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出土的文物，下列文物中其出土地点位于长江流域的有 西汉彩绘帛画 嵌错赏

长江上游：巫山大溪文化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
长江中游：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清江的吴城遗址是、江西新干商代遗址、炭河里遗址、彭头山文化、玉蟾岩遗址、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马家洪文化和良渚文化、田螺山遗址

金文的分类 金文大篆的神秘感永远振荡着我们的心灵:它的造型含义实在是太博大浩瀚了。 据《金文编》统计:目前收集到的金文总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其中完全考释出的是一千八百零四字，未被考释出的有一部分是图形文字，另一部分是人名或者地名的专指字(现在大都湮灭失传了)。从这个比例中，大致可以窥出商至两周文明的基本规模。当然，严格地说只能算到西周和东周前期。战国.时代出现了箱文即《石鼓文》，统计就未可专以金文自限了。 金文与甲骨文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书法体式。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交接期。如殷商甲骨文时已有金文，西周金文时也还有甲骨文字，大约是当时文明初兴、交通闭塞，各地域文明发展无法同步的缘故，但也有些学者提出，金文与甲骨文之间本身即存在着一种正、草关系;如董作宾认为在殷代后期甲文金文并存，字形也多有相同，应该是甲骨文为日常使用体 (草)，而金文是装饰体(正);以之检验当时:殷末在甲骨文分期上是第五期，王室的龟卜完全日常化，书体也不再多变而日趋稳定，而铜器的制作却多半应用于礼仪祭典场合而较少实用:如此看来，这一假说也有一定道理。 待到金文走向日常(当然是较高级场合的)应用，它自身形式也从摆设走向生活之后，我们在不同地域中就看到了不同的金文格式。相传在西周时当分为前期(武王、成王、康王)，中期(昭王、穆王)，后期(恭王、愁王、孝王……宣王、幽王)共三段。前期成就最高。线条粗犷开张，至后期则较为拘谨。东周时金文大量问世，陈梦家将之划为四型，即以齐、祀、戴、薛、滕等为代表的“齐鲁型”;以郑、卫、度、被、蔡为代表的“中原型”；以秦或晋为代表的“秦型”;以吴、越、楚、徐、许为代表的“江淮型”。中原型保持比较粗犷与厚实的风格特征，齐鲁型稍逊之，江淮型则是楚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典范，较注重取巧与装饰美化之意趣;前者重在自然，后者重在形式精巧。但以两周的具体环境衡之，则后者在审美趣味上稍稍领先;而在今人看来t，前者所蕴含着的原始精神之美却更强烈撼人。 金文的范围很大，“秦书八体”中半数皆可归为金文系统，至于箱书因列于大篆，人们也常常指为与金文同一系统;孰弃孰取，今人可以自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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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18-谁改变了江西

作者：冷夜寒星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江西作为内陆省份，在山地丘陵广布的封闭地形中，却也得益于河流的四布，才有了文明与交流、通达与繁荣。

无论是唐代王勃笔下“舸舰迷津”的赣江，还是宋代承载着无数瓷器输向全球的昌江，或是运输煤炭开启江西近代工业序幕的萍水河（渌水），河流对于古代江西发展兴盛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再一起来了解河流是如何让江西这片红土地发展起来的。

江西山水真吾邦

白沙翠竹石底江

江西不仅四方被怀玉山、武夷山脉、九连山脉、幕阜山等与周边省份相隔绝，境内更是约60%的地形都为山地丘陵。仅有北部鄱阳湖平原一带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相连。

看上去相当封闭的江西

封闭地形乍一看十分不利于内部的资源整合和与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在降水充沛的中国南方，有山的地方自然就能发育出无数蜿蜒的河流。而河流，则是江西破除先天地形劣势的自然馈赠。

因四周山势的影响，江西境内大多数地表径流大致呈东、南、西三个方向，并大致向中北部平原地区汇流。在长时期地理演化中形成修水、赣江、抚河、信江和饶河这五水，而这些河流的水量的不断汇集发育，形成了鄱阳湖。所以，江西流域的主体便是这五水汇集并终入长江的鄱阳湖流域。

然而鄱阳湖隔在九江与南昌之间

江西与长江的直接接触面过小

除此之外，江西还有汇入湘江——洞庭湖水系的萍水河（湖南称渌水）和汇入东江——珠江水系的寻乌水和定南水。

稳定充足的水源是农业生产所需的优质条件，同样河流对江西农耕文明兴起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饶河上游乐安河流域的万年仙人洞遗址（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部落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1.2万年前地层中的人工栽培稻，这种古栽培稻种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之一，而这正得益于江西的河流。

仙人洞的陶器和水稻花稻粉

河流除了能带来直接的水源，其附加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河流冲积扇形成的平原，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优良场所，更是人们居住的绝佳之处，江西的人口和城市分布也依河流生长。

南昌之所以能成为省会

一方面也是因为南昌是赣江的“入湖口”

早期的江西的郡县设置，选择河流沿岸的重要居民点和商业中心作为郡治所在，其中靠近赣江与抚河汇流之处的豫章在西汉始设郡，成为江西最早的行政建制。

此后江西境内历代增设的郡县的郡治也大都设在沿河市镇。如今，江西省境内的11个地市的主城区也全都是沿河分布。

萍乡、宜春、新余三位很密集

故园今日海棠开

梦入江西锦绣堆

在古代，河流在交通上的巨大作用直接为江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东汉末年，兴起于江东的孙吴集团为了抵御北方曹操南侵、西方刘备东讨，十分重视夏口（今湖北武汉）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线的布防，长江防御线上的江西地位开始凸显。晋代以寻阳（今江西九江）为州治的江州行政区的设立，使江西一跃成为一级行政区。

