张晓帅的全部家当。他来自河北邯郸、漂在北京11年有余。“我找到了一份更适合的工作。”12月5日这天,是张晓帅离开富士康的日子。更为准确地说,当经济观察报记者来到富泰京精密电子(北京)有限公司采访时,恰巧碰到了办理完离职手续,拎着行李走出富士康那扇大门的张晓帅。张晓帅此前所在公司的办公地是,位于北京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地泽北路9号的富士康三期。“我来这边才几个月,但早在2007年9月就已经来富士康了,最初是在那边工作。”张晓帅伸手指向来车相反的方向,那是北京富士康二期,与三期同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同济中路18号,张晓帅在那儿工作了将近11年。

得知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来意是了解富士康裁员情况后,张晓帅摇了摇头,“我是主动辞职的,不是被裁。”他说,新工作待遇不错,既不用像在富士康这么苦,又有活干,思来想去,还是走得好。

与张晓帅同一个厂区,来自内蒙古的女孩孟连,于五点结束了产线白班工作后,来大门口取快递。留着齐头帘的她,还戴着一个黑色口罩,只露出眼睛。面对跟在身后的记者,孟连边找快递边撂下一句话,“我马上也要辞职了,要不你采其他人吧。”

在多次请求下,无奈的孟连只好让记者添加了微信好友,随即拿着快递跑进了厂区。之后她通过信息道出了要离开的缘由,“厂里没订单,工资又太低,伙食也不太好。”

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富士康里,外人只知道它拥有全球昼夜不停的规模产线,殊不知也有冷清的时候。

“七八月份一过,富士康的旺季就过去了。”在深圳市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工作的刘立新,外出买药时遇到了上前询问的记者,“喏,现在(12月2号)就是它的淡季。”

在同学推荐下,刘立新于2016年来到富士康,成为苹果和华为手机产品产线的一名工人。“近来的订单量也就是旺季的1/3。”刘立新坦言,他所在的热门产线都如此,何况其他产线。

张晓帅和孟连也都提到了一点,“现在厂里没活干”,于是,离开已经成为不少富士康人的选择。

但与张晓帅的主动请辞不同,有不少人面临的是被迫离开。

“流动”的富士康人

自步入2018年以来,为苹果生产iPhone的核心组装工厂里,富士康、和硕和伟创力都在不断投入产线建设,以应对苹果旺盛的订单需求。

其中,对于苹果业务占据整体营收50%的富士康而言,为了紧紧抓住苹果这个全球大客户,富士康几乎所有产线都押注在iPhone 的最新机型XR上。

据公开报道资料显示,仅富士康郑州园区就为iPhone XR配备了27条产线,只保留了4条iPhone XS产线;富士康深圳观澜园区的12条产线,也随时待命组装iPhone XR。

据刘立新介绍,富士康的苹果产品线在旺季时能做到每天持续运转近20个小时,“白班和晚班倒着来。”他告诉记者,保守估算富士康每条产线每小时生产500台手机,这一天下来的产量惊人。

不过,让富士康始料未及的是,自今年10月以来,消费者对苹果手机的需求呈现疲软态势,这让苹果不得不采用降价策略来回暖市场。记者从京东苹果旗舰店等iPhone的电商渠道了解到,上市才一个多月的iPhone三款新机型均降价超千元以上。

而为苹果投入了大量产线规划的富士康则迎来当头一棒:苹果不得不调整其新机的第四季度订单,有数据显示,苹果在富士康的原订单需求基础上减产约500万部。按照上文对富士康产能的粗略计算来看,这次减产远超其全线一周的产能负荷。

富士康在美国的两家公司未来三个月之内裁减155名员工的消息曝出后,“鸿海集团预计裁员34万人,明年要削减29亿美元运营成本”的报道也不胫而走。

消息中提及被裁减的岗位主要涉及制造部门、组装部门以及部分有关联的岗位人员。

刘立新坦言,“产线上的工人来来往往,流动性本来就大,但对于裁员的消息,也只是听说国外有,自己身边还没见动静。”

11月21日有媒体报道称,依据富士康内部流出的备忘录显示,富士康将在2019年大幅减少开支,最高可能达50%,约200亿元。其中,i-Phone业务将缩减60亿元开支,并可能有10%的非技术岗位被裁撤。

对此,经济观察报记者尝试联系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富联)的首席执行官郑弘孟,并未得到相关回应。

而向富士康科技集团媒体负责人史祯寰求证时,除“我们并没有大规模裁员,一切请以官方声明为准”的答复外,还有一份富士康近日发出的官方回应。“费用缩减主要针对集团经营绩效未达标单位及获利表现不如预期的对外投资,并涉及如行政、事务、物流等周边费用,但不包括集团研发及新产品开发经费。”

