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法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充实了论据，又增强了气势。骈散句式的应用，在宋代政论散文中也较常见。一般情况是以散行为主，兼收骈文的一些长处。散句大多写得自然随便，或多或少，引证材料说古论今，不受拘束。而骈句语言简炼，寓意深广，且多是排比句，整齐匀称，连续运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一气呵成。二者结合起来既转折灵活，机智多变，又如行云流水，无所阻遏。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有独到的神韵之笔，这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教科书，此不做赘述。04 具有嫉恶如仇，真挚浓厚的感情色彩宋代政论散文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章要说服人，要打动人，就必须触动人的心弦，引起共鸣，产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乃至说出共同的语言，这是只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办到的。政论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确表白自己的观点，或褒或贬，或赞同或反对，决不允许处子调和的模糊状态，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爱或恨，或同情或鄙视，无不毕现于读者面前。
况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利益一致，都处于风雨同济的破船上，既明确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势在必沉，又痛惜焦急地费尽心机，力图挽救，这种哀怨悲凉的情绪不能不在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来。它们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作者头脑冷静，息心沉思，力图出谋划策，这种文章条分缕析，感情较隐伏，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故有人据此得出政论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结论；二是为抒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或因强烈的责任感、屈辱感驱使而发的。
这类文章热情洋溢，似奔腾大河，感情一泻无余，十分感人。如欧阳修“发于极债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的《与高司谏书》，陈亮的“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胡铨“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日”，“不然巨宁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庭而求活耶”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它们不是抽象的说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觉喷发。
陈亮在《第一书》中曾悲愤地发问：“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安乎?……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并警告统治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无帝，惟惠之怀……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他的《第三书》中也指出“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国家之公喷也。
”真可谓痛心之言，句句滴血，悲愤之语，催人泪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披肝沥胆的爱国之士忧愤至极的形象。与陈亮相比，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具有更为强烈的爱憎情感。文章开篇就骂卖国贼王伦：“本一押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欺诈，斯周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痛骂。”然后指出：“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谈，皆欲食王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发作，祸且不测。
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又进一步提出愿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头，以伸民气，以励民志，表明抗战的决心。这篇文章感情充沛，义正辞严，议论中肯，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总而言之，宋代政论散文不论形式上呈现何种面貌，它们表现的内容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为自己的政治功利服务。政论散文在宋代大量地应时应世而出，以其尖锐惊人而又合乎情理的见识，灵活机智，咄咄逼人的雄辩，汪洋悠肆狂放不羁的气势，曲折细密，绵中藏针的文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较为完整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