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一种师友之间的关系。结束语从明朝开始的这种“跪着”的君臣关系，其实是一种倒退，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更何况君臣之间。秦汉以来一直到唐朝为止，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
历史上有哪些值得了解的君臣关系？
本期话题君臣关系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微妙的，尤其是当主少国疑之际，少年君主与辅政大臣就更难相处了。比如这个例子：从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607年，尚未成年的晋灵公为了反抗权臣赵盾的专政，与他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角逐。这期间，晋国召集的两次扈邑会盟成为了晋灵公与赵盾斗法的战场。最终，灵公不但稍稍占据上风，而且还借机捞取了不少“偏财”……世卿赵盾的专横跋扈从一开始就给新即位的晋灵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左传》载：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左传·文公七年传》因为晋襄公对赵氏一门的刻意压制，赵盾专政后出于报复，原不打算让襄公的太子夷皋继位。
太子可能被废，这让襄公的遗孀穆嬴担惊受怕。眼看着自己在朝堂上日夜啼哭、哀哀呼告，大臣们却冷漠以对，没有哪怕一丝正义的回应，穷极无奈的穆嬴只得纡尊降贵，前往赵府哀求赵盾。《左传》说穆嬴“顿首于宣子”。根据《礼记·少仪》所记载的古礼，妇人就算当君王之赐，也不过低头肃拜而已。穆嬴以国母之尊，竟在赵府门前下跪磕头，难怪孔颖达说：“穆嬴顿首于宣子之门者，有求于宣子，非礼之正也。
”——《礼记·少仪》疏但即便穆嬴把自己的尊严都搭了进去，仍然没能打消赵盾另立新君的念头。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赵盾差人去秦国，邀请太子夷皋的叔叔、晋襄公的胞弟公子雍回国继位，却没料到身为秦国亚卿的公子雍返国之时居然带了大队的秦国武士随身护卫。这不禁让赵盾想起了当年晋文公返国执政后联合秦穆公诛杀权臣吕甥、郄芮的往事。
害怕自己会重蹈吕、郄的覆辙，赵盾临时变卦了。这才让太子夷皋侥幸嗣位，成了晋灵公。根据司马迁在《晋世家》中所做编年：十四年，灵公壮。——《史记·晋世家》“壮”当指及冠之年，也就是20岁。这样倒推回去，14年前刚继位的晋灵公已经是一个年满6岁、具备一定自我意识的男孩子了。赵盾这样欺负他们孤儿寡母，晋灵公能不恨他吗？然而，就算对赵盾恨之入骨，晋灵公也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晋国现在是赵盾说了算。
《左传》载：（公元前620年）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左传·文公七年传》因为灵公新近嗣位，齐、宋、卫、郑等七国元首齐聚于扈，向霸主晋国的新君道贺。但主持这场盟会、接受诸侯朝贺的却不是晋灵公本人，而是中军元帅赵盾。会后，赵盾卵翼下的佞臣郄缺向他建言，应该退还卫国的侵地以笼络住这个刚刚臣服的小国。
郄缺说：“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中略）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左传·文公七年传》郄缺口中的卫国侵地该是戚邑。这是六年前晋襄公亲率大军、风餐露宿，从卫国攻取的土地。
现在有人要拿先君的遗产送人情，换回的却是卫国人对权臣赵盾的颂扬。阴交诸侯，损公肥私，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哪里失去的，就要在哪里夺回来。仅仅9年过后，尚未成人的晋灵公便向赵盾的权威发起了挑战。《左传》载：（公元前612年）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
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左传·文公十五年传》公元前612年秋天，齐国发兵侵略鲁国西境。鲁国派季文子出使，请求诸侯盟主晋国出面主持公道。因此，晋国又一次在扈邑召集会盟。而这一次出席会盟的列国元首名单中赫然写道“晋侯”。这意味着年仅15岁的晋灵公取代赵盾，亲自坐上了盟会的主席之位。这一次扈邑会盟，赵盾去了没有？在会盟上拍板决策的究竟是晋灵公还是赵盾呢？从古至今，有不少历史学者的研究分析更倾向于后者。
比如清朝学者万斯大在其所著的《学春秋随笔》一书中这样写道：晋灵立于文七年，时方在抱，赵盾是以盟诸侯于扈。《春秋》恶其专，废置君，故诸侯不序而赵盾不名。（中略）此年扈之盟，晋灵亲会，将伐齐讨乱。然稚年未谙国事，实亦赵盾主谋。受贿而退，与无会同。故复略诸侯不序，所以罪盾之不能辅君以义，使不得为盟主也。十七年会扈亦然。
——万斯大《学春秋随笔》万斯大断言此次扈之盟赵盾一定在场，而且接受齐国贿赂、拒绝为鲁国伸张正义，做出这个决定的人也是赵盾。也就是说晋灵公虽然出席了盟会，但他未能争取到最终的话事权。我个人的看法与万斯大刚好相反。万斯大认定晋灵公不能主导会盟的主要理由是年龄。因为《左传》在晋灵公即位的公元前620年两次记载灵公被母亲穆嬴抱在怀里。
