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的军火工业非常落后，只能生产步枪、机枪一类的枪械，重武器不能生产，更别说自己制造什么“最先进武器”。因此，张学良和东北军确实是中原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时期，张学良也绝对是民国年间实力和势力最大的军阀，因为他的东北军系统有着相当程度的军政独立性。
民国时期是如何选拔公务员的？
在1930年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正式成立，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任首任院长，考试院主要负责三种类型考试：1、“任命人员考试”，类同于公务员考试。2、职业证书考试，如律师、医师等。3、“公职候选人”考试，对象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但这种考试基本属于走过场。在当时，大学生最想找的工作就是公务员了，那么想当公务员就必须参加考试，于是在1931年，南京政府在民众呼声中筹备了第一届高等考试，就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在考试前要先有一个资格审核，在当时，只有持国立或者教育部承认的国内外大学和独立学院或者专科学校毕业证书的人，和曾任委任官或者与之相当职务3年以上的人才有考试资格。
在资格审查通过后，就可以参加考试了，考试分三次：第一次为国文、党义、历史、地理等基础科目，这在当时被称为“甄录试”，“甄录试”通过后，可以参加第二试“正试”，如果没通过“甄录试”则不能参加“正试”，“正试”通过后可以参加第三试“面试”，如果“正试”没通过则不能参加“面试”，但是如果参加下届考试的话，可以免考“甄录试”，“面试”如果未通过则可以下届免考“甄录试”和“正试”，但只能免考一届。
据报道，在第一届考试中，有2200人报名参加，但最终只有100人录取，而考试的时间也长达一星期，并且在第一届中有几名录取者因为岗位无空缺，苦等四年才被安排岗位正式上班。话说考上公务员，就算一步登天了么？也不是，在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的选定方式有多种，考试也只是被任命为最低级别的公务员。公务员选定中最牛的是“特任”，都是最高层领导内部协调，而能够“特任”的，都是有权有势的政客或者军阀，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政部部长冯玉祥等。
“特任”之后是“选任”，通过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如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等。第三类是“简任”，由各个机关长官任命，包括机关的副职，如教育部次长，副委员长等。第四任是“荐任”，由省部级长官提名，国民政府任命，如各个机关的科长之类的。最后一级是“委任”，由机关直接任命，如机关的科员、县级的科长等，而最后一级，基本都是由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来担任，只有少数优秀的，才能担任“荐任”等职务。
国民政府和民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民国政府是个泛称，指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八年间的外界公认的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包括孙中山政府，袁世凯政府，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特指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右派势力所成立的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值的一提的是，民国三十八年间，任何分裂势力和汉奸势力成立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都是遭全国人民所唾弃的，比如伪满政府，汪伪政府等。
民国时期城防司令大还是保密局站长大？
谍战剧《潜伏》如果看得足够仔细，应该记得戴笠来军统天津站视察时的讲话：此次来平津，一来是处理马汉三贪腐案，二来就是处理94军副军长杨文瑔“纳妾案”（当然还有秘密目的）。注意两个点，第一是在戴笠生前，军统还没有改制为保密局，第二，这个杨文瑔历史上确有其人，1942年10月调升中央军第94军副军长，而军长则是黄埔一期的牟廷芳。
曾涉“九龙宝剑案”的马汉三那会是军统北平站长，抗战胜利后以大肆“劫收”和贪墨而闻名，那么处理他必须得由“戴老板”出面，这是很好理解的，毕竟是一个系统的，上级来查办下级理所应当。那么这个杨文瑔又是什么来路呢？川籍，黄埔二期毕业，曾任老蒋的侍从参谋，抗战期间在第六战区对日作战也算卖力，累升至第94军中将副军长，还算是比较得宠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转隶于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第94军，是最早进入上海市区的重庆方面正规军，杨文瑔率领该军先头部队，自广西柳州乘美军运输机抵达上海，列队开进市区，随后奉命处理军事接收和受降事宜，很是出了些风头的。不久以后，第94军又奉命调归华北方面的孙连仲第11战区指挥，参与了接收天津、秦皇岛等沦陷城市，军长牟廷芳兼天津警备司令，1946年初杨文瑔继任。