此外,执掌这座“世界工厂”的老板、68岁的郭台铭,也于11月24日在台湾公开对传闻予以否认。“不是裁员,而是人员调整,因为要成立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一些员工会被送去培训,很多人会面临工作性质和结构转移。”

记者从刘立新、孟连等处了解到,目前深圳、北京的产线当中并没有推出任何培训相关事宜,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依然是围绕产线、宿舍简单的两点一线。

第一手机研究院院长孙燕飚认为,无风不起浪,“苹果订单的大幅减产,自然造成富士康大规模的削减成本,甚至与裁员直接关联。”他表示,工厂效益正在不断压缩,产线过剩下自然会通过裁员来维持经营。

另外,他分析,原本对于苹果的规模化订单,富士康就要面临和硕、伟创力的直接竞争,而今又大幅缩减,成本效益受挫的情况下,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跳着舞的大象

对苹果依赖较强的富士康,遭遇窘境的同时,也直接让母公司鸿海集团的股价不稳。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中心副总经理王云侯看来,鸿海旗下的A股上市关联公司工业富联的惨淡市场表现,也对其带来负面影响

成立于2015年的工业富联,主要开展工业互联网化转型。“我们不是工厂,而是智能制造基地。”推进工业互联网转型,甚至被郭台铭视为褪去身上“代工”标签的关键方式。

郭台铭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工业互联网在集团内部推行的成效显著,富士康也将借助大数据、AI及自动化技术成果进行转型发展。”

在赛迪顾问总裁孙会峰看来,传统制造业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时代背景下,富士康已然看到了工业化时代里,标准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模式需要提高效率,此外,“未来制造业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产线和产能,而是基于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建立实时在线的链接,快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他认为工业互联网对于富士康而言,是步入下一轮制造业革命必须把握的机遇。

对工业富联长期观察的互联网分析人士王吉伟认为,郭台铭不过是将鸿海旗下的一些子公司纳入其中,工业富联在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方向的业务占比微不足道。

从工业富联招股说明书中可知,过去三年中,其销售收入分别为9.3亿元、6.5亿元和9.6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不足0.35%。其中工业机器人产能、产量与销量更是连续三年下降。

“即便推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但工业富联至今都在对外扩散平台概念,真正落地的项目太少。”在王吉伟看来,尽管BEACON平台频频入选各种试点单位与示范项目,却始终不被相关二级市场机构看好,甚至自今年6月上市以来,股价也持续下跌。“实质进展鲜少透露,不免让工业富联落入‘忽悠’的阵列,让外界对其能力持疑。”王吉伟说。

这一观点与王云侯不谋而合。“我若是投资者,也难以相信富士康画的饼。”他指出,从工业富联的年报业绩中,很难看不出新业务和传统业务的拆分,营收报表仍旧以通讯网络设备、云计算设备的代工为主,而工业互联网部分BEACON平台本该有的强劲企业服务营收,在报表中全无体现。“年报中包含了大量代工业务的收入,以此偷换概念掩饰其工业互联网等新业务的成果。”王云侯认为,这不免会让工业富联背上,以工业互联网概念包装上市的企业名号。

在王云侯看来,富士康转型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产业经验及对垂直行业的理解,“这也是工业互联网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需明确的是,工业富联缺少在软件层面的积累和核心竞争力,这会让其陷入瓶颈期——在制造业市场份额饱和后进入工业互联网领域,面临较大挑战。

郭台铭在今年6月22日举行的股东会上表示,“鸿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商,将从单纯的制造业转型成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但外界对于“工业富联是否真在做工业互联网”的问题,尚未做出明确定位。

旧去新来

郭台铭率领着富士康,近年来在转型的主干道上不断尝试。从30多年的传统代工制造企业,转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

然而,百万员工的体量让富士康在转型中难免遭遇阵痛。如今让郭台铭头疼的是,富士康这头大象在2018年即将收尾时,还能否轻盈跳舞?

在制造业毛利趋于一致的背景下,富士康想从全球代工厂转型成为“工业互联网”企业,还要将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确定为其发展方向,至少从目前来看,郭台铭的梦想与现实还存有距离。

但对刘立新这样的富士康工人来说,梦想很简单,“裁不裁员,我都会走的。”如今临近不惑之年的刘立新,规划来年创业。

就在张晓帅乘车离开后,记者遇到了外出厂区的何文杰,年纪轻轻的他在今年10月份通过中介公司来到富士康,当被问及工作感受,他摸着后脑勺,笑着说,“目前还挺好的,底薪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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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利娟的善与恶:“爱心妈妈”OR“痞子流氓”?_

5月6日,爱心村已被关闭,孩子们已被送走。

5月3日,在北京开往河北的车上,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见到了李利娟,此时,她还在担心第二天召开的听证会。

