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法国有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苏联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美国有西奥多·德莱塞；在国内，江西有毛泽东、朱德，上海有蔡元培、鲁迅等，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文学论文包容大千世界。也有大嘴写书《中国天机》说，中共从不待见罗曼·罗兰，只认赵树理就够了。
以前看过的书是很多的，尤其寒暑假，离家远，家庭经济不那么好，来往车费付不起，只好宅在学生宿舍，除了出去画画速写，其余时间除了看书还是看书……美院的图书馆还是很丰富多彩的，大量画册是主流，其余欧美文学、日本文学、尤其俄罗斯文学是应有尽有的倍我度过很多假期……我现在正处于健忘阶段，很多东西都忘掉了……还是前年，当阿尔法机器人战胜人类围棋高手时，并预感AⅠ时代的来临，却勾起我想起苏联一位作家，阿.托尔斯泰写的一部小说（不是写战争与和平的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名字忘了，他描写的苏联中期，当大量知识分子出现，出现了知识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倒挂的情形，一个钢铁厂，炉前工的工资超越了工程师的工资，正好像我们目前有点相似，一个普通的装修工，日工工资500元，一个送外卖的月收入达到万元左右。
而大学生，不管国内国外回来的，如果一般人材也就三千起算。苏联当时境况讲怪话的，生活腐朽的往往从知识层面开始……当然、现在我们时代不同了，面对的问题跟当年苏联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Al时代己经在逐步介入，学习与追求什么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包括院校能否与时俱进？正如我的下一代已经能够通过最新设计软件指令三两天之内就能设计出一个规摸逼真的商场，避开了奥突客，玛雅等工具…………说了半天，只写了一个作者，还没有书名？唠叨半天也忘了自己说啥？很可笑吧……。
写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哪些题材适合？
【教育考试类话题】谢邀。我习惯以自己父亲李又然发表著译报刊书的真版原件、并以他人在当时当地写他的日记信札，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破解一些难题一一中法关系史和延安文艺史的课题。对待远东反战会议的研究也是如此。我父亲晚年写过四篇回忆录，影响很大，转载颇多，发表题目为：《毛主席》《丁玲》《艾青》《古久里》。我以解密档案和已经出版的相关日记信札印证这些回忆录，支持回忆录应该有真版原件和日记信札。
我父亲李又然当年是世界反战大同盟来华代表团古久里的翻译。古久里是法共中央六个领导人之一，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作家；反战会议前后，宋庆龄、鲁迅都见了他。他在西班牙战争中空难而死。远东反战会议的由来是：沈阳“九一八”、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请求：“为中国失业者募捐建立食堂”；1932年4月1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决定向各党发出指示：“把募捐运动和反战运动结合起来”。
11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听取“向满洲派特别委员会和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信”。时间到了193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筹备世界反帝非战大会再次紧急通知：“各地必须抓住目前西欧代表业已到沪与大会即将开幕的时机，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拥护大会的运动”，“各代表之来沪与活动，完全采取群众路线，绝不能由党招待和派送，为领导上的联络，仅由党团一人与上海组织发生关系”。
于是看到：1933年8月13日，宋庆龄作为反战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主席致函蔡元培等：“本会定于9月初旬开会讨论反帝非战问题，各国著作家、新闻记者多来出席”“夙念先生对于反帝非战素具同情，谨请于本会开会时出席指导一切”。并签发上海各团体委任书：“鉴于世界反战大会代表现已陆续来沪，我们应该一致努力筹备欢迎”。
1933年5月至8月，李又然发表于《涛声》周刊5月6日《一通罗曼·罗兰的信》译文并后记，7月15日《雪底下的火山——迎接罗曼·罗兰》；《出版消息》半月刊6月16日《“打倒巴比塞”》，7月1日《PROLOGVE》（系拟编文艺半月刊《雪底下的火山》的《发刊词》），8月1日《〈雪底下的火山〉的回音》。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委托，作为执行主席主持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并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报告。
在国外，法国有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苏联有马克西姆·高尔基，美国有西奥多·德莱塞；在国内，江西有毛泽东、朱德，上海有蔡元培、鲁迅等，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亨利·巴比塞曾经拟来华几年后，李又然在延安多次单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长时间谈过话，并有书信往来。毛主席对他说：“你在上海，我知道。你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
”“你入党，随他们不通过，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介绍他去见陈云，不久接到通知，无候补期重新入党。毛泽东的态度，对远东反战会议应该是肯定的佐证。遗憾的是，李又然在法国里昂和巴黎与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建立通信关系、在巴黎与亨利·巴比塞一起参加工人集会高唱过《国际歌》，因为二位先生身体有恙未能来华而没当成他们的翻译。
代替二位先生的是马莱和古久里，李又然就给后者当法语翻译，也就等于当了宋庆龄的法文翻译，却被老家政协由此说成秘书。新近还有台湾人士在上海说，西安事变时宋美龄调停结束的十年内战。也有大嘴写书《中国天机》说，中共从不待见罗曼·罗兰，只认赵树理就够了。这是实在不知道86年前的远东反战会议，因何而在上海召开，为什么是中共中央委托宋庆龄出面邀请参会人员，并作为执行主席亲临现场主持会议，作重要讲话。
正因为如此，有关远东反战会议的这一切，反帝非战在宋庆龄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在中国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期间，她向红区并根据地介绍的记者和医生就有斯诺、马海德、白求恩和柯棣华，并经党的组织联络，以医疗物资的形式，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救援，直到二次大战的胜利。这说明文学没有真空地带。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二大到八大，被中共中央直接接收为党员的有：杨度、叶挺、邹韬奋、续范亭、赵寿山、范铭枢、郭沫若、李又然、赵博生、董振堂、许广平、沈雁冰等。
