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是以“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为基础的。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明显是一种灵知型社会。中间等级的是护卫者或曰管理者，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负责保卫城邦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治国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它，因其具有执政能力，所以具有执政资格。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什么不喜欢诗歌？
依据先刚教授2011年发表的《柏拉图作为“真诗人”》[1]，柏拉图时代对“诗”的理解不同于今日对“诗”的理解。笔者将依据上述论文整理要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文献：依据《辞海》的界定，诗作为最早产生的文学体裁之一，一般理解为“不合乐者为诗、合乐者为歌”；依据公元前8世纪的早期文本荷马史诗，“诗”与希腊神话、希腊宗教、希腊政制地位相当，记载了包括神的事迹、伦理原则与政治法则在内的古希腊文明，“诗人”的身份经常与先知、祭司、历史传承者混用，为了得到诗人的歌颂以便流芳百世，王公贵族争相向诗人献媚与赠礼，致使早期诗人享有崇高的神圣地位与世俗地位。
柏拉图时期，哲学与其他学科相继从广义的“诗”的概念中独立出来，致使诗狭义化为悲剧、喜剧、史诗、抒情诗、修辞学、雄辩术等文学意义。哲学成为诗并非唯一却最为强力的竞争者，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哲学既以诗为母体，又试图在学科分流中通过与文艺和神话的理论斗争得到学科标准的界定，并取代诗歌与宗教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继承者。
柏拉图本人在成为哲学家之前曾是青年诗人，据说他在苏格拉底的感化下在狄奥尼索斯剧场门前焚烧自己的悲剧诗作，以示与诗的彻底决裂并从此皈依哲学；尽管如此，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普遍采用了文笔优美、跌宕起伏的诗体书写，并依托自身的以形式理论为基础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哲学模型[2]构建了新的“诗”的评价标准，柏拉图自称“真诗人”是以此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
依据柏拉图对“诗”的界定标准，他在不同对话录中对哲学与诗的评价如下——依据《伊翁》，诗人“在被迷狂掌控并摆脱感官和一切宁静的理性之前”没有能力作诗，这种“酒神教徒式的狂热和迷醉”的创作不是诗人深思熟虑的作品而是传达缪斯力量的成果；“神自己才是宣教者, 并且通过诗人向我们说话”，而最好的诗人无非是“神的代言人”；依据《会饮》，“通神的迷狂”作为神的馈赠同时为哲学家和诗人拥有，区别于诗人的迷狂的无意识和无理性状态, 哲学家的迷狂作为有意识和深思熟虑的知识具有更高的地位。
依据《斐德罗》，“第三种形式的迷狂, 即缪斯带来的迷狂”是诗人作诗的必要条件，而柏拉图强调“第四种迷狂”是“最优秀的、具有最好来源的迷狂”，它属于那些通过观察影像世界“艰难地”追求理念世界的哲学家。依据《理想国》，诗人与哲学家不仅共享“迷狂”状态而且兼具“模仿”行为：好的模仿是对“理念”的模仿、好的诗歌应该促成“对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爱”，坏的模仿是对现象界的模仿、坏的诗歌充斥美丑混杂的行径与谬误；真正认识到理念并模仿理念而行动的人是哲学家、唯有哲学家才有能力创作真正的好诗，而诗人和画家模仿的是模仿理念而存有的事物、诗和绘画是“模仿的模仿”。
依据雅典的普遍情形，诗作为学生阅读、背诵和写作的范本是文化教育中最基本的文献 (Grammata)。诗的重要地位决定有必要甄别诗的内容中的“真东西”与虚假故事以免腐蚀青年的心灵，由此《理想国》在关涉护卫者教育时罗列了诗的内容的筛选标准：柏拉图首先继承了塞诺芬尼-巴门尼德-阿纳克萨戈拉-苏格拉底的一神论与理神论传统，关注诗中人格神的人性弱点带来的不良影响，如恶人通过贿赂或取悦人格神以免遭受处罚 从而泯灭了真正德性的价值；其次关注鼓吹“享乐”（hedone）价值观的诗可能激发人性的非理性情绪 从而使人不受理性控制地行动。
基于以上两点标准柏拉图有理由将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一些悲剧诗人逐出理想国 而保留那些“神灵颂歌和劝善诗作” (Enkomien)。依据《法律篇》，柏拉图认为正是由于诗人对“音乐的规则和法则”一无所知才培育出一批蔑视法律、狂妄自大的群众；为了扭转危险的处境应当颁布法律，使“诗人在他的诗作中丝毫不得违背国家规定为合乎法律的、公正的、美的和善的东西, 而且他的诗作在呈示给为此专门设立的法官和法律监护者并得到他们的批准之前, 不得交到任何普通民众手里”。
综上所述，依据自身制定的具有明显哲学倾向的诗学标准，柏拉图把政治秩序的不可实现性视作“最真实的悲剧” (tragodian alethesta-ten) 、将导向真善美的真正法律看作“最美丽的剧作” (kalliston drama) ，进而把自己的对话录看作具有典范意义的诗的示例。参考^先刚.柏拉图作为“真诗人”.世界哲学.2011年第02期:73~84^吴天岳.重思《理想国》中的城邦-灵魂类比.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03期:88。
柏拉图写下的《理想国》描绘的社会构建是空想吗？
徐达斯先生所著的《世界文明孤独史》有这样一段描写：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于公元前377年前后写下了代表性著作《理想国》，构建了人类世界的第一部治国纲要。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柏拉图考察了当时的四种政府体制，即重视纪律和军事力量的斯巴达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认为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政体。