约十天前,河北邯郸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下达听证会通知,拟对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作出撤销登记决定。

5月4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听证会,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现场下达了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将被关停。理由是,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向报送年检材料。

5月5日下午,媒体报道了来自武安市相关部门的消息,李利娟被指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说,如果以前没有这个证书,他们这些爱心村孩子也上不了学,没办法成家。他们相信政府,会依法处理妈妈这件事情,妥善安置好自己的弟弟妹妹。

从收养100余位孤儿而名噪一时的“河北好人”,到涉嫌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李利娟的人生巅峰与谷底,在一瞬间完成了颠倒。李利娟与孩子们的合影听证会下达撤销决定 “爱心妈妈”李利娟的坠落是从听证会开始的。

听证会下达撤销决定

“爱心妈妈”李利娟的坠落是从听证会开始的。

5月4日,国际青年节这天,在武安市中兴路与西环路交叉口万腾大厦三楼,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的办公室内,气氛紧张,一场针对是否撤销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听证会正在举行。

上午8点50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的委托代理人,同时也是爱心村走出的孤儿、李利娟收养的第四个孩子——李丹,在律师殷清利的陪同下,进入听证会办公室。 在办公室外,十多位从爱心村长大走出的孤儿回到武安市,目前他们在石家庄、邯郸等地求学或上班,他们赶回来,为了等待一个结果。

多年来,爱心村因收养100余位孤儿而被广为人知,在日前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下发通知称,因爱心村在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将做出对其撤销登记的决定。

20岁的豆豆(化名)在石家庄的一所医专学校读大一。5月3日,豆豆请假回来,打算听证会之后回去。撤证的消息是4月28日李利娟在微信上面告诉他们的。 豆豆感觉这次事情严重。以前也有人与家里发生纠纷,最后都解决了。豆豆听李利娟的话,“如果证撤销了,孤儿院就建不起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家了。” 范晨(化名)也是从爱心村走出来的孤儿,他当兵回来,在武安一家健身房上班。上个月,因为这件事情,他辞职回家陪李利娟,“主要是陪妈妈聊聊天,感觉她最近比较忧虑。”

5月4日晚上,七八个20出头的孩子,对于撤证结果还不知情,他们坐成一圈,担心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们的未来。“我们这些大的,都在上大学了,都能找工作了,但是那些小的没有办法,还有生病的。”李利娟生病期间,孩子们照顾“妈妈”“爱心妈妈”与118个孤儿 爱心村藏在一个山坳之中。从武安市区出发,驱车约半个小时,沿途都是运输的大卡车。一路尘土飞扬。 到了市郊西三环公路东侧,一个四五米高、插着红色旗帜的金属门廊是最显眼的标志,上面写着:“武安市民间福利爱心村”。 这一片是被遗弃的矿区。

在爱心村内,有一座废弃的矿井架,架子顶上绑着一面国旗。距离爱心村不远的地方,还有废弃铁矿的厂房,没有了机器的轰鸣,取而代之是从很远就能听见的鹅叫声。 据媒体此前报道,李利娟今年48岁,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是百万富翁。为回馈社会,多年来,她一直坚持收养弃婴。

然而,早在2011年,李利娟就已入不敷出,不得不卖掉别墅,在原来的矿井边上,修建了现在的“爱心村”。2017年12月,李利娟被诊断出患有早期淋巴癌。22年来,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陆续收养了118个孤残儿童。 李利娟因次收获了不少荣誉,2006年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并多次被国家级媒体报道。 名誉之外,李利娟也遭到质疑和指责,在武安市,她被称之为“四霞子”,这是当地人给她取的江湖名号。有人认为她用孩子在绑架政府。

网络上有指控李利娟的帖子称,她挂着爱心妈妈的招牌,威逼有关部门,拿到了开矿许可证,阻碍交通局修路,获得巨额赔偿…… 对这些传言和指责,李利娟曾反驳说:“如果我想利用孩子赚钱的话,那我就可以不做,因为我是一个矿老板,我当时有几千万,我可以过着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

没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现在在国外留学呢。我可能有豪宅豪车。” “爱心妈妈”与”痞子流氓”,对于李利娟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正负两极。 20岁的豆豆对此不满。 豆豆从小在爱心村长大。现在,过节或者寒暑假都是回到爱心村里。据他说,小时候自己体弱多病,而且有脑瘫,在七八岁时,李利娟因为要带他治疗,给他签字做手术,耽误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的治疗时间。“虽然我不是亲生的,但是妈妈放弃了哥哥,选择了我,这不比亲生的还亲吗?” “怀疑我妈妈这个那个的,那可以角色互换一下,一个人养一个孩子就一直天天抱怨,我妈妈养了100多个孩子!”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有些愤怒地说。2018年3月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刑拘前与李利娟的对话 5月3日,在北京前往河北的车上,记者采访了李利娟,当时她正在担心即将举行的听证会,可能会撤销爱心村的行政许可。

