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里默认两人当初走到一起时是彼此信任的，后来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了信任的缺乏。虽然已经成为了夫妻，却又彼此缺乏信任。所以想要挽回信任，双方都需要做出一定的努力。”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除此之外，自然是要更多进行沟通，互动，找回当初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的感觉，对加强信任很重要。
夫妻没有了信任怎么过？
从题干里其实就可以看到矛盾的地方。虽然已经成为了夫妻，却又彼此缺乏信任。而当初之所以结为夫妻关系，不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吗？试问街上随便拉个人结婚，肯定是没几个人愿意干的吧。所以这里默认两人当初走到一起时是彼此信任的，后来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了信任的缺乏。那么得看是什么事，严重一些的往往是出轨，那么被出轨一方无疑会体验到很深的伤害。
所以想要挽回信任，双方都需要做出一定的努力。出轨方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哪怕是酒后乱性，该诚恳道歉得也得诚恳道歉。并且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弥补要求（比如手机要随时被查），以表达悔过的诚意。被出轨的一方也需要做出反思，看看究竟深层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另一半的出轨。当然这个要求很高，如同李小璐出轨，贾乃亮还总结说是自己陪得不够多。
另一种情况是，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破坏性行为，就是时间长了信任度变低了。那么可能需要是彼此提高觉察:当初是为什么在一起的，眼前的这个人是否依然是当初那个人，到底是眼前的人变了，还是自己被当下的某些负面情绪遮蔽了双眼，只看见值得怀疑的对方，而看不见更为真实的对方。除此之外，自然是要更多进行沟通，互动，找回当初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的感觉，对加强信任很重要。
忽必烈为什么这么信任藏族的八思巴？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双向选择！很多都天然的以为，1247年的凉州会盟直接奠定了，萨迦派在蒙元时期的政治地位。但实际上，凉州会盟的政治遗产相当短促，阔端虽委托萨迦派管理西藏事务，并规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只可惜，蒙古汗国政坛的风云变幻，瞬间就改变阔端和萨班的努力。1247年，经过艰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宝座的贵由汗，只干了两年就死了。
贵由汗死后，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三年。但这个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将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1251年，蒙哥（托雷之子）趁机联合各部势力，在“忽里台”大会上被公推为新任大汗。蒙古汗国的“黄金家族”，从窝阔台王系转入了托雷王系，随后蒙哥大肆清洗窝阔台王系成员和支持者，几乎将窝阔台系统连根拔起。作为窝阔台的儿子，阔瑞凭借之前与蒙哥良好的私人关系逃过此劫。
蒙哥也非常“仁义”保留了，其在凉州的封地和所属权益。但窝阔台王系的没落，让阔端家族终将边缘化。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萨班和阔瑞先后去世。几乎在一夜之间，萨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领袖，也遗失了蒙古国内强力政治人物的支持。年仅17岁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萨迦法王之位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一、八思巴的困局1251年，身在凉州的八思巴，面对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蒙哥汗依旧借助萨迦派的影响力，在西藏推行括户（清查户籍）等施政措施。另一方面，他也开始逐步将西藏各处的土地，分封给各位蒙古王公。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从原则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贵”的传统，因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从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则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众建”思路。这一策略简单说就是“掺沙子”，让各教派分别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进一步加剧各派之间的裂隙，使其愈发难以形成合力。《汉藏史集》记载说:“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忽必烈（薛禅汗）与蔡巴派结成施主与福田，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旭烈兀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当这一法宝祭出后，西藏各教派领袖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得不与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从此以后，无论哪一个教派和地方势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须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这反倒加强了西藏与中原的联系，而中央政权只需要扶植这些人作为代理人，就能保证疆土的完整和边疆的安宁。难怪当代著名的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时完成的。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对萨迦派来说显然不是件好事。虽然，蒙哥依旧将萨迦派划分给了阔端的后裔掌管。但相比于围绕在蒙哥亲兄弟身边的个各教派，萨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极点。年轻的八思巴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为了萨迦派的发展，他也不得不寻找一个更强力的支持者。因此，在成为萨迦法王后，他并没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凉州一边学习佛法，一边仔细观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为，很快一个机会就降临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亲密的接触1253年（宋理宗宝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传召。当时，忽必烈正在筹划进攻云南（大理）的计划，为了解藏区的情况，忽必烈派人将八思巴召至六盘山见面。两个友谊贯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气氛，开端相当融洽。虽然，八思巴19岁的年纪，让忽必烈一度心存疑虑。但随着交谈的深入，忽必烈发现八思巴对于佛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见解，这让他大为赞叹。
