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不管那一类，有形无形之间，都会涉及利益关系。如果是科研、科技论文，那牵扯的利益关系方会更多、更复杂。只不过绝大多数中国论文是情非得已。《义利并举》在当今社会就已经展开（平等）是（和谐）的基础，首先（自净其心）才能（正确判断～义利并举）。
这个问题提出，是有问题的！首先，什么人需要写论文？大学老师和同学，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等。广义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写论文。只不过绝大多数中国论文是情非得已。写论文，不管那一类，有形无形之间，都会涉及利益关系。如果是科研、科技论文，那牵扯的利益关系方会更多、更复杂。首先科研，就涉及项目、工作而言，尤其是如果你就是项目负责人，绝大多数情况的论文提出、素材、撰写和修改、找刊物投稿、发表等等，就有很大学问和可能产生的问题。
如果试验、实验和研究结论等都比较踏实，就较容易发表，当然一定要看刊物的对应、审核、刊用统一过程的刊物级别。如果是C刊和以上刊物，周期较长(2~6月)，甚至1年。而整个过程，一定是多方合作，因为论文是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之一，利益牵扯就会很多，也容易产生利益冲突。道理上，事情会有贡献大小的差别和权衡后的对应。
但实质上却异常复杂，权衡艰难。上有领导，下有项目组成员的顺序安排。因此现在的任何论文，只与第一作者有关，其他排序作者的先后基本无用。然而排序虽然无用，但成员可以看到你的远近亲疏。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研究项目开结题书上的成员排序，就更加关键。只有前3~5(重大、重要项目前5，一般项目前3)的项目参与人员，才对他们的职称晋升有重要意义。
而对人文、社科等其他类的“软”论文，取得实验、数据的工作一般没有或很少。但如果你没有独到的研究，也很难发表，因为有比较就会有伤害。整个过程与科研论文的利益关联，也基本一致。对各类学生的论文，如果是毕业论文，专、本类无需发表。而硕博论文必然要求C刊以上发表，对学生压力巨大。而论文署名涉及方，除牵涉合作方，一般较简单。
当今社会，你是如何看待“义利并举”的？
《义利并举》在当今社会就已经展开（平等）是（和谐）的基础，首先（自净其心）才能（正确判断～义利并举）。（社会）是由（人类～复杂心态）组成（贪心）是主要（祸源），只有用（清净心态）才能采取（平等）的（对治方法）从中获取该得的（利益）。在整个社会中（权力中心）起（决定作用），它若（行义）整个社会便能（得利），它若行（不义）整个社会便会（无利）。
孔子怎样阐述“义”和“利”之间的关系？有何现实意义？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明白的是大义，小人懂得的是私利。”“喻于义”和“喻于利”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喻于义，就是作为君子就会为他人着想，才会见得思义；喻于利是小人所为，他们只有自己，不知有人，利字当头，不惜损人利己，可见两者之间做人的境界真是天壤之别。
西汉哲学家、经学家董仲舒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观点受到宋明理学家的点头称是，但与孔子的提法不尽相同。由孔子的义利之辨发展而为辩证的义利观，其主旨为：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也包含个人利益。这是义利的统一观，是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正当大道理。孔子阐述的“义”和“利”在今天仍有鉴戒意义，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做事，不能干什么事情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要兼顾国家和集体利益，该为整体利益做出牺牲的时候，应当做出牺牲，像雷锋同志那样多想别人，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美好和谐了。
一说到义利，就把它们当作反义词，为了利就要舍弃义，为了义就要舍弃利。我读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义与利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利就要讲义，或者讲了义就能得到利。比如刘邦，他不讲义谁会团结在他周围，对他死心塌地浴血战斗呢？比如刘备，以织屡贩席之辈做到一路诸侯，还有很多。相反很多不讲义只知利的人，大都没什么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