于是万斯大想当然地认为，初即位时晋灵公该是一个襁褓婴儿才对。要照这样算，到了9年后的扈之盟上，灵公仍然不满10岁。一个虚岁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主宰诸侯会盟这么重要的国际事务呢？但正如我在前文中所引述的，司马迁所著《史记·晋世家》明确记载，灵公于即位的第14年已经成人，反推他的即位年龄，当有6岁。为什么初即位的那一年里，灵公总是被母亲穆嬴抱在怀里呢？因为当年的特定情境是：赵盾原计划要废黜晋灵公，另择新君。
面对赵盾的专横，灵公母子无力抗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母子相拥折射出的乃是母亲穆嬴的无奈、无助。另外，万斯大提到，在这次扈之盟的两年后即公元前610年，晋国又召集了一次扈邑会盟。第二次会盟于扈是因为前次参会的宋国元首宋昭公遭遇政变身亡，君位为其弟公子鲍所窃据。晋国原计划联军伐宋、戡乱除恶，但最终的结果却与上次扈邑会盟如出一辙，晋国收受了宋国新君文公（即政变上台的公子鲍）的贿赂，对宋国的武装干涉就此作罢。
这一回收受贿赂，姑息宋国叛乱，史籍中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晋灵公本人的主意。《国语·晋语五》：宋人弑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以伐宋，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对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明训也。今宋人弑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公许之。——《国语·晋语五》根据《国语》的上述记载，得知宋国政变的消息后，赵盾第一时间要求出兵伐宋，惩治叛逆。
但晋灵公的响应并不积极。赵盾向他强调，晋国既为诸侯盟主，代天子行权，就有义务充当维护纲常礼法的国际宪兵。看到赵盾的态度如此坚决，晋灵公勉强点了个头，表示同意。但是晋军出师，蹊跷的事儿就又来了。《左传》载：十七年（公元前610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
——《左传·文公十七年传》联军伐宋本是赵盾的提议，他又是中军元帅、朝廷首辅。在晋灵公尚未成年，不能亲临战阵的情况下，代替灵公指挥联军的理应是赵盾才对，为什么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却是晋国次辅、中军副将荀林父呢？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晋灵公的刻意安排。之所以不让赵盾统军而把兵权授予荀林父，是因为荀林父并非赵盾的一党，甚至他同赵盾之间还有政治立场的分歧。
当年灵公之父晋襄公薨逝，赵盾打算废掉灵公，荀林父曾表示过反对。《左传》载：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左传·文公七年传》当年，荀林父不但唱衰另立新君的计划，甚至对赵盾差往秦国迎接公子雍返国即位的使者先蔑，荀林父更是直截了当地劝阻他说，这淌浑水你千万别趟！这一回联军伐宋如果交由赵盾指挥，不严惩宋国叛逆，军事行动大概不会轻易停止。
因为出师前，赵盾曾对他的胞弟赵同作了这样坚决的表态：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惮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袭侵密声，为蹔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声之，犹恐其不闻也。吾备钟鼓，为君故也。”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国语·晋语五》可出师前遍告诸侯、奉辞伐罪，造成了这么大的声势，到了却虎头蛇尾，受贿罢兵。
只能认为是换帅之后，荀林父遵照晋灵公的授意所为。这完全打乱了赵盾的初始计划。此后，《左传》继续写道：晋侯搜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左传·文公十七年传》荀林父率军伐宋，时当公元前610年的春天。紧接着，晋灵公在夏天举行了黄父之蒐。依照晋国的传统，举行大蒐礼意味着政府和军队的高层将要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
之前临阵易帅的晋灵公可能希望趁热打铁，藉黄父之蒐进一步挤压赵盾的势力，但显然他没能成功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可即便没能如愿，晋灵公仍未放弃努力，旋即又举行了第二次扈邑会盟。《左传》说会盟的主题是“平宋”——也就是平定宋国的意思。在赵盾眼中半途而废的联军伐宋行动居然要在这次会盟上被宣扬成晋灵公戡定叛乱的政治功业，这进一步加深了赵盾与晋灵公之间的裂痕。
因此，到了盟会上，两人已经基本没有了交流，开始各行其是了。这次会盟期间，晋灵公因为怀疑郑国骑墙，表面臣服于晋，暗地里却与楚国眉来眼去，所以拒绝接见郑穆公。郑国派大夫子家向赵盾告状诉冤，赵盾都没有事先知会晋灵公一声儿，就径直派大夫巩朔与郑国达成了谅解协议，并以从弟赵穿为质，当作是这份协议的信用担保。赵穿去郑国为质，或许是他的幸运。
因为6年前和他一起在河曲之战中犯下指挥失误的下军副将胥甲没过多久便遭到了晋灵公的秋后算账。《左传》载：（公元前608年）晋人讨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卫。而立胥克。先辛奔齐。——《左传·宣公元年》胥甲是赵盾一手扶植的党羽。拿他开刀，晋灵公与赵盾最终摊牌的时候已经近在眼前了。 参考文献：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元诰《国语集解》。
为什么君臣之间永远不会互相信任？
