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为什么？
庄子讲了许多不材之木得以终其天年的故事，《逍遥游》中的大树“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庄子关于不材之木的寓言在于说明“无用之用”的道理，无用是不为世俗所用从而躲避了灾难，而对于保全个体的生存来说这恰恰是大用。
庄子认为正是在世人以为是“无用”的地方，存在着“大用”。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显露个人存在和能力的表现都是有害的，而使个人不被发现的那些行为则是有益的。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木并非完全无用。大树在因为无用而得其天年的同时可以美化环境，为人们遮掩阳光，让人们逍遥地倾卧在大树下，只是它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并不会伤害它本身的性命。
人的生存无法脱离社会，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会因其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伤害他内在的本性。每个人都过着适合自己本性的生活又不相互相互妨害，人与人有着善意的互动却又个性自由。这是庄子的乌托邦式理想。在《人间世》的终篇，庄子总结了“人间世”种种困苦的根本原因后说：山上的良木自己招来砍伐；油脂可燃是自己招来的煎熬。
桂树可以食用，所以遭人砍伐；漆树可以做成涂料，所以遭人割取。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途，却不知道无用的用途。人生为什么是个危险的旅程，根本原因是“有用”。因为“有用”则为人所利用宰割，不能尽己之性命。只有无用之大木才能保全其生命，而有用之木则因其用而丧生于刀斧之下。对于生活在战国乱世的庄子，这确实是真真切切的生命感悟。
庄子所说的“吾将处于材和不材之间”，实际上是个折中的回答，意即无用又有用。庄子的这句话给人以无穷的思考。人生于世，道路艰辛，有才会被算计，无才会受宰割，到底怎样为人处世呢？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比较起来，有才者更容易遭到暗害。因为，大凡人有才华总喜欢露才扬己，这就难免被人嫉妒，惹上灾祸。如屈原、贾谊是中国古代非常有才华的人，屈原的《离骚》、《九歌》，贾谊的《吊屈原赋》、《治安策》，均是千古流传的佳作。
但是他们都因为才高而遭到了排挤，一个在放逐中沉江自杀，一个在贬斥中郁郁而终。这正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菜根谭》中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猛禽猛兽在作出致命一击时总是在掩盖自己的实力和能量。君子要效法雄鹰和老虎，不暴露自己的聪明，不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成就大事的机会。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平时都不能炫耀自己，要学会韬光养晦，隐藏自己的才华。
庄子“材与不材”、“无用之用”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苏东坡曾经写了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民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都不主张过份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要是处处占人先机，时时抢人风头，时刻准备脱颖而出，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自己压力，让别人感受到的威胁也很大，稍有不慎，就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死得很难看。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功高盖世的英雄大多不得好死，只有为清朝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得以善终，其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深谙藏露之道。人为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竞争中有所成就，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点能力不显露，百年而后与草木同腐，这样的人是庸人。成天沉浸在紧张氛围之中，惟恐不能出人头地，甚至为之不择手段因而埋下后患，这样的人是愚人。
曾国藩善于藏锋，常在进时想到退，在退时想到进，绝对把握进退之间的界线。这是他成功的保证，更是他立于不败的心术。曾国藩年轻的时候锐意进取，读书、做官都很卖力，成为清朝历史上提拔速度最快的官员，这是露。掌握军权以后，时时保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低调，隔三差五上奏朝廷要求派个主帅来，自己做副手，攻下南京后更是立刻裁撤20万湘军，这是藏。
没有年轻时候的露，曾国藩不能做成一番大事业。没有晚年的藏，曾国藩保不住自己的小命。藏和露之间时机选择需要高度的智慧，难怪青年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然而这种选择仍然“未免乎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何时表现为材，何时表现为不材，这是行为的灵活性。在一般人那里，行为的灵活性与趋利避害的功利计较之心有关。
一旦有了功利计较的刻意追求，必然会陷入“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的悲凉境地。所以“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并非最好的处世之道。如果要避免患难，最好的办法要是在心灵境界上与道合一，“乘道德而浮游”， “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的意思是让生命置身于自由王国，以自然为旨归，随时变化，如龙蛇显藏，不专主一端，与万物相和谐，茫然无心而漫游于万物的初始，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