与这些政体不同，他提出了“理想国”的社会构建。他认为不懂哲学的纯粹政治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才能给国家以出路，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柏拉图把治国理政的重任放在了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上呢？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使其具有知识，能够达到对国家本质即“善”的认识与把握，而一般人只能把握“意见”而已。
治国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它，因其具有执政能力，所以具有执政资格。这样，哲学家执政就被视为是最合理的、最好的执政方式，并且也是唯一的选择。理想国是以“社会分工”和“等级划分”为基础的。柏拉图认为人天生秉赋不同，因此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也是不同的，他们在社会上的分工就应该不一样。“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
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他把公民分成了三个等级。最低等级的人是由最普通的劳动者构成的生产阶层，他们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负责为城邦提供物质需要，同时也受到统治者的保护。中间等级的是护卫者或曰管理者，他们是神用银子做成的，负责保卫城邦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
最高等级的是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人数很少，但却具备人类最高的知识和智慧。这种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是一些被称为“哲人王”的人。他们具有美好的公德、自律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他们是唯一能够被人民委以国家绝对权力的人。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哲人王的统治和领导下，他们发挥各自的美德和能力，相互协调，这样就会使城邦安定和谐，各人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智慧只有极少数人即统治者才会具备并必须具备，执政者集王者的能力与哲人的智慧为一体，是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有智慧天赋的人统治国家。勇敢的品德主要体现在军人身上。勇敢的人保卫国家。节制就是对于欲望的控制，是一般的公民都应该具备的品质。节制的人生产食物和其他社会所需物品。智慧者思考，勇敢者保卫，节制者生产，三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就构成一个相互满足的、和谐的正义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就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明显是一种灵知型社会。实际上，5000年前的《薄伽梵歌》（18.42-47），已经阐述了这种以美德和能力要素为衡量标准的等级制社会及其各社会阶层，即四种姓制度：平和、自制、苦行、纯洁、宽恕、正直、知识、智慧、虔诚——这些是婆罗门赖以活动的品性。
英武、有力、果决、足智、勇驰沙场、慷慨大度、领袖风采，这些是刹帝利活动的自然品质。农作、保护奶牛、贸易，这些是吠舍的天然活动；而首陀罗则必须为别人提供服务和劳力。遵循各自活动的性质，人人皆可完美。怎么能做到这样，现在请听我说明。崇拜众生之源、遍存万有的至尊神，人就可以通过履行自己的工作而达到完美境界。
从事自己该做的事情，即使做得不完美，也远胜过完美地履行别人的职责。依个人的本性而赋定的职责永不会受恶报影响。婆罗门受中和气性影响，爱好美德和知识，相当于柏拉图所尊奉的哲学家灵知人，作为沟通宇宙—神—人的中介，他们处于社会的最高领导地位。通过传授韦陀知识，婆罗门教导其他阶层，包括作为政治、军事贵族的刹帝利，来维系灵知型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刹帝利或武士受强阳气性影响，爱好荣誉，行事虔诚，其职责是保护其他阶层不受侵犯。他们必须接受婆罗门的指导，按照韦陀经典的训喻管理社会。吠舍、首陀罗相当于生产者阶层。首陀罗处浊阴气性，吠舍兼受强阳和浊阴气性的影响。虽然受到贪欲的支配，但吠舍乐善好施，首陀罗忠诚勤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们拥有节制的美德。这4个社会阶层的合作使韦陀灵知型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就是种姓—行期法或韦陀种姓—行期制度。它保障了灵知型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社会各个阶层互相协作，通过祭祀牺牲，实现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最高目标。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脱胎于这种古老的灵知型社会制度，是远古前哲学时代灵知传统的再次复兴。但他强调了美德和职能在区分社会阶层方面的作用，这避免了由于世袭制而必然造成的腐化。
“哲人王”的概念，近于韦陀经典里所说的Raja-rshi即圣王，他们兼有智慧和勇敢，是灵知型社会最理想的统治者。实际上，他们被认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通过追随和事奉这样的“圣王”，整个社会踏上了“通天之路”。《薄伽梵歌》对“圣王”推崇备至，将“圣王”归于接受最高灵知的理想继承人：“这至高无上的科学就这样通过师徒传习传授下来，那些圣王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这门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