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五十九年的一生和时代息息相关，可分四期：（一）读书和壮游，三十五岁以前。这是他的创作准备时期，“读书破万卷”的苦学和吴越、齐赵的壮游，丰富了他的书本知识和生活知识，扩大了眼界和交游，特别是和李白的结友，这期作品不多，有浪漫主义色彩。（二）困守长安，三十五——四十四岁。是他的创作转变时期。“致君”理想的破灭、仕途的蹭蹬、生活的穷困屈辱，使他从思想感情上接近了人民，开始写出了一些现实主义杰作。
（三）陷贼与为官，四十四——四十八岁。这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时期。陷贼时国亡家破的亲身经历，为官时因疏救房琯屡遭贬斥而获得深入人民生话的机会和体验，使他创作了许多不朽诗篇。强烈的政治性和祖国爱，是这期创作最突出的特色。（四）漂泊西南，四十八——五十九岁。最初由陕西、甘肃流寓四川，再流浪到湖北、湖南，最后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
这是杜甫创作多样化时期。不仅用古体写漂泊中闻见经历，而且用律诗来写，赋于律诗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但有所发扬和突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世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时代使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忠君”在杜甫是和爱国爱民统一的。
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对黄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另一面，对皇帝和统治阶级一切祸国殃民的罪行也进行了揭露。二，杜甫诗歌的思想性基于上述的生活和思想，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杜甫达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达到的高度。这就使他的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这首先是，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他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思想感情和要求，如《兵车行》、“三吏”、“三别”、《又呈吴郎》等；指出了劳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养活剝削阶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矛盾，如《赴奉先咏怀》；大胆地为“盗贼”伸雪：“盗贼本王臣”；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如《遭田父泥飲》等。
作为一个诗人，只有在杜甫笔下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民形象。为了换取人民的温暖，他宁愿“冻死”。其次，是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杜甫是个爱国者，为了祖国他不惜牺牲生命，因此诗中渗透着受国的血诚，如《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从最深刻的意义来说，“三吏”、“三别”同时也是爱国诗篇，并歌颂了人民高度的爱国精神。
第三，是对统活阶级和侵略者的強烈憎恨。对他们的奢侈荒淫、穷兵黩武、昏庸误国、奸淫屠杀、贪污掠夺等作了无情的揭露。如《丽人行》、《兵车行》、《三绝句》等。此外，杜甫在一些咏物写景的作品中，如《麂》、《春夜喜雨》等，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杜甫的思想内容异常丰富。他热爱生活，对一切事物都有极深刻的体会，因此，某些抒发夫妻、兄弟、朋友之情或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也无不洋溢着真挚深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