但当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为蒙古军队筹集所用的物资和征夫之时，会谈的气氛急转直下。面对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地广人稀，难以支撑大军所需，还请收回成命。”八思巴的回答顿时触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腻了吗？我刀锋所指，挡者披靡，如沸汤泼雪，现在不过就是要你们提供点物资和随军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见状，平静的摇摇头说：“我实在是帮不了大汗，请您允许我回到故乡去吧。”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黯然回到帐中的八思巴，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便离开六盘山。当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劝慰道：“我看这位年轻的法王，讲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们的见解都不如他，请大汗不要让他离开。
”忽必烈愤愤的说：“他对佛学确有独到之处，但不愿为我所用，留他何益？”察必笑了笑，说道：“大汗兴兵，难道缺的真是物资和征夫吗？这对大汗都是小事，这件事他心里有抵触，并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见他。”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王妃察必还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拜他为上师。
“灌顶”，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而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佛教的灌顶，主要有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两种：传法灌顶是“对于如法积行之人，传授密法，使绍阿阇梨职位”之灌顶；结缘灌顶是“唯为使结佛缘，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顶坛，使投花而授其本尊之印与真言，无秘法之授受”的灌顶。
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灌顶当属结缘灌顶。传授灌顶，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 。三、渐行渐近的盟友关系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顶后，感觉颇受其益。她劝说忽必烈也受此灌顶仪轨：“(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但身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向八思巴询问灌顶仪轨时，八思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听后，马上表示不能接受，担心会使“教权置于王权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来斡旋。她说：“听法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慈悲恐怕不能镇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王妃察必提出的，确实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她将八思巴的上师权利，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
明确了王与上师的权利边界后，忽必烈和八思巴达成了妥协。任何一种妥协的达成，都基于双方互相需要。八思巴需要一个强力的汗王的支持，因为在蒙古的势力版图中，蒙哥汗明显对噶举派更感兴趣，萨迦派只能别寻他途。在这里，需要明晰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西藏各个教派中，并不是只有萨迦派主动联合了蒙古势力，进而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凉州会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分别和各蒙古势力进行了接触，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记载：“公元1239年，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诚，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
”其实，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区别是“抱的不是同一条”。而凉州会盟的成功，确实让萨迦派深受其益，阔端除明确其“代理人”地位，还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古人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组成的，萨迦派深受其益，眼红心热自然少不了。
之后，蒙哥汗的“多封”计划，更加剧了寻求强力支持的举动。八思巴在权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无可厚非。作为一派的领袖，全教僧众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很多时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恶，来决定取舍。另外，从忽必烈本人来说，因长期接触汉人、回鹘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倾向（蒙古人认为是“汉化”）。
公元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正式成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师。这是蒙古王公，第一次接受藏传佛教“灌顶”的仪轨。随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僧衣、金座、伞盖等作为灌顶的供养。四、忽必烈的选择权作为合作关系的强势一方，忽必烈显然拥有更充沛的选择权。
