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八路军军官的挎包，材质和设计感都比较高级，因为是从日军军官缴获来的。开国上将邓华是在1937年的平型关战役中缴获了日军公文包，从照片上来看，公文包由皮革制成，日军中只有两种人使用皮挎包——军官和传令兵。由于这场战役非比寻常，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自然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他格外珍惜这个挎包，一直将它带在身边，走过了40多年的漫长岁月。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中收藏的邓华将军的挎包。来源/网络 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高级干部，会配备一个国产皮革公文包。例如董必武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部长和中共代表团成员时使用的公文包，是一件牛皮材质的黑色公文包，长38厘米，宽25厘米，内分四层，两个铜扣带上刻有“上海华成厂造”字样，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董必武用过的公文包，来源/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公文包开始普及变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的公务员都会随身带公文包，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生活习惯。公文包有单位发的、自己买的，有国产的、进口的，有羊皮的、牛皮的，甚至还有鳄鱼皮的。可见，国家并没有专门给公务员配备公文包，因为在和平年代，公务员自己买个公文包并非是什么难事。
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不过有些单位（公、检、法、两办、纪委监委、组织部等）因公务需要会配发简易帆布包，再加上平时参加会议或培训时，都有可能领取到装有相关材料的简易文件袋。可以说，公务员的确是人手一个公文包。50年代时期，公务员使用的公文包基本上是皮质。根据资料，1952年，新中国第一起腐败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主控检察官孙光瑞，用的就是一个皮质公文包。
孙光瑞的公文包。来源/网络 五十年代，上海有个HAW SING飞鱼商标的皮包，比较流行。它采用了铬鞣革工艺，用了头层牛皮的材质，以及铜质的金属件，尤其是锁扣，黄铜本色很漂亮，三档位锁定调节。此包共有3个大的隔层，衬以浅绿色的细帆布，另有一个小的隔层，可以放一些细小物品。由于这款包款式漂亮，受到很多公务员的喜爱，有的甚至买回家后都舍不得用。
不过，斜挎包也没有消失。在年轻人当中，背斜挎包的潮流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与搪瓷茶缸、口琴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马德福背着斜挎包。来源/电视剧《山海情》截图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皮质公文包越来越普及，不只是公务员的专利了。很多学生书包变为手提式公文包款式，用来装课本。影视剧里兄妹的斜挎包。
来源/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截图当然，真皮公文包依然很贵，人造革公文包便应运而生。只是，真皮的包质地柔软不说，最主要的是经用且耐脏，人造革用不了多久就裂开口子，而且一不留意就脏兮兮的。那个时候还流行夹包的拎包姿势，90年代赵本山的小品《牛大叔提干》中有句经典台词：“学问都在这包上，（夹包）这就是个经理，（拎包）这就是个收电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