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正是说得最好的，就像另一次，孔子说“莫我知也夫”（没有人了解我！）的时候，子贡说“何为其莫知子也”（怎么能说没有人了解夫子呢？）一样恰当。弟子要“述”（阐发、宣扬）先生的“言”（言论、学说、见解，以至闲谈），这正是弟子的天职。问题是先生的“言”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言”是不是忠实地宣扬了。而忠实也是创造，也是独立。
独立不是什么都不倚靠，正是要倚靠许许多多外力支持的。独立思考能力的获得必须吸取各种各样的影响，就像一个海，吸取地下水，也吸取空中云彩⋯⋯严秀：《〈严秀杂文选〉后记》多年来，我的职业是做宣传工作和报纸、书籍的编辑工作，虽也动笔写文，但多是不具名的或未公开发表的。这本小册子上的东西，全是本分工作以外的副产品，大多是在宣传斗争最紧张或某一段思想活跃时期得闲写成的随笔杂感。
大体上是写了几篇十几篇后，就停它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比一曝十寒犹有过之。本集所录文字，大致集中写于1942年整风前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时期；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的几个月；以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时间中。这件事情说明我的杂感虽然随时都有，但能够发表它们的时间却不大多。
实际上我这些文章也是一种“风派”，不过这种“风”不但不为读者所责骂，反而被绝大多数的读者所喜欢，因为它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风”，而是追随人民利益所需要的“风”。我的这点东西，没有什么文学，也没有什么艺术，而且还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少文章都是读了鲁迅著作后联系现实发表一点意见，谈不到什么创造性。现在之所以终于把它们选编成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编辑同志的劝导，特别是几位老同志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的结果。
1978年初夏在上海见到王匡同志，他绘影绘声地描述了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收到我的《何快慢之差乃尔！》一稿时，报馆内一些同志谬予赞许的情形。1978年秋，我调回北京，去看王子野同志，他忽然说“你不是写过一篇《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吗，我建议你再写一篇曹操故事，作用不会小于你那篇。”今年八九月之交，我在北京遇见人民日报社秦川同志，他命我作文，同时说，“我一调到北京来，就看见你那篇《论“数蚊子”》，印象很深。
”这些老同志的话，确使我感激莫名，是他们的无形鼓励，才使我有勇气拿出这本小册子的。本小册的整理原则是：一，凡语法欠妥，达意不明，噜苏重复一类技术上的事情，酌予删改。解放后的作品，看过的人较多，我无权大改了，只作了个别文字上技术性的修改。二，凡经过别人批评、责骂过的文字，则除了坚持不增删修改内容之外，技术性的文字上的修饰也尽量减少。
三，文中被我批评错了的人，不管指名与否，均仍其旧，如果我偷偷删改了，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凡遇此种情形，均另加注释说明、道歉。个别人的名字就不提了，因为他的近情我也不知，难于注释。且情随事迁，再提名就无助于团结了。四，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五，集中有一些涉及时事及当时中外事件、人物的，因时间相隔已很久，有些读者已不一定清楚了，因此酌加简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批文章，时间相隔已久，有些细微之处，报刊也很难查得。发稿时我又在病中，不得已请熟识当时国内外情况的戴文葆同志代为注释，他是牛刀一用，很快就注出来了，我在此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集子中有几篇东西，实非杂感随笔，是当时署名的评论文章，因为它们保存了不少值得重温的资料，我宁愿删去一些杂感随笔文字而把它们保存下来，让青年同志们看看是有好处的。
又，解放初期，我在《南方日报》还有若干篇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其中可选的也可能有几篇，例如我在1950年就根据当地农村基层好干部与区委发现他们的新闻，写过一篇《伯乐与千里马》，今因一时得不到该报，概从简略。近年来我收到过几封信，一种是把报刊上另一个与我这“严秀”笔名相同而谐音的作者当作是我；另一种是把报刊上同我真姓名中的名相同的作者认为是我。
我在此说明一句，粉碎“四人帮”后，我没有用上述两种名字发表过任何文字，看来是分别不同的几个人。1983年4月上旬[全文载《严秀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北京第一版），作者在“本小册的整理原则”即“四”中，说出附录李又然《文字的光辉》等文章的理由：“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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