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2015美国专利服务机构（IFIClaims）发布的2015年度美国专利授权量排名中，华为以800件的数量排名第44位（这是华为第二次进入TOP50的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思科以960件名列第36位，而爱立信以1407件名列第20位。 从数量上看，华为与它先后对标的几个巨头已无差距。 但任正非显然知道数量只是数量，于是他又找上了更大的巨头作为“假想敌”—而敌人是促使人进步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2016年5月题为《苹果太保守，华为敢投资可以超越》的座谈会纪要中，任正非透露了华为投资基础研究的思路：“华为（现在）实际还是工程商人，即使在创新这个层面，其实还是工程领域的创新，而不是技术理论领域在创新……华为更多强调的应该是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走后发制人的道路，准备好‘浅滩捡鱼’。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一向喜欢毛泽东时代直白的表达方式。 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发现，曾有国企领导问任正非，华为是如何打进欧洲的？任正非的回答是，靠技术领先和产品领先，“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数学研究在产品研发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华为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
这一颠覆性产品的设计原理，是指在一个机柜内实现2G、3G、4G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理论上可以为客户节约50%的建设成本，也很环保。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即依靠通信制式融合背后极为复杂的数学运算。 华为的俄罗斯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所，在以上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算法贡献。
3月11日，科技部部长万钢现场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俄高科技合作，他特别强调自己专门去过华为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 基础研究“深水区”的政企分工 华为宣布成立法国数学研究所一个月后的7月14日，深圳市长许勤会见了数学家、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得主、哈佛大学数学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丘成桐。
许勤会见丘成桐，显然并非仅仅是礼貌性地接待著名学者，而有着明确的目标。 许勤在会见中表示，深圳高度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将不断加大投入，大力支持应用基础研究机构在深发展，期待与丘成桐及其团队加强合作，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支撑。 许勤还表示，深圳缺乏大院大所，希望通过机制的创新，建立开放式的基础研究所，吸引全球的优秀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