所以这个杨文瑔不仅仅是第94军的副军长，其实还兼着天津警备司令，也就是题目中所说的“城防司令”，基本性质相同，全称是某地“警备司令部司令”。至于“纳妾”这个事只能算是个“作风问题”，确实违反了高级将领应该遵守的纪律，影响虽然很坏但是错误性质并不严重，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是处理不了他的，因为无论是级别还是权力，都在对方之下，所以才不得不由戴笠亲自出马。
先说级别和军衔，军统（保密局）在各大城市的所设的甲种站，站长一般为少将军衔，如果是中小城市的乙种站甚至丙种站，那就是上校、中校都有了，所以军统老家伙吴敬中也不过是个少将的职务军衔。而杨文瑔那是中将警备司令兼正规军的副军长，无论衔级、权势都在吴敬中之上，这个案子他怎么办？不要被影视剧中军统特务的无法无天带沟里去，在黄埔系中央军面前，军统是不敢胡来的。
（戴笠剧照）同时还应该了解一个历史常识，一般军统或者保密局的某地站长，都兼任着当地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处处长（稽查处），从而有公开的身份方便调动军、警、宪、特各单位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名义上吴敬中还是杨文瑔的直接下级。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处长，这样的从属关系，意味着天津站更不敢把杨文瑔怎么样，只能上报军统局本部处理。
戴笠的职务军衔也不高，当时是军统局中将代理局长，但至少在衔级上不在杨文瑔之下，这是处理军官涉案的基本条件（就好像李烈钧审判张学良必须临时加衔一样）。更重要的是，戴笠作为军事委员会直属的调查局局长，以及跟老蒋的关系、跟汤恩伯的关系，查办一名中将副军长的威权已经足够了，吴敬中去抓人肯定没戏，搞不好还得挨揍一顿，然而戴笠到场的话，没有人敢反抗，那跟造反没什么区别了。
即便是军事委员会改组成为南京国防部以后，保密局天津站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也是分属两个系统，天津站归保密局长指挥，而天津警备司令部归“参谋总长”指挥。如果保密局天津站在侦办案件中涉及警备司令部的中下级军官，跟警备司令打个招呼是可以调查或者捕人的，比如《潜伏》里面李涯被军方揍得鼻青脸肿，吴敬中就可以要求军方把肇事的团长给“捆到保密局来”，再比如廖三民暴露后，李涯也可以直接去抓捕。
但要是警备司令或者副司令涉案，保密局各站的权限就不够了，警备司令部是民国时期各城市的最高军事机构，理论上指挥着所有正规军、地方武装和宪警特单位，保密局作为军队机构，也在其所辖范围之内。所以假如天津出现此类情况时，天津站要么通过保密局本部转“国防部”派员处理，要么就得是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顺道亲自处理，别无他法。
所以就衔级和权势来说，民国时期各地的警备司令是大于当地保密局站长的，这一点勿庸置疑，如果保密局有明显的出格举动，有后台的警备司令可以断然处置之（注意啊，得有后台，否则没人敢触这个霉头，到时候在南京打不赢官司，非得被撤职查办不可）。警备司令部有军权，可以调动部队，而保密局就那么几十上百号特务，打架或者火拼是肯定吃亏的，李涯跟人动手都被揍成什么样了，两卡车的兵呢。
然而保密局的性质和任务又比较特殊，它有监视驻军的权力，经常会向局本部打小报告，甚至敢监听军方的电讯联系，防止有“通共”或者起义的情况发生，同时保密局长又可以越过“国防部长”直接向老蒋汇报（这是明文规定的），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警备司令也不会轻易招惹保密局的站长，这是由蒋政权的特殊架构决定的，一方面是纵容各系统互相牵制，另一方面是大搞“特务政治”。
民国时期最大的军阀是谁？实力有多大？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度进行军衔铨叙，在第一批授予的八名陆军一级上将中，年龄还算不老的黄埔系唯一代表何应钦，也已经年届46岁，而其他的军头们则为：桂军李宗仁45岁、晋绥军阎锡山53岁、粤军陈济棠46岁、湘军唐生智45岁、滇军朱培德48岁、西北军冯玉祥年龄最长已经54岁，而最年轻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01年出生的他那一年虚岁才35岁！为什么首次铨叙军衔时，只有一个黄埔系中央军的高级将领入选呢？摆明了是老蒋为了“团结”各路军阀而故意为之，其中的冯玉祥已经成为了没有兵权的光杆司令，也给了极高的名份，这就是位高而权不重。
那为什么年仅35岁的张学良也位列一级上将呢？因为他不仅是东北军的统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还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已经成为老蒋一人之下其他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电视剧《少帅》中，曾经有张学良主要幕僚王树常跟他在火车上的一段对话，言及老蒋为了拉拢张学良参加中原大战，已经开出了天价，那就是“平分天下”。
所谓平分天下的意思，就是事成以后，黄河以北军政事务全部由张学良节制，按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地盘来分析，其实老蒋允诺给张学良的势力范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更是奉系张作霖从来也没有达到的实力和高度。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随即挥师入关，反蒋的冯阎联军迅速土崩瓦解，东北军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军事占领，中原大战的大局已定。
