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的声母为d，“计”的韵母加声调为ì，合到一块，就是dì。（三）音韵学典籍的代表：《广韵》《广韵》是一部韵书，它将同韵的字聚集到一块。同韵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声调要相同。《广韵》分为平、上、去、入四大块，平声字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分为上平与下平。其次是韵腹、韵尾要相同。韵腹、韵尾是什么呢？比如ong韵，o就是韵腹，ng就是韵尾。
韵书成书的首要目的是为汉字注音，不过也会顺带释义。比如上面这张图片，圈起来的部分是“冬”字的读音“都宗切”（“都宗切”之前是“冬”的训释），“都”的声母为d，“宗”的韵母加声调是ōng，合到一块儿就是“冬”的读音dōng。“都宗切”之后有个“七”，是说“冬”及“冬”之后的“苳”“笗”等六字的读音也是“都宗切”。
二、曾国藩在家书里反复提及“小学训诂”的原因曾国藩之所在家书里反复提到“小学训诂”，是希望他的儿子曾纪泽能好好研习语言文字之学，打下写文章的基础。曾国藩以文学观点及实践而论，属于赫赫有名的桐城派，桐城派奉行的写作原则是“义理、考据、辞章并重”。所谓“义理”，指宋学即宋明理学存天理、明心性的思想；所谓“考据”，指汉学即乾嘉考据学考证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的方法。
曾国藩一再提及的“小学训诂”，就是汉学家的领域。汉学与宋学是清代学术界、思想界相互攻伐的两大壁垒，它们之间的争斗与调和对当时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桐城派就是在此“斗争—调和”过程中结出的文学上的果子。与汉学、宋学不同，桐城派是文学的派别。它在宗奉宋学义理的同时，又主张学习汉学的考证法，其目的是为了写出既有思想、又有品位的文章来。
其祖师姚鼐曾写道： “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惜抱轩诗文集·述菴文钞序》）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姚鼐认为写作者应该兼顾“考证”与“义理”，而不应太过“考证”、太过“义理”。
他的私淑弟子曾国藩继承了他对“考证”的重视。曾国藩在传授儿子曾纪泽文章之学时，一再提及要重视“小学训诂”。请看《曾文正公家训》里收录的这两封家书（节选）：（一）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尔（指曾纪泽）《说文》将看毕，拟先看各经注疏，再从事于词章之学。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
《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尔于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钞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
余早岁窥此门径，因人事太繁，又久历戎行，不克卒业，至今用为疾憾。尔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作文。此道太短，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必不能看得谛当。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专肆力于《文选》，手钞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笔稍有长进，则以后诂经、读史，事事易于着手矣。（二）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尔（亦指曾纪泽）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之门径，欣慰无已。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更当专心壹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曾国藩在这两通家信中阐发了他熔“文章”、“小学”于一炉的愿景，但他事务繁忙，无法专注于此。在家信中，他将悟得的读书、作文的门径开示给了曾纪泽，希望儿子能成其未竟之志，做到“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而曾纪泽也不负所望，颇有进步，在收到第一封信时对语言文字之学仅“粗有所见”，正致力于词章；不到一年后，已然“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见汉魏六朝之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