大约10天前,她接到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下达听证会通知,拟对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理由是,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向报送年检材料。 按李利娟所形容,撤销行政许可对收养的孤儿来说,如同“灭门之灾”。 李利娟回忆说,在1996年收养孩子之初,她没有相关证照的概念,只是想着把他们照顾好。直到1999年,来了几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治病要登记身份,才知道户口的重要性。 李利娟说,他不断去找领导,每天早晨在市委门口等着,拦住车,就说“我收养了这么多孩子,能不能给俺孩子上个户口。“

2006年,她成为了感动河北的新闻人物,邯郸市委领导注意到她的情况,爱心村和孩子们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 当年11月份,证书下来了。李利娟回忆称:“我直接就给领导跪下了,说谢谢你了。” 李利娟形容,到家后孩子们知道这个消息,兴奋的无法入睡,还开了庆祝会,每个人都抢着看这个证书。“如果没有这个证书,我们家也就不可能走出11个大学生,其实前面的几个孩子也不傻,他们只是没有正常上过学。”

李利娟还透露,去医院的时候,都是随身带着这个证书,这样才能去联系基金会和医院。如果没有这个证书,医院不清楚孩子的来源,不敢随便收治。 李利娟不明白,为什么今年3月,她拿到新的资格证书时,审批局没有说到年检的问题,而一个月以后,却因年检而直接撤销资格。“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没有年检不能换发新证,现在突然给我下发了撤销通知书。” 针对通知书上所述的年检问题,李利娟解释,2014年换证以后,她一直询问要不要年检,但是得到的答复说不用。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武安市相关方面的证实。

今年3月30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给武安市民间福利爱心村颁发了最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业务范围包括:收养孤残儿童、养老服务。 3月30日,换发证那天,李利娟还特别发了朋友圈:“为了一个证,六七个人忙,服务态度特好,点赞!”视频里面,武安市行政审批局的人正在忙着给她办证。 “如果说我错了,可以给我处罚,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在5月3日返回河北的汽车上,李利娟说,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有什么处罚,哪怕是罚款和拘留,她都愿意。但撤销资格,意味着爱心村将难以为继。

不过,这一天,李利娟最终没有回到武安去参加听证会。在车开到保定后,李利娟在表弟的陪同下,又返回了北京。 她的解释是,自己有“顾虑”,而且第二天一个孩子要在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进行疝气手术,她必须陪在身边。

爱心村关闭,孩子们已被送走“爱心村”孩子已被送走 5月4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发布公告,武安市民间福利爱心村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三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度未报送年检材料,撤销武安市民间福利爱心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福利爱心村被依法予以取缔。

通报还提到群众举报爱心村收养被拐卖儿童问题,公安部门当场对福利爱心村内儿童采集血样和指纹,随后将录入全国公安机关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帮助他们寻找家人。 爱心村取缔之后的第二天,武安市公安部门传来消息:李利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证据确凿,市公安局依法对李利娟实施刑事拘留,并于5月5日凌晨将其从北京带回武安。 经过公安部门初步调查,李利娟在武安有多处房产,在邯郸也有房产,平时不在“爱心村”居住,名下有路虎、奔驰等豪车。不仅如此,经公安部门初步查明,李利娟名下存款有2000多万元,美金2万元。

在武安市披露的文章中,李利娟利用手中的残疾孤儿和弃婴做“挡箭牌”、“敲门砖”,肆意借机敛财。 经公安部门查证,李利娟涉嫌敲诈勒索。一次,李利娟在某宾馆乘坐电梯,以电梯不稳造成其腰部损伤为由,讹诈宾馆17多万元;从宾馆出来住到医院,又以药物过敏为由,讹诈医院12多万元。 还有一次,李利娟在路过某企业门口时,以路面坑洼刮蹭车底盘为由,讹诈该企业一辆新迈腾。

李利娟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就是因为利用手中的残疾孤儿弃婴做筹码,如果不答应条件,就带着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前去闹事。如果“孩子们”闹事不成,李利娟就使出凶狠的另一手,安排其情夫许老大(在逃)带领打手,威胁当事人。很多人因为惹不起,就出钱了事。 在公安机关调查中,有这样一例典型案件。