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名通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绥军、西北军大部分残兵败将均被张学良收编。也就是说，到了1930年底，张学良这个事实上的奉系军阀接班人，不仅掌握着将近40万人马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还指挥着群龙无首的西北军和晋绥军近40万人，什么宋哲元、徐永昌、傅作义都得受其节制，西北军和晋绥军缩编为什么规模的部队，各自授予什么番号，那都是张学良说了算，因为华北地区的善后和指挥之权，全部归于这个少帅之手。
比如西北军的残余主力宋哲元部，奉令接受张学良改编后，1931年初授予的番号是“陆军东北边防军第3军”（直到半年以后才改番为第29军），军部驻山西运城。西北军的部队打着“东北军”的旗号，然后还驻在晋绥军的地盘上，是不是看起来很荒谬？NO，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整个华北地区都是张学良说了算，所有华北地面上的军队也归其节制，他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1931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以张学良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有权节制东北和华北各省一切军政事务。所以张学良当时坐镇北平，除东北四省外（注意含有热河省），另有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在其辖下，所有的行政任免均由张学良提名，经济收入理论上亦归张学良调用。
不仅如此，在华北地面上的所有杂牌军头，包括什么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等等混世魔王的部队，理论上也归张学良指挥，所以在1931年上半年，张学良名义上统率的各路军队总兵力已经突破100万人，这是其老爹也没有混到的高度。因此，张学良和东北军确实是中原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时期，张学良也绝对是民国年间实力和势力最大的军阀，因为他的东北军系统有着相当程度的军政独立性。
至于老蒋之所以把这么大的地盘和权力交付给年轻的张学良，兑现承诺只是表相，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军令政令统一”的梦想，怎么可能真的跟张学良平分天下？一方面，是蒋系60万部队在中原大战中也是元气大伤，一时无力全盘接收阎、冯留下来的大面积地域，并且由蒋军接收也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他是希望利用张学良暂时稳住华北局面，因为他要集中兵力对闽赣苏区用兵，同时压服西南地区各路军阀。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9月，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他开始常驻北平打理几乎半个中国的军政事务，其主要部下均身居华北地区要职，也有多人进入南京政府任职，比如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等等，实力和声望均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1930年10月，老蒋专电张学良前往南京“一唔”，11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从天津启程赴宁。
南京方面给予了张学良最高规格的礼遇，少帅的专列每到一地，都能看到大幅标语，如“劳苦功高”“和平息戈的使者”“国家统一的表率”等等。专列抵达浦口后，张学良被大批高官簇拥着，登上了早已等候多时的“盛威号”军舰，驶进南京下关港口，军舰靠岸时码头所有停泊的船舰一起拉响汽笛，狮子山炮台鸣响礼炮19响（迎接外国元首为21响），老蒋亲迎再“义结金兰”等等。
这跟六年后西安事变解决时，张学良送蒋再回南京的待遇，那可真是天壤之别了。然而张学良的权势熏天却仅仅是昙花一现，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入关拥蒋时，东北军即出动了11万最精锐的力量，而为了弹压韩复榘、石友三等杂牌军阀的不服，期间张学良不断调兵南下，致使东北军力空虚，让日本人蠢蠢欲动，为东北沦陷埋下了祸根。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特别选择了一个全部担任过如题职务的三栖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后出任过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和北平行辕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个挂满全职的民国高级将领，包括期间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比较好的特例。（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先说绥靖公署，全称是某地“绥靖主任公署”，它的准确定义为“地方性军政指挥机构”，并且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类型，注意级别是不一样的啊！抗日战争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重建军事委员会起，绥靖公署就陆续开始设立了，作为直属军委会的地方军政统一领导机构，一般每省设立一个，情况特殊的地区（与红军作战）则在两省或者数省边区设一个。