他是不是一定要和萨迦派合作呢？答案是——不一定！在南征云南期间，忽必烈发现噶举派在康巴的势力远超萨迦派，便召噶玛拔希（噶玛噶举派）在川西北的绒区色都地方相见。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忽必烈希望噶玛拔希留在他身边长期相伴。但噶玛拔希似乎对忽必烈不是很感兴趣。很快便辞别了他，去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法。在此期间，噶玛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诏书。
他欣然从命，随使臣到达和林（蒙古汗国首都），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宠信。蒙哥汗封其为“国师”，赐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噶玛噶举派中黑帽系传承的来源。（严格意义上说，蒙哥汗封的“国师”，才是正经八百的国师。忽必烈身为一个宗王，封八思巴为“国师”，多少有僭越之嫌。）应该说，噶玛拔希的选择并没错，毕竟身为蒙古大汗的蒙哥，才是当时最粗的大腿，没有之一。
只可惜，噶玛拔希没法预测所有人之后的命运，也包括他自己的。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睐，噶玛噶举派获得的权力和利益已超过萨迦派，隐隐有独领全藏之势。但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会塞牙。1259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哥汗亲征合州(今重庆合川区)，意外死于钓鱼城下。随后的事情，就是常演不息的争权大戏了。两个蒙古宗王分别举行了，推选大汗的“忽里台”大会。
1260年4月，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贵族，推举为蒙古国大汗。而5月5日，忽必烈在部将的拥立下，于中原开平成为蒙古大汗。两个大汗并立，结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长达四年汗位之争中，蒙古人自己杀的血流成河。最终，忽必烈胜出，将战败的兄弟囚禁致死。倒霉的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权利的变幻中，先是选择了蒙哥汗，而后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
这导致，忽必烈坐稳大位后，“忽然”想起了他。先是将其长期囚禁，并一度考虑杀了他，最后虽考虑到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将其释放，但此后噶玛噶举派备受打压，直到元末才算恢复了元气。噶玛拔希被释放后，辗转8年才回到西藏。为了巩固其教派的势力，免于被其他教派吞并、瓦解。噶玛噶举派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这实际上是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
五、八思巴的选择噶玛拔希和忽必烈的取舍向背，不是八思巴能左右的。但当忽必烈行走在刀锋边缘时，八思巴却坚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边。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蒙古人内部逐渐撕裂为两派。其实，从此时期开始，蒙古人就已出现了“左右两翼”的倾向。一部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人，在长期接触中原汉族士大夫的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中原的固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
而另一部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人，则坚持固有的草原传统，行事非常保守，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极为反感。1257年，在蒙古保守势力的怂恿下，蒙哥汗突然决定对忽必烈下手。他借着南下攻宋的机会，以“以忽必烈有足疾为由，解除其军权”，并将他手下的大臣拘押严刑拷问，意图“先除羽翼，后治魁首。”一时间，风声鹤唳，亲近忽必烈的势力纷纷侧目。
就在这种危局之下，八思巴坚定的选择站在忽必烈身后，一边用佛学的解释来宽慰他的心灵，一边又亲自赶赴五台山，为他单独举行祈福法会。最终，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向蒙哥汗展现“诚意”。他只带着二十个卫士，亲自奔赴大汗营帐。见到蒙哥后，忽必烈言辞恳切的伏地“请罪”，并表示已将“家人送至和林为人质”。
蒙哥汗总算顾念兄弟之情，大度的“宽恕”的忽必烈，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阴影。直接诱发了，蒙哥汗死后，两次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忽必烈无论如何，也不敢将身家性命，放在行事更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公元1264年（南理宗，景定五年），历时四年的血腥汗位之争落幕，忽必烈凭借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支持，成了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并将都城从和林格尔迁至北京。
在危机中，一直坚定支持他的八思巴，终于获取了忽必烈一生不变的友谊。而且，忽必烈也确实兑现了，“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的承诺。当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这回可是正经八百的国师了），授宣政院首位总制，“赐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忽必烈设置的宣政院，本就是为了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监管藏区事务。
当八思巴以国师身份统领宣政院，实际上已获得了西藏地区政教大权。同时，这也意味着，藏传佛教跟随着忽必烈来到了中原腹地，并在元朝的版图上开枝散叶。为了能够让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务，忽必烈改变了蒙哥汗“分封”政策，转而全力扶持萨迦派。他将蒙古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达鲁花赤）全部召回。只保留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藏文史料《大司徒绛曲坚赞自述》记录这段史实：“此后，当蒙哥汗归天之后，薛禅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时，将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间，由于薛禅汗与旭烈兀的兄弟关系特别亲密，所以我们(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裁撤守土官之后，萨迦派在经过蒙哥时期的波折后，再度当仁不让的成了蒙古人在西藏唯一的指定“代理人”。此时，距离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盟，已过去了整整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