按照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共中央直接批准接收宋庆龄、庄希泉、董其武等为中共正式党员。他们各自传奇的人生从文学作品中亦可看到。这里要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中共中央直接接收的党员，是特殊党员呢，还是合格党员？他们都曾受到过怎样的生死抉择以及严峻考验？以上所述，已经说明。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她却在29日20时18分逝世，党龄只有短短的十四天。
这就完全值得大书特书。文学论文包容大千世界。七一将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以宋庆龄故居为现场，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科学看待历史、认识现实、面向未来，可以发现的重要一点是：宋庆龄荣誉主席是理想信念与行为准则一生一致的光辉榜样！结合论文去写，资料绝对丰富。
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品从小说改编成电影，写毕业论文，有没有好的推荐？
题主这个问题，问题很具体，有的放矢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改编，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我这里挂一漏万，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谨供参考。立论方向之一：电影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如何因应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众所周知，第五代导演，很善于借鉴和转化当代文学，特别是各种新流派小说的“果实”。有一则趣闻：张艺谋曾苦于“一（剧）本难求”，偶尔在旧书摊上，读到一本文学期刊上，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被深深吸引，一口气蹲在那读完。
于是，就有了后来扬名威尼斯，国际影坛留名的《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是对原著小说很成功的电影改编。由小见大，不妨引申思考—第五代导演为何有“剧本荒”？当时的电影创作环境有何特点？—喷薄而出的当代文学，尤其是新小说创作高潮，有何重要性？—作为时代的文化意绪，这一波小说-电影”蜜月期”有何启示？所谓高屋建瓴，题主结合具体的毕业论文方向，试试能否翻唱新曲？以上只是很粗浅的小设想，相关论题肯定有人写过。
但就独立思考与研究深度而言，每个人都不应该附和或雷同，而是需要力求创新和深入。2.切入点尝试，如导演个案研究？文艺风格比较？改编得失谈？比如，张艺谋是当代文学的电影化改编高手，—莫言《红高粱家族》之于《红高粱》—刘恒《伏羲伏羲》之于《菊豆》—苏童《妻妾成群》之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活着》之于《活着》—陈源斌《万家诉讼》之于《秋菊打官司》及至后期—曹禺《雷雨》之于《满城尽带黄金甲》—严歌苓《陆犯焉失》之于《归来》他因何选择原著小说？如何体现“电影作者”特性？你对其作何观察和批评？《红高粱》对中国当代电影，可谓意义非凡。
举一反三，类比其他“影视改编达人”，似乎可以庖丁解牛，发出题主自己的创见？—“王朔年“、”王朔现象”例证？及夏钢、米家山等导演的影坛浮沉？电影改编案例：《顽主》、《轮回》、《永失我爱》、《无人喝彩》、《我是你爸爸》（未公映）、《甲方乙方》、后期的《过把瘾》、《看上去很美》。王朔小说与冯小刚贺岁片，及都市喜剧的相互成就与最后失落，真可算是一道”热题”吧？中国影坛曾经出现过现象级的“王朔年”。
—方方、池莉、刘醒龙等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如何赢得导演亲睐？电影改编如何？可选典型：《埋伏》、《蓝色爱情》、《桃花灿烂》、《背靠背脸对脸》、《家事》，《凤凰琴》从小说到电影，不同的作者（导演），各自有何独特表达？留给观众们什么？《埋伏》导演黄建新，改编自方方同名小说，在影迷心目中地位不低，都乐于为它“饭制”海报。
《背靠背脸对脸》是黄建新导演的另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原著小说是刘醒龙《秋风醉了》。3，可作思路创新。 今昔对照，批判思考，找准文学和电影所共同面临的“痛点”。不妨尝试梳理以下论题的可行性：—文学化改编是否有”中国烙印“？文学与电影，不同文本形式转换中的现实考量？—“剧本”是否真的是影视圈内人士所说，最为缺乏的中国电影质量升级的要素？—“好剧本”的标准何在？从何而来？是否真的能够补足中国电影的短板？—那些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与电影，是否在中国影坛留下历史的位置和影响？—曾经的现当代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美好时期，其情境和成果能否从来？—对比现代“左翼”，与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文学-电影改编实践，有何现实思考？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与当代文学-小说关系密切。
陈凯歌《边走边唱》，改编自史铁生《命若琴弦》。4，写到最后，思路打开，想到几个具体实例，留待题主梳理资料，深入研究。—谢晋导演，如何取材”伤痕文学”，逐渐完成超越主流叙事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升华？对张贤亮《牧马人》的同名改编，白先勇小说改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最后的贵族》（？记忆不确，谅解未及查证），这些个案，是否可以作为“一只麻雀”解剖？《牧马人 》，1982年的经典电影。
谢晋导演、小说家和文化商人-张贤亮，都是大时代中的“画家”。—民国“海派文学”，如何老树发新芽？被中港台等导演搬上银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港台当然也能纳入视野之中，或许可以发现遗珠？—刘以鬯《对倒》之于王家卫《花样年华》—徐訏《鬼恋》之于陈逸飞《人约黄昏》—张爱玲经典的多人改编，许鞍华、关锦鹏、但汉章（台湾地区）等—许鞍华导演对张爱玲作品，是否具有“改编情结”？《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2020）《第一炉香》未映先热，有张爱玲的魅力加持。
张爱玲的作品，其现代性独具一格，常读常新。将眼光回溯，中国现代文学，例如特色鲜明的“海派文学”，其与电影的改编结合，或许更具有重新被发现，历久而弥新的现代性的审美价值。思路千万条；然而，文章不写一句空；而且，得失寸心知。具体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如何完成自己的优质论文，诸如我这样单纯的“局外人”，空发议论，来得容易；但是有看法，写文章，却实在只能由题主条分缕析，字字句句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