一家企业因架设光缆,需要通过李利娟的“爱心村”上空,只需要在已经架设的电线杆上搭上一根光缆即可。但李利娟以光缆辐射儿童造成伤害为名,开口就要10万元。该企业遂决定绕过“爱心村”专门架线,但李利娟又带人现场阻工。最后,该企业不得不掏出7万元给李利娟。而李利娟拿到钱后,又强迫该企业写下爱心捐款书,以掩盖其讹诈本相。为达到敲诈的目的,在一起阻碍重点工程建设中,李利娟还让残疾智障儿童坐到基坑边、往基坑里跳、往施工车辆下钻,把孩子们置于危险境地。据公安部门调查了解,李利娟不仅唆使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违法犯罪,而且对不听话的孩子,采取殴打恐吓、不给饭吃等手段相逼。

而李利娟17岁的女儿雅洁(化名)看到通报则说,电梯事件她当时在场,“我妈当时从电梯摔下来,半年时间,站都站不起来,别说走路了,上厕所都要我扶着。在医院那次,是因为护士输错药,都休克了”,雅洁说,“这些赔偿是合法的,我们当时报了警,公安局有记录。” 针对通报,雅洁还回忆说,孩子躺在地上是因为架电线的工人打了他们。“我们去挖野菜,然后就看见他们在架电线,我从那绕着走,工人不让我走,我硬要走,工人稀里糊涂把我打了一顿,我报警可没有人来。我们家孩子脑子都不好使,被推倒后,躺在地上不起来。” 深一度记者从武安市民政局相关人士了解到,对福利爱心村取缔时,现场清点共计74人。

目前,所有孤残儿童均得到及时妥善安置。其中,69名幼童被分散安置到全市21个乡镇卫生院,全部接受体检,逐一建立健康档案,经初步检查,有18人需要手术,有13人需要定期复查、功能训练等;3名学生由教育局安排教师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在寄宿学校由专人照顾;1名聋哑人被安置到专门场所,由专业人士进行安抚照料;1名成年人(年龄30岁)在本市打工。 3名滞留在外儿童中,2名儿童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监护责任已由民政部门接管;被原福利爱心村护工带回家中的1名儿童,也已由民政局接回安置。

公安机关在21所乡镇卫生院均安排两名民警24小时值班,确保安置儿童人身安全。待乡镇卫生院经过二至三天健康检查之后,所涉孤残儿童将被统一集中安置,目前暂不接受社会爱心人士的探望。

5月6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武安市民间福利爱心村的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张贴着《武安市行政审批局不予批准延期听证通知书》。院内,一排彩钢板房内散落着孩子们的衣物,而在不远处的二层小楼下,几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值守,“孩子们都已经被送走了”,他们表示。

5,“车荒”围城下的北京:滴滴、租赁公司与司机三方渡劫_

编者按:本文来自凤凰网,作者 孙洪。36氪经授权转载。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持续了半月多的“史上力度最大”的打击非法客运专项行动的冲击波进一步扩大,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或将持续半年之久,直接关系到的不仅是北京数百万具有出行需求的普通乘客,还将影响到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平台、第三方汽车租赁公司,以及数万网约车司机的命运走向。

7月17日上午7点40分,大雨倾盆,陈晨站在北卫家园小区门口不停地查看滴滴上是否有司机接单,然而这次叫车没有前一天顺利,10分钟后雨越下越大,滴滴的接单提示音却始终未响。此时站在暴雨里的陈晨因为叫不到车倍感焦急,而这段到达北苑路北地铁站只有1.3公里的距离,也因为大雨变得遥不可及。

不仅因为暴雨,自从7月1日以来,在以往稀松平常的叫车到这个月开始变得困难,网约车排队20分钟成了常事,即使在非高峰时段也几乎都要排队等候。

更令人无力吐槽的是,往往只有1人排队、预计等待1分钟,这一等基本就是15分钟以上,甚至更久。被不断刷新“1分钟”定义的用户、因大雨寸步难行的用户,都将叫不到车的怨气发泄到了滴滴身上。

然而,被打车难困扰的不只是用户,滴滴平台和大量司机也在经历着政策和暴雨的双重考验。一方面是滴滴平台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成百上千的用户用车订单但派不出去,另一方面是无数司机眼看着手机端不断发来的订单提醒却不敢点击接单,而此时的滴滴也只能说一句,“可通过预约或拼车出行,叫车成功率会高一些。”

从2012年网约车大规模出现,到2014年轰动全国的补贴大战,网约车的爆发改变了很多城市的出行方式,尤其是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北京,网约车的出现满足了大量运力需求。五六年后的今天,“车荒”再次围城北京,背后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

砸向滴滴的另一只靴子

在2012年开始延续至今的出行方式变革中,滴滴的作用举足轻重。

深受资本青睐的滴滴,从一开始就以简单粗暴的补贴方式打开移动出行市场,一路高歌猛进。而滴滴与快的的补贴大战也成了当时移动互联网领域火药味最浓的对决,与此同时带来的好处是网约车得以快速向用户渗透。