皇帝学的《葵花宝典》里，有一本书，是帝王必学之术，《韩非子》。《韩非子 爱臣》：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 备内》：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皇帝就相当于老板，臣子相当于打工仔，皇亲、贵族相当于股东。如果朝廷里都是贵族、皇亲，那朝廷里都是股东，他们的权力来源是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的军队，而不是皇帝，皇帝对他们没有人事权，那皇权必定衰弱，所以皇帝被杀被废的比比皆是，没有一个忠臣，看看宋朝以前，如果朝臣都是打工仔，官员都是皇帝认命的，那皇权就很强盛，臣子就都是忠臣，没有谁敢造反，看看宋朝以后。
朝臣怎么可能忠诚呢？儒家的圣人周公旦，不是照样把成王赶下来，自己做王了吗？伊尹不是把太甲赶下来，自己坐上帝位了吗？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我们总说周勃是忠臣，问题是，汉惠帝在位，他忠于谁？汉后少帝在位，他直接发动政变，杀了汉后少帝，我们总说，岳飞是忠臣，忠臣需要十二道金牌才能调动？忠臣能在皇帝收你军权，你发脾气走人？汉献帝是皇帝，有人忠于他？同治、光绪是皇帝，有人忠于他？我们看《琅琊榜》，那些所谓的正面人物有一个是忠臣？蒙挚是忠臣？身为禁军统领，跟太子发动军事政变，太子萧景琰是忠臣？六部尚书是忠臣？貌似没有一个忠臣吧？皇帝不信任祁王，祁王死了，皇帝没事，不信任太子，用二皇子制衡，皇帝没事，皇帝信任萧景琰，不用人制衡，萧景琰就造反了。
总说崇祯皇帝不信任人，其实，崇祯皇帝是最信任人的，信任袁崇焕到了什么程度，整个东北地区，没有一个人能跟袁崇焕并驾齐驱，周围没有一个文官武将跟他级别相当，给他人事权，尚方宝剑，完全信任他。结果呢？两年时间，北京被围，杀了袁崇焕，军队就调动不了了，完全军阀化了。如果崇祯不信任他，不给他人事权，下面将领由皇帝任命，周围有武将或者文官制约，袁崇焕没有办法军阀化的。
不是皇帝不信任人，而是信任的代价太沉重了，不能信任，你现在打工的人，有几个忠于老板的？谁要是说忠于老板，那我真崇拜你了，打工仔如此，朝臣不是如此？同样都是打工的啊，那些说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皇帝把权力给臣子，总会有臣子的权力太大，甚至比皇帝还大的，而且，没有谁能约束你，那人人都是司马懿了，如果蜀汉的权力格局也是曹魏这样，诸葛亮难保不会成为司马懿，如果司马懿处在蜀汉，那司马懿也会是诸葛亮。
所以，绝不是他们人品有什么区别，只是身处的位子不一样，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是忠臣？很简单，因为刘备构建的权力格局很稳定，没有谁敢向皇权伸手，伸手的结果就是全家被砍头，这就是制约机制。宋朝开始，为什么政权稳定？无他，不是宋朝会教育人，宋朝开始人品超好了，而是生产力发展到宋朝，皇帝可以吧权力分割得很小，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无法威胁皇权，也无法拥兵自重，这就是制约机制，韩非子说得好，不要想着臣子忠于你，而要让臣子不得不忠于你，军队最典型，现代的将军，在我们心中那都是忠臣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权力很小，没有人事权，没有财政权，没有地方的政权，不能接触地方官，还有政委、副司令、副政委、委员、参谋长、副参谋长等一大批级别差不多的人，这些人都是制约他的，如果袁世凯处在这样的环境，那袁世凯也是忠臣，如果岳飞处在袁世凯的位子，岳飞也会自立的。
如何评价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藉周、隋贵族的身分，616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並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宻。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晝夜赌博飲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要反隋自做皇帝。
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之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官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睹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袴无赖子。
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心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沒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鑑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到了626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
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藉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察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