长江一线是东吴命脉

无论是荆州还是合肥方向被击破

东吴都将命不久矣

在东晋和南朝期间，处在荆州和扬州两大门阀势力之间的江州，更成为警戒京师金陵的要地。长江黄金水道价值的凸显也使得江西的在全国政治军事的地位不断上升。

江西的水路十分发达，通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向北，汇入长江的鄱阳湖水系，使得江西内部的诸多要地得以和长江流域和北方中原地区相连通。隋代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更使得江西得以从水路直上抵达华北地区。

从江西深处直达华北

向南，尽管九连山脉、大庾岭扼住了江西南下的路途，还是有大庾岭梅关这座较为容易翻越的关隘。梅关那面便是珠江的北江，由此通过鄱阳湖水系南下至大余，水陆转运后翻越梅关，又可经水路至广州。此后，这条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广州通道成为了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南北交通线。

古代通向岭南的两条内陆通道

西有灵渠，东有梅关

而在东西方向上，向东通过信江流域上溯至玉山翻越丘陵便可到达衢江——钱塘江流域，进抵浙江；向西通过赣江支流袁水上溯至芦溪，逾越丘陵后便通过萍乡的萍水河（渌水）进抵湖南。江河使地形相对封闭的江西实现了四通八达。

从杭州到长沙

横穿江西

通达的水运，成就了江西古代四大商镇的兴起和繁荣。

饶河上游昌江畔的景德镇，因盛产质地优良的青白瓷而闻名于世， 而这“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便是通过昌江——饶河连接长江等航道得以行销全球。

在景德镇以南，铅山河汇入信江的河口处逐渐成为赣东北物资集散中心，在今天河口镇的明清古街，我们仍能看到层楼绵延、鳞次栉比的繁荣旧景。

而位于赣中的樟树镇则凭借袁赣二水汇流与南通北达的水运优势，成为南来北往、东临西达的药材集散、中转之地。在四方药商逐渐增多的情况下，固定的用于销售的药材交流的场所便应运而生，“货栈”、“药行”、药市”，以及医药兼备的“药店”便也相继出现，“南国药都”的称谓也随着樟树镇的兴盛而出现。

樟树镇药王府

鄱阳湖西岸的吴城镇，处在赣江、鄱阳湖、修河交汇处。南北朝时期随着鄱阳湖的南侵，周边海昏等县被湖水淹没，随着就近迁徙人口的增加和水运节点优势的彰显，吴城镇的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清代中期时，吴城镇过往的商旅众多，外来的流动人口就超过了2万。

洞庭湖、武汉、鄱阳湖

三大洼地

水运的繁荣使江西在宋代以来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之一。再加上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外贸易，都只能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广州这一黄金水道。江西和江西商人在开始在国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于是“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天下当老板”江右商帮（赣商）开始遍布天下。

然而这条通道终归是要趋于衰落了

在近代海运兴盛和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条条江河让江西在古代社会的中后期尽享着封建传统社会最后的繁荣。

赣江西畔从今日

明月清风忆使君

风水学经典著作《水诀歌》中曾指出：“水是山家血脉精，利人害人速如神”。和其他因河流兴旺发达、又因河流受尽苦难的文明一样，河流因水源与交通优势给江西带来繁荣与财富的同时，也曾以反复无常的姿态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的灾难。

洞庭湖、武汉、鄱阳湖

三大洼地

江西历史上水灾十分频繁，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时，九江大堤决口的惊险场景相信仍然不少人记忆犹新。江西四周的河流大抵都向中北部地势地平的鄱阳湖汇流，导致汛期湖水泄洪压力巨大，更何况在汛期遭遇长江洪峰时，作为吞江吞吐型湖泊的鄱阳湖还有可能吸纳进一些长江的洪水，这就让洪水的形势更加严峻。

1998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抗洪救灾

水害为患的情况下，人们除了加筑堤坝、排洪除外，自然也会祈求风调雨顺、灾祸平息，这样的愿景在传说和故事的传承中，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民间信仰。

许逊除蛟便是江西历史上最为知名的神话之一，相传晋代彭蠡湖（今鄱阳湖）有蛟龙为害，水灾连年，许真君率领弟子，斩妖除魔，消除水患，赢得了人民的广泛尊崇。

江西境内不少地名均与许逊除蛟有关，如南昌市内的万寿宫原称铁柱宫，相传因许逊为斩除蛟龙余孽而铸铁柱、置铁锁于井内来钩锁地脉而得此名。赣西萍乡的樟树镇药王府因被传为是被许逊所伤的孽龙逃窜钻山所成。

樟树镇药王府

许逊斩蛟等传说光环围绕下，许真君成为了江西乃至南方不少地区的保护神，此后又有其忠孝的故事广为流传，许逊传说中其道教弟子的身份，使他发展成为江西的保护神，供奉许逊的“许仙祠”其后也改名为“游帷观”，后来宋真宗更是赐名“玉隆万寿宫”于位于南昌西山的游帷观。

道教画风的许真君

许逊崇拜与传统道教信仰在江西文化背景下结合发展，形成了净明道（亦称净明忠孝道），成为了道教中的一个教派，南昌西山万寿宫既为该教派的祖庭。而万寿宫也随着江右商办的足迹开始遍布各地。

万寿宫

千万年来，水之于江西不仅仅是生存、文明、财富和灾难，更是难以磨灭的文化根脉。

参考文献：

1.钟起煌主编：《江西通史》（11卷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2.许怀林:《江西历史文化特征概说》，《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第2期。

3.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16年.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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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良渚
　　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被认为是江南地区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存。其后发展起来的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范围更广。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等，距今6000年左右，他们发展成为甚为发达的良渚文化。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


　　河姆渡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