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产生了艺术品的“纯粹提供”的性质；从读者来看，有必要驱除疏远自身自由的东西，从中解脱出来。因此为了欣赏美，“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萨特虽不主张作家诉诸情感，但并不是否定情感伴随着审美对象的创造。他认为：“人们是用感情来重新创造审美对象的。”只是情感在此是以自由为根据的。读者之所以相信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因为他在自由中承认它。
基于这种自由的承认伴随着的感情并不是被对象所支配的：“这些感情不但不吞没或掩盖我的自由，它们反而是我的自由为向自身显示而选择的各种方式。”因此，萨特主张：“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他认为，作家不应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因为读者不是被动接受的奴隶。作家作为自由人不应为奴隶写作而应该为自由人写作。
为奴隶写作的人最终被别人的沉默封住了嘴。这就涉及到写作与社会的关系。萨特感到写作的自由包含在政治的自由之中：“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同样也受到威胁。写作也是一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因此，作家一旦选择了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作家无可逃避，他就是处境中自由的人，对自由选择的行为负有道德的责任，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份量。萨特认为：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就引出了萨特对“为谁写作”的讨论。03 为谁写作作家原则上是面向所有人的，但这只是理想状况。萨特认为，精神产品总是暗示性的，因为“语言是省略。”作者能说出的东西毕竟有限，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
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作者经历了同样的事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萨特说：“读者位于完全无知与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作者们同样也有历史性。所以，作家能够借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整个世界，利用读者知道的事情把他还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向读者揭示这个世界中的异化、处境、历史、从而改变它或保存它。
因此萨特认为：“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萨特主张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把写作看成对人类整体处境的自由超越。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书中以美国黑人作家查理·赖特（代表作《土生子》）为例说明这一观点。这位作家的种族和出身决定了他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出来的白人。他的每部书都表明了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