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除指出1973年招生继续采取与前一年在政治条件审查合格等相同办法的基础上，特别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其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科教组又发出文件，要求北京外国语学院招生时选拔少量应届高中毕业生。
《意见》指出：招生对象是“知青”、“青工”、“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 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这给广大工农兵知识青年带来上大学的机会。文化考试。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广大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经是个天大的喜讯，引起社会的轰动，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
我所处的公社很重视，二万多人口的公社组织四百多位回乡知识青年先通过一次集中到中学考试（两科：时事政治语文和数理化）选拔（相当于高考预选），从中挑选出家庭出身和成绩好的五位考生到中学参加公社组织的高考复习班，由中学挑选的骨干教师辅导半月余，当时老师是没有报酬义务给我们上课、辅导的。两周多后的1973年7月中旬集中到县城参加1973年的全国高考和高考体检。
我们集中住在中学的课室里，考题是地区统一命题、考试。县一级组织统一集中县城考试、统一评卷，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分笔试和面试，考试形式采用开卷考试。考后体检也很严格。但是这次高考结束后，由于出了个被利用的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的“一封发人深省的信”，1973年恢复高考被否定，考试成绩就作为参考，基本上按1972年的推荐制招生。
1973年大学招收15.3万人。我虽然有幸参加了1973年的全国高考，他们通知我说：我被确定为大学备取生。当然啰，备取生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啦！就这样，1973年我与大学擦肩而过。第二、1977年全国普通高考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