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语言及叙述方式上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开宗明义，我将从以下3点出发，结合汪曾祺的具体作品，回答问题。1、结构自由无序却散而有神；2、语言平淡无奇却洗练隽永；3、叙述方式从容平和、明白晓畅。01 结构自由无序却散而有神所谓结构，自然是形式，但是任何具体的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形态。它和作者的文化底蕴、看待人生、世界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汪曾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思想中渗透了儒家平和淡雅、道家超脱旷达的审美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和主义的文化，孔子提出“中庸之德也”(《雍也》)提倡“礼之用，和为贵”(《学而》)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审美标准，从而达到审美对象的和谐统一；而庄禅哲学则强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至极而众美从之”(《天道》)立意在超脱自由中追求个体与自然和谐，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主义为根本精神，以和谐美为主要特征的审美境界。
”汪曾祺执意追求的正是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和谐的审美境界。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正是在这种审美意识观照之下，他的小说结构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随意的、不事雕琢的、不经谋划的生活的自然流动。他可以避开故事的主要人物，而拉扯一些似乎毫无关系的人物，不急不缓，悠哉悠哉地叙述，而且丝毫没有简略的意思，这样慢慢道来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个人原本就是一个生活背景下互相联系着的整体。
那些看似散漫的闲笔其实都非闲笔。例如《八千岁》中，作者在对八千岁作了初步的介绍之后，就转而描写能挣钱也能花钱的宋侉子，于是由宋侉子又写到虞小兰母女，进而又介绍了左邻“赵厨房”、令郎“小千岁”。对出场的每个人物，作者都有一番较详细的介绍性叙述，这叙述有时往往似乎是孤立的，与全篇无关紧要，看来是作者随心所欲的闲笔，但待到读完全文，往往不得不佩服作者驾驭生活挥洒自如的能力。
生活本身是没有多少情节的，精心编撰的故事往往令人在大喜大悲之后，感到乏味与无聊，因为其缺乏真实感，而真实的东西是最让人回昧的。这种小说构造法决定了其小说没有多少冲突与情节，小说的情节大大淡化了，被淹没于随意的叙述中，散化在一个个登场的人物描写中，几乎了无痕迹。他曾经说过：“我的小说的一个特点是散，……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为文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这实际上是其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形式的外化。结构本身喻示了情感、记忆、联想、幻觉等意识活动方式。他的小说结构深深熔铸了儒家精神和庄禅意识，这在《大淖记事》一文中尤为突出：巧云被强奸，十一子被打伤的故事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然而作者却将这种冲突缓和了，并没有渲染这种冲突，而只是让人物在十分平和的心境中结束故事，将一个悲愤曲折的故事写得平和清新，不能不说是儒家平和仁爱思想对其意识的决定作用。
在《陈小手》中，他更是将具有丰富内在故事情节的地方，漫不经心的一笔带过。陈小手为军阀团长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打死。汪曾祺并不津津于气氛的渲染情节的铺叙，惊心动魄的故事却以不紧不慢的形式写来，丰富生动的情节却以寥寥数语作结：“陈小手出了天庄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从马上打下来了。”这种近似速写式的写法似乎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却让凡感到一种生活的真实，一种平和淡泊的情绪，这正是其小说结构的特点同时，他在小说中常常以大量的篇幅描写风土人情。
《大淖记事》中风俗环境的描写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随后才缓缓引出人物，这种写法看似阔大背景而弱化人物，实则是在背景中写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里的人们创造了这样的风俗人情，而这种风俗人情又反过来创造了这里的人们。这样一种结构将情节拉长，人物紧贴背景，似乎面面俱到，喧宾夺主，实则处处写人，淡化情节，使人物左右逢源，处处触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实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汪曾祺小说结构的一大特点是“自由”、“无序”，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真实描写的基础上，因而使结构散而有神。 02 语言平淡无奇却洗炼隽永语言是作家个性、气质、文化修养、美学趣味的直接体现，也是作家形成个人创作独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多用短句，内在的逻辑性很弱，思想所到之处，语言随之喷涌而出，天然玉成，没有斧凿之痕，同时又平淡无奇，简单明了，非常口语化，乍看似一串散乱的珠子，连缀起来，却韵味十足，意境深远，很有中国山水画的味道。
汪曾祺在《说短》中，说到：“写小说要象说话要有语态。说话，不可能每个句子都很规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比如，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扫地擦桌椅。擦柜台……晒药。收药。碾药。裁纸。撩灯罩。摊膏药。”可谓简洁、经济。同时，他的语言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特色，不仅有讲唱文学一起三叹的鲜明的节奏感而且融人中国古代散文流畅、洁净、含蓄、典雅的特色。