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鑑。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识到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就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魏徵，唐朝贞观时宰相。先世原居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后迁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魏彦、父魏长贤均为史学家，二人致力于改撰《晋书》，终未能成书。魏徵少有大志，通贯书术。隋未农民起义爆发后，诡为道士，以避世乱。617年加入瓦岗起义军，为文学参军，掌书记。618年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他随李密投唐朝，任秘书丞，劝降据黎阳魏州瓦岗军余部。
次年，在黎阳被夏国窦建德俘获，授任中书舍人。621年窦建德败灭后，他回长安，任太子洗马，劝太子李建成亲自领兵出征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以广结豪強，树立威信，为战胜企图争夺皇位的李世民积累政治资本。协助李建成战胜刘黑闼后，又多次为除掉李世民出谋划策。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杀李建成，即位称帝，重其才能不计前嫌，任他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薄，谏议大夫。
后历任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太子太师、参预朝政（宰相），封郑国公。唐太宗纳谏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箫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
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脈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徵，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
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的事，那未谁都会做，何必選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並沒有切实执行。
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徵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徴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
”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徵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徴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徴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徴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
643年，魏徵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做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魏徵（580——643）魏徵的主要贡献在于：一，为初唐出现“贞观之治”局面多有贡献。魏徵以敢谏和善谏著称于世，时常用隋亡的教训提醒唐太宗重视民众力量，认为君好似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终如始”；让唐太宗兼听广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使下情得以上达；主张轻傜薄賦，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建立用人制度；力避任刑，坚持法制；偃武修文，少动干戈等等。
任职期间，前后所奏二百余事，提出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政策，为唐初的社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二书中，保存了他奏疏大部分内容。二，魏徵在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魏徵以家学渊源，为适应唐初统治的需要，总结前代经验，于贞观中主持修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其中《隋书》出力甚多，还亲自撰写序论。
历史上有哪些功高震主却能很好处理君臣关系的人物？
