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道奇后的次年(167年)，柳岩因筹孝被提升为司徒湖广的部属。柳岩的套路一环扣一环，周目的建议是为自己铺路，而选择天高皇帝远的胶州，则是为自己的“土皇帝”梦精心打造。刘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从人才上看，益州容易吸收北方和东方的避难者，能得到士绅的支持。另外，董复是益州绵竹人，他的建议等于并代表了益州当地士绅的意见。
汉室宗亲刘焉，为何在乱世中“逢灾必躲”？
东汉末年，皇室宗亲中有三位担任过州牧的封疆大吏，分别是刘虞（幽州牧）、刘表（荆州牧）、刘焉（益州牧）。宗室前辈刘焉，江夏人，与刘表同为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东汉章帝元和年间，鲁恭王的后人改封到竟陵，他的宗族也随同迁徙到此地，刘焉即出自这一支宗族。从辈分上讲，刘焉比刘表大一辈，而刘表是汉献帝的皇叔，刘焉可谓是宗室前辈。
刘焉历任雒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郡太守、宗正、太常等官，没有担任过《三国演义》所提的“幽州太守”一职，幽州太守本身的说法也是不合常理的，好比今天讲“河北市长”一样。幽州的最高长官是幽州刺史，后来为幽州牧，汉室宗亲刘虞担任过这个职位。罗贯中刻意回避提及刘虞，而且移花接木到了刘焉身上，意图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树立刘备仁德第一的形象吧。
刘焉是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他的三次“躲闪”。第一次躲闪刘焉年轻时生活的那个年代，是汉桓帝时期，此时的东汉朝廷已经摇摇欲坠，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延熹三年（160年），刘焉的老师祝恬（司徒）去世，刘焉失去了朝中强有力的支持，便找个理由辞官，跑到离洛阳200里外的阳城，以老师的名义讲学，一待就是七年。
而就在他隐居的期间，延熹九年（166年），爆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刘焉正好避免受到牵连，也没有与宦官同流合污，还使他有了好的名声，可谓成功躲闪。第二次躲闪次年（167年），刘焉通过举孝廉的方式，被辟为司徒胡广的属官。建宁元年（168年），汉灵帝刘宏正式即位，因拥立灵帝有功，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和司徒胡广三人被委以重任，共录尚书事。
胡广与陈蕃、窦武两个坚定的党人领袖不同，他中庸圆滑，为官三十多年，历事六朝，能与宦官和平相处，而且胡广与祝恬有交情，刘焉一复出，就跟对了人。好景不长，经过第一次党锢之祸，宦官有恃无恐，愈发骄纵，不久便发生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此时刘焉已经远离朝堂，外放地方任职，避免了朝中的斗争旋涡。
而且，陈蕃、窦武在此次斗争被打倒，而胡广及其党羽得以保全。而此时的刘表正是因为参与老师王畅等人以陈、窦为领导的反宦官运动，而受到牵连，被迫逃难。刘焉又一次成功躲闪，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第三次躲闪废史立牧中平五年（188年），黄巾起义席卷中原，造成地方混乱，而朝廷无力征讨，刘焉看准机会上疏《建议选牧伯》，建议灵帝任命宗亲、重臣为州牧，赋予军政大权，在地方上位于刺史之上，加强地方自治能力，史称“废史立牧”。
其实，刺史本来是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职，用于监督地方行政长官权力，后来演变成了地方的实际行政长官，“废史立牧”后的州牧等于恢复了地方自治的权力，因为如果按照“刺史”——“刺刺史”——“刺刺刺史”的逻辑发展下去，就太刺激了。刘焉这个建议，表面看是给朝廷治病，实际已经开始给各个器官找到买主了，买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建议完马上自荐，说我就可以当州牧，为皇帝分忧苦点累点都没关系，就让我去交州吧。刘焉套路一环扣一环，州牧的建议是给自己做铺垫，而选择天高皇帝远的交州，则是精心为自己的“土皇帝”梦打造的。改交入益就在这时，纬学大师董扶对刘焉说，京师洛阳即将大乱，益州有天子之气。于是他又改向朝廷请求当益州牧。刘焉这个改动，可以说更加暴露了他的用心。
如果说请求去交州是为了自保，当“土皇帝”的话，那么改去益州则使动了割据当皇帝的念头。果然，刘焉入川后，以米贼作乱阻隔交通为由，中断与朝廷的联络，使益州出于半独立的状态。事实上，除了谶纬的说法，刘焉选择益州也是理性之举：从地理的角度讲，益州易守难攻，是乱世之初避祸的绝佳地点。从军事的角度讲，益州不像交州离中央那么远，进可攻，退可守，将来有变可以便宜行事。
从经济上看，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基础比胶州更发达。从人才上看，益州容易吸收北方和东方的避难者，能得到士绅的支持。另外，董复是益州绵竹人，他的建议等于并代表了益州当地士绅的意见。作为汉代宗亲，柳岩的地位与刘玉、刘表不同。刘玉和刘表选择了忠于汉朝，坚守疆域，重视道德，但他们不知道乱世的生存法则。虽然柳岩也在努力保护自己，但他并不僵化守旧，对推动历史进程有其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