如《大淖记事》中：“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柴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礤嚓走过，好看得很。”这段描写，不仅节奏上给人以明快和谐的感觉，而且流畅自然，形成一幅如诗如画的动人图景。无论是用来摹写如画风景环境，还是介绍叙述人物性格特点，情节发展环节的叙述语言，作者都能把自己家乡话与普通话，文言与口语，巧妙地揉和在一起，从传统的和群众的语言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错落有致，平淡儒雅，流畅自然的生动语言。
比如下面一段景物描写：“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乘小舟往北顺流而下可以在垂杨柳，脆皮榆，茅舍，瓦屋之间，高爽地段，看到一座比较整齐的房子，两旁八字粉墙，几个黑漆大字，照明醒目……”这一段描写将汪曾祺语言的特色尽现无遗。汪曾祺语言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他的语言往往留有空白，给人回味的余地。
例如《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打得昏死过去，巧云喂他尿碱汤：“不知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里没描绘巧云对十一子如何的疼爱，却通过这样一个细节的描写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体会巧云内心丰富的感情活动，相信巧云和十一子间真挚的情爱，比写出来更让人觉得有无穷韵味，甚至，让读者鼻子发酸。再如《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一道踩荸荠，他看着小英子留下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短短的两句话却能让人体会，和尚明海当时复杂的感情，这就是汪曾祺语言空白的魅力，比起意识流小说长篇大论的心理剖析更生动、准确的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正因其空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才更隽永深刻，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汪曾祺语言平淡中，含蓄蕴藉，耐人咀嚼寻味见长的魅力。自然天成的审美观念，同样形诸于叙述语言，反过来说，语言的质朴无华，平淡蕴藉和其审美意识的平和超脱，叙述结构的自由无序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以他丰厚的生活经历，自身积淀的文化底蕴，驾驭文字的高超技艺达到了小说文体与其自身创作的天然合一，浑如一体。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文体形式已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它融合了创作的全过程，具体在他小说中，这种融合不仅包括结构、语言，还包括叙述方式、题材、人物等。03 叙述方式的从容平和，明白晓畅读汪曾祺的小说，往往让人感觉到的是清淡平和，犹如坐在茶馆里，泡一杯清茶，听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聊天，亲切、自然、从容、无拘无束。
这就是汪曾祺小说叙述方式的特点——一种讲述型的叙述方式。他的小说很有说书人的那种风趣，出神人化的韵味，如在《老鲁》中，他写道：“什么叫‘校警’，这恐怕得解释一下……‘校警’者，学校之警卫也。学校何须警卫……其实只是有几个穿得军服的人，弄几枝枪，壮壮胆子。无非是告诉宵小之徒，这里有兵，你们别来！”从容随意，娓娓道来《异秉》中王二听过张汉谈天论地，想来不过如此吧。
汪曾祺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像一般作家那样叙述者本身是小说中的人物，是叙述事件的参予者。在汪曾祺的大多数小说中，叙述者是站在事外，是一个旁观者因此他的小说叙述事格局是一种呈现型由叙述者直接讲述出来呈现给读者，这样一种叙事格局使得小说凄来，自然亲切，轻松自如，使读者和故事中人有一种疏离感，不必处于其中，或喜或悲。
只是置身事外，看一段别人的故事细细咀嚼，品出一番人生的滋味。这种叙述方式实际上是对我国传统的宋元话本小说，明清拟话本以及民间讲唱文学如扬州评话等在艺术表现上的继承、借鉴和革新。话本小说的开头常是“话说……年间，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人。”汪曾祺小说中人物出场的介绍与话本小说、讲唱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如《鸡毛》中，文嫂出场时这样描述：“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文嫂是替先生和小姐们拆洗缝补的。”这种叙述口吻直接进入叙述状态，不兜圈子，明白简洁。在叙述时，作者从不烦于对每个人物作较详细的介绍性叙述，常行于作家之认为所当行，常止于作家觉得所不可不止，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一次完成或二次再来，下笔随心所欲，色彩变幻无穷，显得流畅自然与讲唱文学所不同的是，汪曾祺的小说叙述少了故弄玄虚的铺排跌宕和对人物事件的直接评议。
因此，他的叙事方式除了明白晓畅外，还多了一种起承转合不着痕迹的平和、自然，这和其小说文体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再者，在题材方面，汪曾祺的小说大多自己的故乡高邮地区为背景，描写故乡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表现他们淳朴善良的心灵，新鲜、自由的生活。这种题材择取为其小说叙述的自由、平和、洒脱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相适应的内容。
而人物在其小说中大多是有些“异秉”的人，例如《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王老五等，这些人物虽来自于生活中，以普通生活为背景，但往往身怀绝计，有不同凡晌之处这使其小随带有明清志怪体小说的怪异痕迹形式，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涵。（这不是本文重点，不再赘述。）总而言之，汪曾祺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人生世事的体悟感受，描写了生活中的真、善、美，呈现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