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
周作人的文章念起来总有些笨拙的感觉，但很有趣味。你看，周作人首先要辨别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也就是前面引过的“文士早已歇业”的意思。文士即知识分子、学者的同义词，他拒绝了那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光荣的称号。但他保留了两点：一是从妇女问题出发，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情；二是对于历史倒退到封建主义的那一套的警惕，也就是对“故鬼重来”的担心。那时是1930年代初，正值国民党在反共镇压中建立起新的集权政府，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集权的民族主义主张，进步的文化力量与腐朽复古的文化势力之间的斗争再次激化起来，社会主义思潮是被官方认为与苏俄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激进思潮，当在取缔之列。周作人貌似平和的语言中，从妇女问题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再次揭露了当前的复辟思潮，这就是他在当时的“坚持”和政治立场。周作人对左翼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羞于为伍，但他的思想的澄明，在此可略见一斑。1949年周作人给中共领袖写信申诉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从妇女问题赞成社会主义，倒也未必是丑表功，确有其思想的一贯轨迹。（注：参见周作人《一封信》，陈子善主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附录三，岳麓书社1988年版。）他还强调自己一贯说老实话，只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才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说出来，但仍然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的一些文章，他讲了很多遍：这个时代我不适合再说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但不说不代表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所以，周作人的“知堂”本身有保守的一面，有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但另外也是一种挑战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说我还是知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选《知堂文集》的时候，把以前那种他认为是言而不当的、不该说的，统统删掉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意思，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像之处。有些年轻人往往看轻这种承诺，觉得说真话有何难，不过是胆小怕事罢了。这实在是不知轻重的人才会说的风凉话，真正要说真话谈何容易。周作人在七十年前说的话，巴金在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