2015年2月滴滴与快的合并之后,在移动出行领域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订单量增长迅猛。根据滴滴官方数据,2015年滴滴平台总订单量达到14.3 亿,全国日均订单量接近400 万单,注册用户数突破2.5亿。易观数据证明,滴滴在当年的用户覆盖率和订单量两方面均占到八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此后,滴滴仍在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3月19日,滴滴的日订单近突破了1000万大关。此时的滴滴,刚刚成立3年半。相对而言,淘宝则用了8年时间完成这一数字。

对于网约车合法与否的讨论,从滴滴诞生之日起就未曾断绝。在这样的争议声中,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终于等来了“合法判决书”。2016年7月28日,网约车新政方案公开,明确网约车合法。

然而,网约车新政在给了网约车平台合法身份的同时,也暗藏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不确定因素——落地细则由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也就是说,每个城市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在新政基础上拟定不同的落地细则。2016年10月开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网约车细则先后落地。

这些细则,就成了砸在滴滴头上的第一只靴子。

除了对车辆本身轴距、排量、里程及年限的规定外,北上深等地对司机的户籍要求也成为网约车的准入门槛。以上海为例,滴滴平台统计数据显示,仅轴距一项要求就砍掉了2016年中期当地从事网约车服务车辆总数的4/5;户籍要求也将大部分司机拒之门外,上海注册司机总数41万,满足沪人要求的不足1万。北京的情况并不比上海乐观。

因为各地细则的明确限制,车辆总数和司机人数的同时锐减,平台亏损的持续扩大等问题,让滴滴暴露在资本和市场面前接受来自外界的审视。2016年第四季度,滴滴迎来了成立以来的一次大考,平台出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双双下降。

政策的落地虽然会给网约车平台带来阵痛,但对行业健康发展而言利大于弊。滴滴在各地细则逐渐落地的同时,不断规范平台“软硬件”条件。硬件,从车辆层面砍掉不符合条件的部分,软件则是对司机加大审核力度。

政策的压力让滴滴在受到影响后迅速调整,而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却在减小。2016年、2017年两年间,网约车行业第二名的易到深受乐视资金链危机的拖累,逐渐掉出网约车行业核心战区,首汽约车、曹操专车等平台的增长幅度有限。因此,滴滴在2017年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根据滴滴官方数据,2017年滴滴累计为4.5亿用户提供超过74.3亿次移动出行服务。也就是说,滴滴过去一年的订单总量,相当于全国平均每人使用滴滴打车超过5次。

然而,2018年成立6年多次传出IPO的滴滴却被另一只靴子砸中。

2018年7月1日《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实施,新政明确规定,“在北京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京车京人平台证三证不全,都将被扣押车辆。”这项行动给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平台带来巨大冲击,相对与竞争对手的明争暗斗,政策的突袭无疑让滴滴更加手足无措。

凤凰网科技了解到,7月1日当天400多人参加了专项行动,包括设立宣传点宣传普及上述规定,以及围绕三站一场、交通枢纽等45个重点地区展开执法。根据《北京日报》报道称,当天检查客运车辆1800余辆次,查扣各类黑车54辆。 市交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郭振跃介绍,打击非法客运专项行动将持续半年时间。

史上力度最大的专项行动的确对滴滴平台的订单成功率产生了极大影响。据祥龙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告诉凤凰网科技,他遇到过多次“黑车”被查的情景。“7月6日早上去首都机场送乘客,在下客区最前面的拐弯那地方有7、8辆车被查,力度太大了,好多人都不敢出车了,光我小区据有3、4个拉快车的这几天都不出了。”

司机出车量下降导致大量用户在滴滴上叫不到车,往往发出订单都要等待超过半小时。“突然回到5年前。”7月5日站在烈日下打车20多分钟的陈晨只能这样抱怨一句,这已经是他连续两天在小区门口没有叫到车,只得转身走向地铁站。

滴滴钻石会员李军在本月也不止一次遇到打车难的情况,7月6日上午在望京发出订单后,显示当前排位第3,预计等时45分钟,而且这是钻石会员快速通道特权情况下的等待时长。“10次有9次都需要排队10分钟以上,等车真的很烦。”

而近日北京的暴雨,再一次将网约车打车难的问题放大。滴滴方面坦陈:“近日平台收到很多用户反映由于供需失衡,北京部分地区高峰期打车成功率下降等待时间变长,我们深感抱歉。”同时,滴滴方面对凤凰网科技透露,目前仍在与有关部门密切沟通当中。

