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出现的情况较少，多发生于强敌入犯，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东南亚国家以朝贡国的身份寻求宗主国的庇佑，祈求明王朝能够出兵助其击退外敌。整个明朝时期，东南亚国家因王位归属、王权正统性问题，向明朝求取藩属身份，表达臣属之意的情况并不罕见：永乐十四年(1416)，逞罗原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刺卒，其子三赖波磨刺札的赖向明朝请袭爵诏，以示继位之正统性。
正统年间满刺加入明朝贡时，请求明朝赐予其国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救书和蟒龙衣服、伞盖等具有象征意味的事物，目的是“庶仗天威，以服国人之心。”嘉靖年间，安南莫氏政权内受黎氏逼迫，外受明朝军事威胁，其只能降低姿态以求得明朝认可巩固政权，是为“假重天朝名号以自固定”。崇祯年间，后黎政权向明朝求封的文书中曾表述，黎朝未能镇压莫氏等叛乱势力对明朝边疆的侵害，因“该国王爵未封，祖号未复，名分未正，威仪未重，之所致也。
”《大越通史》直接把国王封号与边境安全问题相联系，以期明朝出于国防安全考虑赋予国王的称号。中国的“册封”成为东南亚国家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若未能取得明朝册封，王位始终“名不正”，尤其是在各种派系，对抗力量丛生，王位归属不定或非正常承袭的某些时期，来自明朝的旨意与倾向显得尤为可贵。东南亚国家除在王权正统性受到威肋、时渴望明王朝降旨册封，在国家遭受强敌入侵的危亡时刻，更加希望得到明朝军事支援。
这种诉求最为强烈的当属占城，罗日裂在《咸宾录》描述占城国:“第以势力屏弱之国，地邻安南，辄受侵辱，故入贡时辄以讨安南为请。”占城临近安南，国家势力弱，故经常受到安南的骚扰，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占城只得向明朝求助。有明一代，占城动辄就以安南入侵为由赴明朝贡，抑或是常规朝贡下附奏相关事情。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占领满刺加，满刺加国王遣使向明朝求救，尽管向明朝发出求救信号也未能挽救它的灭亡，但向明朝求援这一举动说明在满刺加国心中明朝是值得依靠和信赖的存在。
“随着中原王朝的实力、朝贡国家的实力、本民族认同感等自变量发生变化，威慑力也呈周期性变化”《反思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内涵、制度与实践》东南亚国家寻常状况下可能并不将明朝视为“宗主国”，“事大”之心并不纯粹，但在东南亚国家政权混乱或生死存亡之际，其对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则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期冀明朝出于维护华夷秩序的目的答应他们“求封”与“求兵”的请求。
自古以来有华夷之辨之说，那么，什么是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有什么意义？
中国在夏商周时代，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杂居之地。在北方主要有两大部落，即东方的东夷，以殷商为代表。西方的华夏，以夏周为代表。周人创造性的提出了民为邦本、敬德保民的人文思想，制定了礼乐宗法等文化。周人把那些思想文化落后的地方和人民，按东西南北称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周人居中，所以形成华夷五方格局。
到了商周鼎革，周人通过分封和族外婚制度，使得全国开始逐步华夏化，经过春秋战国，全部融合成为“尚赤遵守周礼”的华夏国家，四夷全部华夏化。这也是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礼崩乐坏只是部分）秦汉时代华夏国家形成，又称边疆少民族为四夷，直到近代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也一直在融合。近代又称西方列强为夷狄。华夷之辩，有民族之辩，但实质是文化高低之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