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作者经历了同样的事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萨特说：“读者位于完全无知与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作者们同样也有历史性。所以，作家能够借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作者与读者共有的整个世界，利用读者知道的事情把他还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向读者揭示这个世界中的异化、处境、历史、从而改变它或保存它。
因此萨特认为：“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萨特主张用人的处境来解释作品，把写作看成对人类整体处境的自由超越。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书中以美国黑人作家查理·赖特（代表作《土生子》）为例说明这一观点。这位作家的种族和出身决定了他只能描写黑人或从黑人眼里看出来的白人。他的每部书都表明了黑色人种在美国社会内部的异化。
他的读者群也不是普通的人：他不能为不识字的黑人和南方种植园主写作，而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先入之见也不会打开他写的书，他只能为北方有文化教养的黑人和心地善良的美国白人写作。而且在这个实际上的读者群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裂缝。对于赖特来说，黑人读者代表主体性，他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童年，相同的困难，相同的情绪，他不必细说他们心里就明白了。
他在努力弄清自身处境的同时也使他们弄清了他们的处境，并从眼前的直接事实上升到对自我状况的反思；白人读者则不同，他们既没有那些相同的经历和心理，赖特也不完全了解他们，所以他在白纸上写下的黑字对干两类读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整个作家群体来说也是这样。作家在社会中的状况是只消费而不生产，在这种意义上作家是无用的。
因为：“有用的定义是在一个业已建成的社会的框架内，相对于各种制度，价值和业已规定的目标而确立的。”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已从物质烦恼中解脱出来并渴望对自身进行反思，因此需要艺术家向他们展示自身的形象，他们给艺术家颁发年金以养活艺术家。但是，揭示就是改变，艺术家的揭示活动引起对既定价值和制度的争议，他们向社会展示它的形象从而使社会承担这一形象，这就与养活他们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弛。
作家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他的真正读者与潜在读者之间的对抗。当作家的潜在的读者不存在时，作家处于特权阶级内部，文学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作家只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内部向自由发出召唤。例如中世纪的欧洲，阅读和写作是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技巧，它们只是保存和传递基督教思想的手段。萨特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如果没有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而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被异化的。
他说：“行动中的文学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才能与自身的本质完全等同。”在这种社会里，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读者与题材都是一致的，文学的观念得到“最完整最纯粹的体现。”不过这种社会在萨特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且，萨特在这部论述文艺问题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他的政治观点。事实上，政治生活在萨特的一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萨特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政治态度是融为一体的。
他提出“介入”文学的观念，并以他几十年不懈的写作和持续的政治介入实践着他的这一信念。萨特认为，艺术作品不停留在单纯对现实世界的陈述上，艺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艺术就是在以超越现实为目的运动中去把握世界、超越世界。作者在想象中不断地否定世界，超越世界，变革世界，在此过程中同时把握世界。这就是说，世界只对那些立志变革和设计世界的艺术家才暴露出自己的秘密。
因此，作家为了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活动。作品的深度、浓度取决于作者变革这个世界的行动，同时也要求欣赏者积极参预。总而言之，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提出了不少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比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更为重要，它启迪着读者的思路，给文艺开辟出一片自由想象和积极创造的广阔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