对于此次规定实施过程中对网约车平台造成的影响,行业分析人士多数持乐观态度。易观出行分析师赵香对凤凰网科技表示:“监管的加强的确影响到了滴滴叫车的成功率,但因为滴滴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全国分布比较均匀,北京的用户占比5%都不到,应该不会对滴滴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未来网评论员丁君朋对凤凰网科技表示:“当前我国各省市都制定出了各类的网约车入行标准,有些严苛,有些宽松,导致了我国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发展生态良好,有些地方则生存艰难。这就说明,政策作为辅助条件决定了网约车的发展环境,而网约车的本质是商业问题,应该交由市场去评判,目前我国网约车市场整体是向上向好的。”

但不容忽视的是,网约车容易被个别规定扼住咽喉。有不愿具名的出行行业分析人士对凤凰网科技表示,网约车发展的难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门槛。“目前经营门槛其实并不高,但政策门槛很高,比如车型、牌照、户口、考证等因素,都会导致网约车供给有所缩减。”

变革中迷茫前行的租赁公司

持续近两年的慢性损伤,在今年7月被蓄满力量的重拳再次狠狠击中。然而,这一次的冲击相比2016年10月,可能更为致命。

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的发展,不仅变革了出行方式,还救活或催生了一个行业,那就是汽车租赁。据凤凰网科技从多位第三方租赁公司处了解到,北上广等很多城市都有大批公司在传统业务渐冷的情况下,转型与网约车合作,甚至有专门为与滴滴合作而成立的租赁公司,目前在北京就有六七十家。

2015年前后,滴滴在与快的、Uber先后缠斗时期,第三方租赁公司便是影响战局的重要砝码。尤其是在与Uber的争斗中,双方为拉拢租赁公司在补贴和返点上下足了功夫。据上海某租赁公司负责人告诉凤凰网科技,当时的返点都很高,但前提这种合作是排他性的,也就是滴滴和Uber只能二选一,甚至程维(滴滴出行CEO)还会亲自登门拜访,争取合作机会。

在北京也是如此,一家与滴滴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总经理周勇告诉凤凰网科技:“程维很接地气,初期通常都是直接跟我们沟通,也经常亲自打车体验服务水平。现在见的少了,滴滴的架构已经形成,不同大区和城市都有区域经理直接对接我们。”

随着滴滴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租赁公司都加入到滴滴平台,为其提供车辆、司机、培训等多方面服务。滴滴也因此养活了很多租赁公司。周勇介绍,2016年10月之前,公司一个月差不多六百到八百多万的流水,一年下来接近一个亿。

然而,2016年10月成了一批租赁公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当时,周勇的公司一共有1.2万名司机,符合京人条件的只有几百人,而其中部分愿意把私家车转营运性质的更是少之又少,公司出现大规模退车潮,一年多以来仍在持续减少。周勇对凤凰网科技表示:“目前,公司只剩不到1000人,收入也大幅下滑,每个月三五十万都成问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租赁公司。另一家与滴滴合作的租赁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凤凰网科技,最鼎盛的时候公司管理4万多司机,现在只剩下1500人左右,整个行业萎缩的都特别厉害。

司机人数大幅度缩减的最主要原因,与政策门槛提高有直接关系,不符合条件的司机被淘汰或主动退车。另外,滴滴平台对于司机个人资质的审核也越来越严格。“滴滴安全核查,有犯罪记录的、有酒驾等交通不安因素记录的、仅在有高额补贴的时候挣快钱的,都是被淘汰的对象。”上述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

而7月开始的这场行动,给苦撑了一年多之后的租赁公司又增加一层压力。“司机情绪很不稳定,出车率极速下降,订单量和流水下滑更加严重。”多位租赁行业人士均对凤凰网科技这样表示。

7月14日下午,凤凰网科技来到周勇位于亦庄某园区的公司总部,总经理周勇正在参加每月一次的司机培训,在培训室内有50名该公司的快车司机正在接受专业培训师的业务培训。“滴滴对司机和服务的管控特别严格,合格率必须在90%以上才能入围跟滴滴的合作。”周勇告诉凤凰网科技,大家这几天都担心被抓不敢出车,现在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我估计以目前的状态,1、2、3号至少下降了50%,这几天下降也有25%到30%左右。”周勇看了一眼手机上在线司机的人数摇了摇头,对凤凰网科技表示,现在(15:00左右)在线的司机就200多人,才8万多流水,平时到中午基本上过10万,这种流水差不多等于苦撑。

公司订单量和流水下滑越来越严重,尤其是7月以来,平均每个司机的流水近乎减半,再加上退车、不出车的情况不断出现,上述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个行业连带网约车平台受政策影响严重,一旦政策的口子扎紧,对我们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事。”

然而,面对越发艰难的生存环境,多位租赁行业人士对未来何去何从表示难以抉择。周勇面露难色苦笑道:“抱着几百辆车干嘛去,传统租赁市场也不好做,散租租2天闲8天,现在只能撑着。”

