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之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就消失了？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中华大地自周时的统一又走向了五百余年的大分裂，那时诸侯并起、百家争鸣。在战国中期，连横合纵大放光彩，苏秦欲报秦不用之仇，聚“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张仪首创“横强”，凭借一口伶牙俐齿游说山东六国，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
所谓“上善伐谋、次善伐交、下善伐城”，为什么在秦统一之后，就看不到合纵连横之术呢？一、天下既定，已无合纵之敌连横之友“秦王政，尔忘秦历代先君一统天下之大愿乎？”在秦王嬴政执掌政权以来，只有一人得到他的首允可以不称“陛下”、“大王”，而以“秦王政”称之，那就是垂垂老矣的少司礼，在嬴政每日上朝之际，必然出现在空旷的宫殿内，嘶哑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这位年轻的王——实现先祖之大业。
平日里，嬴政必然礼数有加，毕恭毕敬回答：“政，一日也不敢忘”。六王毕，四海一，这位行将就木的王室宗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提醒王上，“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拦在这位王前的，只剩些边远蛮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这些少数民族，还需靠武力征服。合纵连横，随着大秦一统天下，再无敌手而失去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二、秦不喜游说之士，君王重以法治国秦孝公与商鞅、秦惠文王与张仪、秦昭襄王与范雎，都是君臣亲密无间的典型表率，然而秦国历代国君却并不喜说士。商鞅变法图强，但不曾再见孝公重用其余游说之士；惠文王即位，苏秦献策但不为王上所喜；武王登基，张仪因害怕被武王忌惮而逃离秦国。所谓“疑人不用疑人不用”，但秦国国君都知道，说士与商贾相同，都是“投机倒把”之人，“商人重利轻别离”、“说士卖国而求荣”，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黔首凭军功登士拜爵，若国君鼓励这类凭口舌之利、靠这些唯利是图之人谋国谋战，良田无人耕，战争无士卒，国家还怎么发展？既而始皇登基，废儒学、罢纵横，乃是因为秦国制度的根基在大法、律令，在军功爵制。
二、不登大雅之堂，却已成常规纵横家们自战国中后期崛起，横有张仪、司马错，纵有苏秦、公孙衍，这些人活跃一时，大国国君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然而合纵连横之策在早期并不被认可，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这些谋士似乎并不被认可，也是赞美少而诋毁多，因此在重法的秦朝、儒学兴起的汉朝、佛儒并列的唐朝，纵横家们都找不到登台演出的机会，合纵连横之策已不登大雅之堂。
但在日常生活中，游说无处不在，大国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合纵连横，在现代大国外交、商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大国横强争夺资源，小国合纵不惧强权，虽登不上大雅之堂，却也如野草一般顽强。
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纵横家凭借出众的口才、审时夺度，可以一己之力比肩百万雄狮，但不能忘记的是，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其他国家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早期的合纵与连横反复无常，才有“朝秦暮楚”的典故，后期的合纵也变成了伐秦，作为战国时期特有的产物，秦朝已无合纵敌手，也不再需要连横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