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为来自西方社会的中国历史巨作，对研究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2.《紫禁城的黄昏》此书由英国历史学家庄士敦编著而成，全书记载了清朝覆灭后的1912年到1924年的历史。以革命斗争下的清朝遗老的经历为背景，以担任帝师的职位为依托，详细描述了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同时，对他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庄士敦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作为中国皇帝的“帝师”，对清王朝甚是了解，因此此书对于研究清朝末年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3. 《停滞的帝国》此书有一个副标题：“两个世界的撞击”。是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编写。全书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了中英两国，或者说是东西方文化间的碰撞。在作者笔下，英国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文明国家”的代表。
面对中英两国间的摩擦，作者用有趣的语句和严谨的编排详细描绘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从而突出了清王朝与世界的差距。阿兰·佩雷菲特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法国学术界有着较强的影响，是法国学识渊博的一类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曾8次担任政府部门领导，对当时的法国有着重要影响。4. 《1421——中国发现世界》此书由英国海军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所编写。
全书研究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作者用14年的时间研究了郑和下西洋的探索旅程，他广泛收集历史古地图、详细的史料书籍，力图真实完整的呈现出当时郑和船队探索的全过程。同时利用自己所研究的结论，证实了现在不断发现的郑和船队在航海途中遗留下的碑文和遗产。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功绩，比哥伦布早70年发现了美洲大陆，比麦哲伦早100年就环游了世界。
5.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此书是美国传教士、政治家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的回忆录。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49年离开中国。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的这段时间，正式中国大变革的时间，因此这本书对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学家林孟熹曾评价司徒雷登时说道：“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对世界有什么贡献或者成就？
英国著名的研究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 约瑟院士曾经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1〕这是李约瑟难题之一。
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前人相关资料后，想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中来认识这一问题，力图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回答。一 中西科学技术比较观之浅议所谓科学技术的比较观，就是对比较两种科学技术所持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是关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对比的方法论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事物做出选择或比较，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如“甲比已好”，显然主体把甲和已进行了对比后而说的；而有些是不经意的，我们能从语言和行动中推测出来主体所做出的结论或选择是经过了比较的，但主体可能却没有明确表示其比较意向。
如“甲优秀（或好）”单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主体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经过比较后而说的。还有我们常常做出一些选择，如 “舍生取义” “舍近求远”“舍鱼而取熊掌”等这些都是经过主体比较了的。“舍身”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为“远”比“近”更合适；“舍鱼”是因为还有比“鱼”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较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遵循那些基本原则呢？（1）属性相同。
我们常说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较的两种事物在属性上应当是同类别的，不同类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较（当然分类标准应当同一）。如把甲物体的质量和乙物体的体积做比较就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区分出来二者在两个不同属性上的差异来。因此要比较两个事物在某一属性上的差异，必须就两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属性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