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甚至向上追溯到2000多年前，中华帝国都是响当当的全球排名前几的强国，是和罗马帝国（大秦）、阿拉伯帝国（大食）平起平坐的。数千年来，无数文明古国已经烟消云散，而中华文明如今依旧光辉灿烂充满生命力，这是谁的功劳？儒家思想的功劳！那些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怎么解释这种情况？一个害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和制度，竟然让中国稳坐地球强国前列2000多年？他们说这话，你们也信？很多人一听到儒学就“三纲五常”，就裹小脚，就《弟子规》，就男尊女卑，仿佛除了这些，儒学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除了糟粕还是糟粕，是这样吗？当然不对。
我在其他的问答中介绍了一些儒学的内容，在这里不再重复，只想谈一下孔子时代的早期儒学思想那种敢与强权对抗的大无畏精神。别认为儒学只是统治工具，不是的，儒学思想对每个人提出了一种极高的修养要求，很多人倾其一生是达不到儒学所要求的高度的。达到的，基本都名留青史了；超过的，都成了圣人。下面就谈谈早期儒学倡导的“忠道”思想，与我们所理解的“忠道”、愚忠有很大差别——“忠道”的理念，起源于早期儒学，是由孔子提出，再由其弟子门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儒学的核心思想被西汉董仲舒异化改变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求之前，“忠、恕、信、诚”是儒家力行倡导的观点。所谓忠，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忠君之道，二是人与人之间也需要忠信所维系。对于士大夫而言，忠君是首要的，忠君与忠于国家和社稷也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儒学“忠道”思想，和后世倡导的对皇帝愚忠是不同的。前者其实对君臣之间都有约束，主张君臣之间要互辅、互通、互爱、互敬、互信。
君主首先做到礼下，大臣才能尽忠。也就是说，大臣信奉的忠道思想，不是忠于皇帝一个人，而是忠于天下百姓。战国大儒荀子就曾经说过：“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说明，所谓忠道，忠的是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具体的人。如果皇帝做得不对，就没必要听你的。如果亲人做得不对，哪怕是亲生父亲，也不能盲从。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儒家的忠道思想，带有原始的民主色彩，而不是一味地盲从和愚忠。
儒家认为，执行忠道思想，自己首先要做到“勤于政事，没有野心，不恣意越权，也不居功自傲，提出有益政见，匡正君主过失。不谄媚取宠，也不谋私利。为国访贤，不结朋党。”那么，如果臣子做到了这些，君主昏聩不值得辅佐怎么办？孔子提出了建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那意思是说，我们只辅佐有道之君，绝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不恤是非，不论曲直，偷合苟容。
”宁可不要富贵，也不能拍昏君马屁。当君主暴虐无道危及到了国家存亡的时候，真正的社稷之臣必须“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期将国家的祸患消弭于无形。对于特别昏聩无道之君，比如夏桀、商纣之流，就要发起革命，将其废黜甚至诛杀。从上可知，儒家早期倡导的忠道思想，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将君臣关系放在了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而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则是更进了一步，将百姓的利益看得比君主还高。这种思想当然不利于君王驾驭天下，此后才有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融合，创立了“天人感应”学说，彻底将世俗的君王神化，捧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随着皇权加重，臣子和皇帝不可能再处于平等地位，臣子的忠道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孔子提出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平和的。
作为臣子，如果遇见的是昏君，我不辅佐你便是，不会违背良心助纣为虐。但是当皇权强大到能够随意取大臣的性命的时候，如果大臣想隐，而皇帝不让隐，那就只能乖乖听命了。即使在这种对臣子不利的条件下，大臣们仍然可以为国尽忠。因此，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况则把忠道思想更推进了一步，他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
”作为臣子，如果既能听命、也能有利于君主，那再好不过了；而只听话却不利于君主，那就是谗佞之臣；那么真正的忠臣呢？应当是在违背君王命令的情况下，做有利于君主的事情；如果既不听命，做的事情也不利于君主，那就是彻头彻尾的篡逆之臣了。（历朝历代不乏有骨气的儒家弟子，方孝孺算一个，因反对明成祖朱棣篡位，被诛十族。
）而《礼记》说的则更极端，对臣子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这就要求臣子为了力谏皇帝做正确的事情，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在乎。怎么样？看到这里，谁还说儒家思想毒害了中国几千年？任何思想都有落后的部分，也有先进和闪光的部分，我们要做的是继承优秀文化，摈弃落后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