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因质疑粮米亩产万斤，而给上级写报告被定为思想右倾，理所当然地走进了被精减、被下放的行列。
你为自己写过自传吗？
我曾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记录自己人生事情，也曾在网站上发表过几个片段。现将2018年11月在《红烛文苑》网站发表的《搬家》刊出：《搬 家》作 者 ／ 孙 继 东昒昕惺忪，信手燃灯。握起拙笔，记忆人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初期，由于天灾和多种原因，伟大祖国的城乡各地特别是农村，出现了粮食短缺的严重困难。
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区为例，桥北的树木特别是榆树，几乎是整年未见树叶。从放叶开始，一茬又一茬被人们摘去吃掉了。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发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精减职工和下放城市人口。我的父亲因质疑粮米亩产万斤，而给上级写报告被定为思想右倾，理所当然地走进了被精减、被下放的行列。
1961年3月28日，农历辛丑年二月十二（农历是我小时候听母亲说的，公历是网上查的），是我们搬家启程的日子。春天暖阳已经渐渐的向北倾斜，瑟瑟起舞的春风不时阵阵袭来，气温依然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我们一家六口的城市户口被注消了。父母带着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其中我是长子，虚岁八岁，二妹妹仅七个多月）和两个夹纸板做的破木箱及母亲使用的旧缝纫机，从赤峰市乘汽车到了巴林右旗大板镇，在当时的车马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又坐马车，走了约六个多小时，行程九十华里，来到了我们全家下放的地点巴林右旗巴颜琥硕公社要尔吐大队河东第二小队。途中四个孩子几次三番被饿哭。我曾经听母亲说过，当时我们下放户可以选择去赤峰市的郊区落户。父亲为什么要举家迁往要尔吐河东呢？因为河东是父亲的老家。虽然爷爷奶奶身已作古，但河东仍有父亲的一奶同胞兄长和三个叔伯叔叔及两个叔伯兄弟。
还有父亲的四姑及表弟表妹们。我小时候听我四姑奶奶（1910年生，属狗）讲过，大约是1928年，父亲虚岁四岁时，随同祖父从乌丹县（现在的翁牛特旗）富山沟村（现隶属于毛山东乡）搬到要尔吐炮手营子以北的三七地给牧主种田。父亲小时候因和当地的蒙古族小孩一起玩耍而学会了蒙古语言。这为后来（1935年）伪满洲国选拔洋学生他被录取创造了蒙汉语兼通的必须条件。
几年以后，爷爷奶奶领着两个儿子（伯父和父亲）也从三七地搬到现在的河东（那时河东河西都属于要尔吐庙上草场），给要尔吐庙上的喇嘛种地（当时的要尔吐庙有几十个喇嘛）。根据《巴林右旗志》和《巴林右旗地名志》记载：清末巴林放垦，林西设县。中华民国成立后，巴林境内的一些牧主也相继招来佃户，垦荒种粮。约为1922年最先来河东定居的是两家（未提姓名）给要尔吐庙里喇嘛种地的佃户。
以后是朱家等陆续搬来，逐渐形成村落。1961年我家搬到河东时，河东两个生产队约四十户人家，不足三百口人，我的亲伯父孙成林当时是第二生产队队长。由于血浓于水的亲情，伯父把他家的三间土房（约30多平方米），给我家腾出一间（约10余平方米），使我们有了安身立足之地。搬家后的第二天，父亲借用了生产队牛车拉着我去了二十华里以外的巴颜琥硕，先到公社给我们一家入上户口（农业户）。
再从公社的粮站，领回供应很少的粮食（因为我们是下放户，吃供应粮到秋天)。由于粮食短缺。家里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来渡饥荒。这次搬家，在我人生还不太完全懂事的时候，经历了从城市走向农村的痛苦转折，这也为后来我的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因农业户口而身份卑微打上了永久的烙印。2018年11月12日晨修改于家中作者简介：孙继东 男 195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水利工程师（退休）。
1974年全国人民学习小靳庄时，开始学习写诗。四十多年笔耕不辍。1977年开始，累计在报刊电台发表新闻稿件200多篇。2008——2010年又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七十多万字的《巴林右旗水利志》初稿。近年来先后在《今日头条》《漠北劲草》《红烛诗刊》《大连文学》《新月小诗》《文学之舟》《品味书庄》《青草文苑》《乔雨诗会》《世界文粹》《作家与文学》等媒体发表各类诗词200余首（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