绥靖公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辖区治安，因此不仅可以指挥辖区内驻扎的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也有权控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是特殊历史时期“军政一元化”的产物。李宗仁就是于1936年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为什么这么晚呢？因为桂系之前一直在从事反蒋活动，直到“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双方才达成妥协：桂系不再反蒋，老蒋承认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于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顺的职务。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粗略统计一下，这一时期共设立了18个绥靖公署，比如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豫鄂皖边区绥靖公任卫立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等等，所举实例，基本涵盖了某省、两省、数省边区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况，但是职能和权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绥靖公署要么被裁撤、要么被改组为“集团军”编制，所以才说抗战前后的级别不同。比如卫立煌的豫鄂皖绥署被改编为第14集团军、刘建绪的浙闽赣皖边区绥署改编为第10集团军、张发奎的苏浙边区绥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等等。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改制为绥靖公署的已经是“战区”了，所以特别说明，抗战前的绥署级别较低，只相当于集团军建制，而抗战胜利以后的绥署，基本由战区改编而来。
（西安、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比如胡宗南第一战区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名字没变，级别升格了）、顾祝同第三战区改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编为“郑州绥靖公署”、余汉谋第七战区改编为“衢州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编为“张垣绥靖公署”等等，但是职权与抗战之前没有区别，仍然是军政一把抓的机构。
行营则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的特别派出单位，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因为老蒋1932年复职以后，并没有兼回“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是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那么它的派出机构当然就是军事单位。抗战前第一个设立的是南昌行营，之后分别在武昌、重庆、西安等地分别设立，以高级将领充当“行营主任”，主抓几省地区的军事和作战。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战区之上设置了若干行营，理论上可以督导几个战区的作战行动，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即可协调第四、第九等战区，而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升任的“汉中行营主任”，理论上则可以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军事行动，当然了，胡宗南和刘峙根本不听他的，李宗仁等于被明升暗降夺去了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战区已经改制，所以行营即可以指挥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李宗仁的汉中行营换了地方，在日军投降后驻跸北平，遂改称“北平行营”。北平行营下辖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和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第十一战区改制），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实权，因为那俩绥署主任只是表面上听招呼，实际都听老蒋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重庆谈判开始以后，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行营”名称有点不合时宜了，并且从1943年起老蒋已经重新做回国民政府主席职，所以1945年年底开始将行营改称为“行辕”，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
