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城镇为中心的乡村治理在传统乡土中国阶段，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例如，传统乡土中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礼治”，即主要以传统道德加以治理，造成“皇帝无为而天下治”；城乡二元结构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力治”，即以国家行政力量加以治理，造成政权下乡。
一、以城镇为中心的乡村治理在传统乡土中国阶段，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家治理支撑的人口和赋税主要在乡村，更是因为整个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时期，城市与乡村相互隔离，乡村治理与城市缺乏关联。城乡一体化的“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与城乡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城市中心地位和农村城镇化，乡村治理呈现以城镇为中心的趋势。随着历史的推进，“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一体化的乡村治理要适应人口和精神价值的城市取向，在城乡开放互通的趋势下有所创新。首先，将乡村治理纳入整个国家统筹发展的治理体系之中，给乡村治理更为重要和突出的位置，避免在城镇化进程中造成乡村治理的边缘化和虚置化。
在一些地方，由于人口向城镇流动，乡村治理受到忽视，造成“治理真空”，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治理缺失的“自然状态”。乡村治理只能简单维持基本运转，难以随着城镇中心趋势进行创新。近年来，针对乡村治理基础薄弱的状态，不少地方实行行政村“大学生村官”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何将加强乡村治理力量常态化还有待探索。
其次，通过以城镇为载体的先进治理元素带动乡村治理。传统的乡村治理毕竟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形成和运行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人口和要素开放流动，原有的乡村治理已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要以城镇为载体，将现代治理要素引入乡村治理之中。例如，传统乡土中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礼治”，即主要以传统道德加以治理，造成“皇帝无为而天下治”；城乡二元结构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力治”，即以国家行政力量加以治理，造成政权下乡。
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乡村治理更多地是“法治”，即各种治理力量都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在乡村治理中，最稀缺也最需要的是“法治”元素。近年来，湖北恩施实施“律师进村”，其特点是“寓法于治”，将法治要素寓于乡村治理过程之中，通过利益、公平、需求、激励等机制将领导管理和群众诉求都引入法治化轨道，让人们“信访更信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