平阳狐狸，回答问题。此人，最符合题主之意，却极易被大家忽略不提。其面对凶恶环境而采取的诡异手段，令人惊叹！有人说功高震主得善终，主要看君主贤明与否。假如碰巧遇到瞪眼就杀人的主，比如刘邦。再来一个瞪眼就杀人的女主子，比如吕后，该如何相处？此人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准确的说是「大汉第一功臣」。功劳之大，可想而知。
那么他是如何处理与刘邦及吕后两个了瞪眼就杀人的主子的关系而得善终的呢？（一）搞臭自己，领导才放心大汉建立后，作为大汉第一功臣的萧何，担任相国，人称「萧相国」。爱惜百姓，体察民情，深得关中百姓爱戴，刘邦也赏赐有加，萧何也十分高兴。有次有位门客提醒萧何恐怕要大祸临头，你的名声太好，百姓爱戴你。皇帝在外平叛，你若是有二心，皇帝将进退失据，岂能不对你疑心？萧何听后吓出一身冷汗。
便在民间低价强卖房屋，收受商人贿赂。百姓告状，萧何虽因此下狱，名誉有所受损，却落的平安无事。职场一理，如果你在部门中，所有人对你要不洛口，交口称赞，你很受用，你的直接领导怕是坐不住了。刘邦就是萧何的直接领导，不妨学学萧相国，不要让领导感受到你的威胁。（二）送礼一定送大礼，送到领导心坎里楚汉战争时，刘邦在前线与项羽对质，萧何在后方关中筹措粮饷，补充兵源，全力支持刘邦。
刘邦对萧何逐渐产生猜疑。为此萧何给刘邦送了一份大礼，彻底打消了刘邦的猜疑之心。这份大礼就是人质，还不止一个，而是一群人质。萧何组织族中子侄，打着上前线服务刘邦的旗号，其实就是当人质。你看萧何的这份礼物，不但是一份大礼，而且送到刘邦的心坎里去了，领导十分受用。（三）听老板娘的话，就是听老板的话千万不要把老板娘的话不当回事儿，特别是吕后这种老板娘，更要小心在意。
当时韩信被软禁京中，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吕后欲杀之，但韩信毕竟是只猛虎，必须将其诱至宫中。这个任务自然落单萧何身上。因为韩信是萧何保举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千古流传。韩信虽有防备，但萧何来请，遂一同前往。萧何不辱使命，成功将韩信引诱到宫中，立刻被杀，这也是典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由来。在刘邦和吕后两座大山面前，萧何采取一系列超常规的手段，坏名声，送人质，卖友人，成功笑到了最后。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中，君臣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中国有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用三个词概括，那就是：坐着、站着、跪着。秦汉以来一直到唐朝为止，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君臣之间在谈话的时候，基本上是坐着，最典型的就是三公坐而论道。这是有法律条文规定的，三公这类的高官需要跟皇上讨论问题的时候是坐而论道。
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一种师友之间的关系。唐朝以前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小官和皇帝交流的时候，都可以坐着讲。这是因为中国古代非常早的就进入到了一种平民化的时代。一、到唐朝为止，君臣是合伙人的关系，君臣关系是“坐着”从战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这件事就出现了。编户齐民就是说要人人平等，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打垮贵族，削弱贵族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但是那个时代经济非常不发达，社会还很落后，贵族的存在是有着客观需求的，所以编户齐民还不能够实际上推行。秦汉时期，虽然六国被摧毁了，但那些遗老遗少在社会上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说颠覆秦国的张良、项羽还有其他诸侯，他们大部分都是六国的遗老遗少，甚至就是六国的王族之后，像刘邦这种小官出身或者平民出身的非常少。
世家大族们在社会上拥有非常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甚至是军事能力。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和皇帝之间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皇帝和大臣们是合伙开公司的股东，只不过皇帝拿的是大头，入股的是军事力量。世家大族们拿的是小头，而且用来入股的主要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这些小股东加起来的力量未必就比皇上小。
这种特性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魏晋之前是东汉末期。东汉末期时十三路诸侯讨董卓。这十三路诸侯全都是名门望族、世家大族，这充分的显示出来当时的贵族们不但有社会影响力，而且军事能力也非常强大，只要他们想干就能在短时间内拉起一支几万人的队伍。如果他们真的要造反的话，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抵挡他们。所以到了魏晋时期，士族政治就完全成型了。