所以行辕实际上是一个行政领导机构，李宗仁因此也就换了职务，尽管只差了一个字。因为行辕之下有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比如东北行辕就下辖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辕下面有“华北剿总”，再后来节节败退之际，行辕又被改制为军政长官公署，均属换汤不换药，因不在问题范围之内，那就以后再介绍。（豫鄂陕边区绥署主任卫立煌）。
1937年到1949年中国能造的最先进武器是什么？
1937年到1949年中国能造的最先进武器一个也没有，“先进武器”制造只能说是一片空白、乏善可陈。民国时期，中国的军火工业非常落后，只能生产步枪、机枪一类的枪械，重武器不能生产，更别说自己制造什么“最先进武器”。因此我们可以说，八年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悲壮史。大炮制造如果不算迫击炮，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国的全部兵工厂只生产了98门大炮。
民国兵工厂最大的亮点是：36式57毫米无座力炮仿制成功，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10月生产了95门。中国近代各局厂生产各式山炮近3000门，其中晋造75毫米山炮年产量100门左右。军舰制造民国军舰制造在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是一片空白，民国时唯一国产一艘军舰——逸仙号巡洋舰，由中国著名造船专家叶在馥设计，由江南造船厂建造，是中华民国海军自行建造的一艘轻巡洋舰，排水量1560吨，战斗力在抗战前的国民党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但它是在1931年完工，在1937年就被日军击沉。
从此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再也没有制造出一艘军舰。中华民国海军在淞沪战争中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重新组建，军舰一部分来自缴获日本的军舰，一部分是来自美方赠与。飞机制造民国时期唯一的一家工厂是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39年7月，主要业务是生产飞机零部件，组装、修理飞机。但是该厂前身是一家外资企业，创建人是美国企业家威廉·保利，1934年8月在杭州笕桥正式运营。
在此期间制造的235架的业绩，只能算是美国人的业绩，跟中国无关， 中方占51%股份，只管分红。根据合同，该公司经营5年后飞机厂的全部财产归中国所有 ，之后中央飞机制造厂应运而生。飞机厂开工后3个月，就组装出了第一架飞机，而且试飞成功。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的近3年的时间内，几经搬迁，在该厂组装的飞机总共有一百架左右，但是性能一般。
1942春天，日军占领缅甸腊戌，距离中国搬迁后的飞机制造厂垒允仅130公里。于是蒋介石下令将中央飞机制造厂焚毁，民国飞机制造（组装）划上句号。抗战爆发时，民国有兵工厂11个，兵器科研单位2个，原材料生产厂有2个，兵工学校1所。国民党迁都之后，各兵工厂先后搬迁到重庆，在重庆兵工基地之外，云南、贵州、湖南还有几个兵工署直属厂。
除此之外，山西、云南、新疆、甘肃、浙江等省各自军阀分别都有一家兵工厂。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建立了小型的近代兵工厂或兵器作坊。不过这些兵工厂，能生产普通的枪械和弹药已经不错了，根本就不能生产什么“先进武器”。为什么不能自己制造先进武器？没有稳定的环境。众所周知，清廷灭亡之后，中国政局陷入动荡，军阀割据，土匪遍地，战乱频仍，中央政府软弱无能不能掌控全国局势。
七七事变之后，外敌入侵，中国又面临外患，局面更加混乱。日军把民国的兵工厂当做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此情况下，政府根本就不能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国防工业发展同样陷于停顿。制造经费不足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建设停滞不前，政府无法控制税收，国家财政紧张，没有充足资金投入到武器研发，导致中国制造业落后，制造的武器性能一般。
军阀们为了在战场上获胜，纷纷进口外国军火；这样一来，使用国产武器无异于自取灭亡。至于买办官僚，则可以从武器进口中收取高额回扣中饱私囊，对进口武器更是乐此不疲。制造成本高，价格昂贵中国工业水平落后，必须要购买外国零件，生产武器的原料也需要进口，这样组装出来的武器成本高，价格昂贵。即使生产出武器，也没有人愿意购买，这样兵工厂就没有订单，就不会有可观利润，没有资金投入武器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