目前,据凤凰网科技了解,滴滴平台在北京合作的租赁公司有60-70家,其中2/3是像周勇公司一样专门为和网约车平台合作而成立的租赁公司,而这一群体在将城市出行方式变得更多元的同时,却逐渐因为被各种因素限制而陷入迷茫。

灰色生存下不安的司机群体

《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曹林将网约车新规下的司机描述为“灰色生存下不安的群体”:“打车时常跟网约车司机聊,感觉从事这行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焦虑感,既是灰色生存下不安的焦虑,也是对未来和职业缺乏稳定预期的焦虑。干这行,面临着太多不确定,缺乏一个合理而稳定的制度预期,一些地方对网约车充满敌意,规定过于严格,达摩克斯之剑悬在头上,让他们时时担心,果真按照最严格的规定去执行,多数车就没法开了。”

事实正是如此,从今年6月开始,北京就有一大批网约车司机开始为7月正式实施的新规感到焦虑,不仅有大量来自外地的司机,还有很多不满足运营资质的北京司机,都变得紧张起来。

周勇介绍,6月1日有6个来自河北同一个村的司机师傅因为担心受到最新规定的影响而集体退车。“当时来公司谈退车的时候就背着大包小裹,准备退完直接回老家了,本来有一个还想继续干,被其他5个人劝几句也跟着退了。”

引起司机师傅集体恐惧的新规的确力度很大。根据新规,执法部门对网约车司机2次及以上违法的一律依法予以严处,并联合交管部门实施暂扣驾驶证等联合惩戒措施,处罚金额为1-5万元。

按照周勇公司的平均数据,普通网约车司机每月会有5000-10000元的收入。然而,收入超过8000元的司机每天的计费时长就要达到10小时左右,不包括空驶。面对数万元的处罚力度,司机们不免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很多司机在各个微信群中呼吁6月30日开始就不出车。

近日,周勇公司的司机微信群也异常躁动,不仅有人天天自己嚷嚷着不干,还经常鼓动其他司机退车回老家,来自河北邯郸的孙海军就是其中之一。在培训结束过后,孙海军没有着急走,而是与周勇沟通出车时长和订单量的问题。

孙海军对凤凰网科技表示,1、2号没跑,3、4号跑的也不长,后来请假回老家直到9号回来也没有每天正常出车。“规定上写着扣车30天,罚款一两万,不敢跑就是担心查车扣钱,我有两个朋友都被抓到罚了钱,一个罚了1.2万,另一个还没问。跑车没几个月,还交了押金,手里哪有那么多钱交罚款。”

据凤凰网科技从多家租赁公司了解到,租车的行情基本上A级车4000元的租金,B级车5000-6000元。快车司机毕师傅帮凤凰网科技算了一笔账,按照A级车的租金计算,司机每天的租车成本就超过130元,再算上油钱,每天不跑够600元一个月都拿不到6000元收入。

孙海军一位被罚了款的老乡,已经跟自己的公司退车回老家了。老乡的离开、司机群体的恐慌,都让原本就不安的孙海军变得更加焦虑。孙海军最后告诉凤凰网科技,他已经开始准备回老家或者去北京的一家建筑工地做零工,收入相对低一些,但图个踏实。

对于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在老家打工每个月能赚2000、3000元,而在北京等地做网约车司机起码能赚到5000以上。孙海军也承认,这样的收入算很高了,但目前的形势还是让大量外地的司机群体感到畏惧。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很多北京籍的司机也无法安心出车。据毕师傅介绍,满足京人京牌并不难,但私家车转运营性质却不容易。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第一执法大队方面介绍,在最近查车过程中发现,网约车平台京籍人员增加,司机具备从业资格证的比例也有上升,但大量的车牌仍是没有办理运营资质的私家车。而按照法规相关要求,即使司机有从业资格证,但车辆没有变更为营运性质,仍然属于非法运营可被查扣车辆。

而对于为什么不办理运营资质,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私家车主意愿问题,二是办理流程相对较难。“大伙不是不知道,但都有自己的考虑,8年报废成本就会变高,谁也不愿意办。” 毕师傅告诉凤凰网科技,再有办理流程很难,周期长又复杂,难办很多人就不办了。

面对严格的规定和有力的执法,大量外地司机不具备基本的京人条件退车、不出车,部分北京司机不具备运营资质不敢跑,灰色生存下的司机陷入集体焦虑状态。

然而,根据交通执法总队的介绍,7月只是先摸清各类非法运营行为的规律,8月联合公安、城管、交管等部门联合执法才是重头戏。可以说,对于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租赁公司以及司机群体这三方的考验远未结束。

打车难将继续笼罩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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