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管理，首先是为政府财政服务，其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目的是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古代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简单，官僚不可能专门搞经济研究，而是会包揽多种事务。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理性思索的对象。
古代没有健全的经济理论与健全的经济制度，管理者是如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诸子百家思想中。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理性思索的对象。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共生性,使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在德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和融合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贯穿着基于自然经济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和伦理对策。
以国家为主体,以宏观经济问题为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在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相互摇摆,这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总特征。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一种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善因论”,类似于今天的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不作过多的干涉；另一种是以管仲、桑弘羊、刘晏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干涉主义。
中国历史上除管仲、桑弘羊、刘晏之外，还涌现了一批卓越的经济思想家和改革家,比如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是华夏文化中的突出成果。它有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义利结合的经济发展动力论、“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轻敛薄赋和寓税于利的财政观、“俭则伤事,侈别伤货”的消费观、“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通轻重之权”实行国家调控的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的着眼点不完全是经济，更多的是制定规则，因为先秦由远古奴隶制度发展而来，有严格的规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系。秦汉之后，中央集权下，儒家的重农轻商思想大行其道，重商主义思想一直被压制。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控制国家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文官体制中的个别卓越文官们，他们虽然也对经济学发展起了很多贡献，但他们的初衷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系中央王朝的统治，经济在他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作为王道之系的一个支撑。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首先是为政府财政服务，其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目的是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康”。这和现代意义的economy并不相同。“经济”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初唐，《大唐创业起居录》里记载高祖李渊说过“经邦济时”。《宋史•王安石传略》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于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已任。”可见“经济”一词有很明显的政治学、道德和公有主义色彩。
历朝历代都有经济学家。最早可以追溯到齐之管仲和魏之李悝那一代人。中国古代有很多精于经济的执政者，但没有专业的经济学家，只是有经济思想的人。古代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简单，官僚不可能专门搞经济研究，而是会包揽多种事务。而且古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地位较低，不存在让大量知识分子专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大环境。数学等相关学科尚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真正体系化的经济理论自然无法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