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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安全如何抓论文,接发列车安全论文

来源:整理 时间:2022-03-30 03:54:44 编辑:教育知识 手机版

大学暑期返校的时候,第一次在郑州火车站,就被骗子骗了,但我并不后悔。当时的郑州车站是中原最大的车站,人流很杂。我从江南小城坐火车深夜到达郑州,然后签票换车前往武汉。中间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签票后就入站内休息。硕大的行李包放在一边,瞌睡袭来。

你在火车站被骗过吗,是怎样骗的你?

你在火车站被骗过吗,是怎样骗的你

大学暑期返校的时候,第一次在郑州火车站,就被骗子骗了,但我并不后悔。当时的郑州车站是中原最大的车站,人流很杂。我从江南小城坐火车深夜到达郑州,然后签票换车前往武汉。中间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签票后就入站内休息。硕大的行李包放在一边,瞌睡袭来。但又不敢睡,毕竟,一个才19岁的毛头小子,很少出远门,郑州语言很侉,听起来让人充满警觉,有一种不安全感。

这个时候,需要有热心人交谈一下。有个中年人就走近了我,很健谈的,戴着个眼镜。他看准了我是个入学不久的大学生,所以话题就从语言文字开始。他自称是新疆人,路过郑州,转车。看我有点瞌睡,所以聊聊天,他关心地说,你可不能睡着啊,这周围万一有坏人呢?很感动于他的提醒,警觉之心渐渐瓦解。他很自然地聊起了我的学校,我的专业,特别崇敬地说,武汉大学呀,那是多么棒的学校呀,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能上过这样的好学校,你真是福气。

他还特别要过我的学生证,很欣赏地看着。还给了我。聊起了北方话的语系,很炫耀地讲了一些北方特别的语音,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有些发音,是舌头打卷的,就像俄罗斯人的发音,我当时纳闷,难道新疆人的发音就是这样么?都带上俄罗斯的口音习惯么?在讲了大概快一小时的时候,他却话锋转了下。说,唉,人走路在外,不小心的事多了,就像喝水都会塞牙,知道我白天遇着啥情况了么?啥情况呀?我随便地问了句。

他说,我上卫生间,小包就在手边。就在取手纸的时候,包就被一人拎走了,我赶紧把裤子提上,慌慌地结起皮带,追出来,人就没影了,你说气人不气人?钱倒是小事,关键我有一些证件也丢了。车票也没了。哦,那可是件麻烦事。我在此时,忽然警觉又回到了脑际:他告诉我这些干什么?莫非是想借钱么?假如借钱的话,我借还是不借呢?我的警觉是有道理的,随后他就迭迭不休地数落,说现在的人太坏了,连我这样一个不起跟的人的小包,都要偷,而且都相当于明抢了。

我也不像个有钱人呀!我没有吱声,看了看他,心想,下一步得借钱了吧?他继续数落,这年头人学坏了,做个好人就真的难得。像小老弟你呀,大学生,素质高,以后也一定会有好前程。你知道吗?社会上有好些人,都没有好好上过学,不劳而获呢。我继续不语,看着他。他讲着讲着,开始脸红了起来。说,我比你大这么多,我讲下面的话,你千万不要看不起我啊,我可不是不知羞耻的人,如果你觉得我讲得不好,你就当我没讲。

你能够帮助我一下么?我看着他,比我大了至少近二十岁吧。知识分子的样子。而且居然真的脸红,我有点犹豫了。要不要帮助他呢?但我的能力有限。离家时母亲特别关照我,留十五块钱在身上,其他的钱就全部放在大包的最里层,不到武汉就不用取出来。我想,我这十五元,能帮得了谁呢?那中年人又开始说话了,对不起呀,小老弟,你可能以为我是坏人,是来骗你的钱的,我像骗子吗?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刚才与你谈的那些文化知识,也不是假的,你听得出来。

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寄还给你,你帮助我一些怎样?我渐渐放弃了怀疑,确实,一个如此诚实的居然红脸的人,不像骗子,万一真的有困难呢?我就从随身取出了那十五元钱,问他,这够么?中年人接过钱,连连说,够了够了,真的谢谢你老弟,你把地址写给我,我一定还你,放心,半个月内,我要证明给你看,你遇着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诚信人,真心地谢谢你。

他随后就走了,走前又特别关照我,千万不要睡着啊。再过半个多小时,我就离开郑州了。有突然发现,邻座的一个小伙子,躺在车站的长条椅上,对着我微微地笑呢。那笑容很含蓄,但意味深长。我突然明白了,邻座小伙子是在笑我,这是一个上了骗子当的傻小子啊。我回看了他一眼,开始向车站剪票处走去,心里有点七上八下,我遇着的那位中年人,究竟是不是骗子呢?到了武汉之后,没有给任何人讲,怕被人讥笑。

但有一份隐秘的期待,也许,半个月内,一张汇款单会寄来,证明我的眼光不虚。但是,我始终没有等到,也就是说,那位很有知识、很有口才、同时在撒谎时还会脸红的人,是个很好的演员,他果真是个骗子。要说在八十年代,十五元也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但我却并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公益组织的老郝,老郝给我说了一件事:老郝说,他在街上行走,夜里,一个路人向他要钱,说需要回杭州,买票。

实在没钱了,钱被偷了。老郝说,我请你吃一顿晚饭,然后帮你到车站买一张到杭州的车票,这样,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遇到了困难,但是希望你,以后也像我一样,对待那些向你求助的人,这就算还我的人情了,可以吗?那位路人非常感谢老郝。我问老郝,你确定他究竟是不是骗子?老郝说,我其实无法确定,我只能推论,如果他是骗子,那么我想感化他,希望他从今后知道人间有好人,不要再作行骗的事;如果他不是骗子,那我正好帮助了他,让他感谢镇江这座城市,在这里遇上了帮助他的人,我相当于不仅帮助了有困难的人,也宣传了镇江这座有爱的城市。

老郝的话让我感受深刻。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深夜,在郑州遇到的那个中年人,不管他是否骗子,区区十五元,帮到了他,或是感化了他,都是比较好的结果,这一点上,老郝不愧为公益达人,真正地给我上了一课。所以,今天在问答中看到你的提问,我非常乐意分享我的一件旧事,以此来说明,善意待人,总会有好因果的。人人行善,世界就会纯净得多。

如果被抓进精神病医院了,怎么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

你在火车站被骗过吗,是怎样骗的你

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

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

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

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

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

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

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

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

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

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

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

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

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

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

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

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

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

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

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

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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