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是写了几篇十几篇后，就停它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比一曝十寒犹有过之。本集所录文字，大致集中写于1942年整风前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时期；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的几个月；以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时间中。这件事情说明我的杂感虽然随时都有，但能够发表它们的时间却不大多。
实际上我这些文章也是一种“风派”，不过这种“风”不但不为读者所责骂，反而被绝大多数的读者所喜欢，因为它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风”，而是追随人民利益所需要的“风”。我的这点东西，没有什么文学，也没有什么艺术，而且还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少文章都是读了鲁迅著作后联系现实发表一点意见，谈不到什么创造性。现在之所以终于把它们选编成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编辑同志的劝导，特别是几位老同志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的结果。
1978年初夏在上海见到王匡同志，他绘影绘声地描述了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收到我的《何快慢之差乃尔！》一稿时，报馆内一些同志谬予赞许的情形。1978年秋，我调回北京，去看王子野同志，他忽然说“你不是写过一篇《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吗，我建议你再写一篇曹操故事，作用不会小于你那篇。”今年八九月之交，我在北京遇见人民日报社秦川同志，他命我作文，同时说，“我一调到北京来，就看见你那篇《论“数蚊子”》，印象很深。
”这些老同志的话，确使我感激莫名，是他们的无形鼓励，才使我有勇气拿出这本小册子的。本小册的整理原则是：一，凡语法欠妥，达意不明，噜苏重复一类技术上的事情，酌予删改。解放后的作品，看过的人较多，我无权大改了，只作了个别文字上技术性的修改。二，凡经过别人批评、责骂过的文字，则除了坚持不增删修改内容之外，技术性的文字上的修饰也尽量减少。
三，文中被我批评错了的人，不管指名与否，均仍其旧，如果我偷偷删改了，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凡遇此种情形，均另加注释说明、道歉。个别人的名字就不提了，因为他的近情我也不知，难于注释。且情随事迁，再提名就无助于团结了。四，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五，集中有一些涉及时事及当时中外事件、人物的，因时间相隔已很久，有些读者已不一定清楚了，因此酌加简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批文章，时间相隔已久，有些细微之处，报刊也很难查得。发稿时我又在病中，不得已请熟识当时国内外情况的戴文葆同志代为注释，他是牛刀一用，很快就注出来了，我在此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集子中有几篇东西，实非杂感随笔，是当时署名的评论文章，因为它们保存了不少值得重温的资料，我宁愿删去一些杂感随笔文字而把它们保存下来，让青年同志们看看是有好处的。
又，解放初期，我在《南方日报》还有若干篇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其中可选的也可能有几篇，例如我在1950年就根据当地农村基层好干部与区委发现他们的新闻，写过一篇《伯乐与千里马》，今因一时得不到该报，概从简略。近年来我收到过几封信，一种是把报刊上另一个与我这“严秀”笔名相同而谐音的作者当作是我；另一种是把报刊上同我真姓名中的名相同的作者认为是我。
我在此说明一句，粉碎“四人帮”后，我没有用上述两种名字发表过任何文字，看来是分别不同的几个人。1983年4月上旬[全文载《严秀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北京第一版），作者在“本小册的整理原则”即“四”中，说出附录李又然《文字的光辉》等文章的理由：“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研究生期间写不出论文该怎么办？
研究生期间写不出论文就相当于上大学各门功课都考不及格，你说该怎么办？要想研究生毕业，除了各门学位课程都必须通过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写一篇有一定水平的学位论文，还要通过外审，外审如有一个专家不通过，都不能申请论文答辩，只有论文通过答辩后，才能获得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完成你的学业。如果真像你所说的，写不出论文，只能遗憾的告诉你，你达不到一个合格的研究生的水平，那只有放弃读研，另谋出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