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到了魏晋时期发展成了士族政治，世家大族们拥有巨大的庄园，拥有数量巨大的部曲（就是后来的佃农）。这些部曲随时可以组织成武装，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稳定。而且那个时候读书是非常难的，书本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只有这些达官显贵们，世家大族们才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子孙。所以知识也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所以说，皇帝想要掌控天下，就必须和世家大族们合作，也必须尊重他们。二、世家大族完全消失，宋朝从平民中选官，君臣关系变成“站着”但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些世家大族们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隋朝两代君主，隋炀帝和隋文帝也都刻意的去打压这些世家大族。他们建立科举制度，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打压世家大族。后来唐朝建立了之后，又对世家大族们进行了新一波的打击，这其实是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争夺权力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在此之前相对比较平衡，而到了唐朝的时候，皇族的力量开始占优势了。
到了五代时期，对世家大族的打压更是变本加厉，所以整个社会上的世家大族们是死的死逃的逃。所以到了宋太祖继位的时候，就没有“坐而论道”这件事情了。所有的大臣都只能跟皇帝站着讲话了。因为这时候的大臣们已经没有了可以和皇帝合伙的资本，他们是靠着皇帝才能活下去的。比如宋太祖手下著名的丞相赵普出身就是非常寒酸的。
同时皇帝要想找到懂得管理朝廷或者朝廷典籍的世家大族也找不到了。于是到了宋朝的时候，科举就成了必需品。唐朝的时候，一次科举选取的进士不过几人，到了宋朝的时候一次可能会选几百人，就是因为宋朝客观上需要这么多人来管理国家。但是宋朝的进士是靠自学的，百姓们也可以不去学，去做商人、做农民。所以宋朝必须对进士给予适当的尊重，给予适当的礼遇。
所以在宋朝开科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仪式，皇帝会派官员和这些参考的举子们互相敬礼，表示尊重，表示一种平等的关系。宋朝的进士是自学成才，然后来给皇家打工的人。所以大臣和皇帝的关系是老板与伙计的关系。当然，这个时候的大臣们是没有资格和皇帝坐而论道的，只能站着回话。但是因为这些进士们都是自学成才的，皇帝还必须通过尊重来诱导他们。
让更多的人都投入到学习当中来，更多人能够通过科举纳入到朝廷的正式体制当中来，这样国家才能稳定。否则的话，那些聪明人都不为朝廷服务，这个社会就没法稳定了。三、明朝以后，君臣关系转为“跪着”到了明朝的时候，君臣关系急转直下，由站着变成了跪着。“跪着”这件事其实是从元朝开始的。统治元朝的蒙古族，其实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很多大臣就是皇帝的奴隶，奴隶见到主子跪子太正常了。
这种关系本来在元朝结束之后就该结束了。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把元朝这种陋习完好的继承了下来，他打心底认为那些大臣们就是他的家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大力兴办学校，举办了从太学到县一级的学校，甚至于一度在村子里兴建了学校。在明朝，一旦进了学校就算是有功名、有身份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不用再去为官家干一些粗活累活了。
凡是想参加科举的，也都必须经过学校培训，不可以自己单独报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和皇帝的关系就有了巨大的转变。宋朝的士大夫都是自己花钱去学习的。可在明朝。所有的人，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因为有了皇帝的恩赐。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士大夫在他们的青少年阶段都是朱元璋家养的。所以明朝的大臣与君王之间的关系带有主仆的性质，这也导致了君臣关系由“站着”变成“跪着”。
结束语 从明朝开始的这种“跪着”的君臣关系，其实是一种倒退，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更何况君臣之间。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于一身，在明以前，大臣的权力还能够对皇帝进行制约，而明朝的大臣们都成了朱元璋的半个家仆，别说对皇权进行制约了。君臣关系从“坐着”到“站着”反而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
当世家大族逐渐从历史舞台上退场，也就意味着知识不再被垄断，文化能够更加繁荣地发展。平民百姓们也都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正因为宋朝需要从科举中选拔进士，所以宋太宗定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宋朝的皇帝们对于士大夫是非常宽容的，整个社会环境相对来说也比较宽松，所以宋朝是封建王朝里百姓幸福感最高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