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对乡土的观察完全不一样。鲁迅的故乡用非常冷峻 、理性的态度来思考，从社会结构上、历史发展和近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待故乡。而沈从文对故乡则是一派赞美和歌颂，他站在乡村的立场来看待城市，从人性、自然的观点来看待乡村，以审美的静态眼光来打量故土。尽管在创作上呈现的出发点不同，但作品都体现出对乡村记忆的眷念之情，内心充满着对故乡的同情、留恋和不舍。
鲁迅的作品普遍采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并结合现实主义，在写法上由实到虚，由写实到象征。而沈从文创作的《边城》则有不少浪漫主义的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从天地之间得其灵气、生存的勇气和智慧，有一种泥土气息，比如写岸边的妓女与河上的水手，将一种自然和命运相结合到一起。总之，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不论在“左”翼作家笔下觉醒的革命乡土社会，或是京派作家笔下幽静的田园乡土，这些小说都有着描写乡村生活风貌、展示乡村人观念、体现乡土感情的特征。
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乡土文学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主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在作品中纠葛的已不再是一种文化的焦虑，乡愁已然消失，更多体现的是乡村的时代风采。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后来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的发表，将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叙事性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被终结，代之兴起的是“农村题材”文学的兴起。
20世纪40-50年代是乡土文学创作的繁荣期，首先，出现了以地域文学流派和作家群。比如以质朴、幽默、醇厚形成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马烽、孙谦、胡正等善写黄土高原风情。位于京、津、保交叉地带的孙犁、刘绍棠、房树名等擅写华北平原水乡风光，形成以清新、明丽、优美风格的荷花淀派。还有带楚湘特色的湖南作家群，如周立波、周健明等。
此外还有保定作家群，渭河作家群、岭南作家群等。其次，这些作家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艺术人物，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形象。第三，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成熟。赵树理追求现实主义，孙犁的散文化风格，柳青对史诗性的追求等。赵树理注重描写的是，对写作与农村现实的关系，以及对民间文艺传统和接受方式。
《小二黑结婚》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落后家长的重重束缚，终于结为美满夫妻的故事。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对象。孙犁作为乡土文学繁荣期的成熟作家，创作了《荷花淀》、《芦花荡》、《邢兰》等多部作品，他的作品赋有诗意，既写实又写意，形成了独特的诗化、散文化风格。
柳青的《创业史》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些作家身上有着相似的特点，他们大多出生清贪的农家或小知识分子、乡绅家庭，对乡村生活有一定的体验，这种体验既包括年少时耕作农活的经验，目睹宜佳萧条经济和入不敷出的贫穷生活，也有民间文化的接触。
还包括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响应时代的文艺政策，下乡落户所体验到的鲜活的农村生活。这批作家有来自乡村的切身体验，同是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他们正式开始写作始于抗日战争，这一时间标识对于他们而言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他们相对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以编辑的身份参与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写作慢慢进入正轨。其二，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及延安文艺政策的号召，其写作带有政治意味。
由于他们的生活、创作与政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他们的写作尽可能靠近乡村的本真，使用农民的语言，植入乡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农民能够看得懂的通俗化作品，但是在文学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社会的真实，在知识者的写作和文艺工作者创作之间仍在着多重矛盾，拘泥于气愤浓郁的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也让他们无法用一种超越时代的眼光去创作及评判，很难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现代性体验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