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三杰论”表面上看，是刘邦一时兴起的感慨之言，似在炫耀自己驾驭臣下的能力，但如果放在庙堂政治的语境下看，这段话绝不是刘邦的随口之言，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吐出的定调之言。
先看三杰论的比例，前两杰是文臣，后一杰是武将，文武比例二比一；再看三杰论的次序，搞谋略的第一，干实务的第二，带兵打仗的第三。这个比例、这个次序，其实是向文武百官传递了一个基调信号：大汉开国后，政治高于军事，文臣重于武将。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刘邦虽然历来讨厌儒生，但治国是政治问题，天下要靠文臣治理，这样的理念他是认同并且推崇的；此外，扬文抑武，可以提高战功的封赏标准，这样帝国的蛋糕才好少切出去一些，因为有战功的武将实在太多了，而这样的文臣却是屈指可数的。
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一个政治手法，用少数做筛子，将多数过滤掉。然而，当时的刘邦并没有绝对的帝王权威，所以他这“三杰论”并没有将蠢蠢欲动，一心要封赏的众武将压制下去。对这个问题，刘邦想拖，但也拖不了多久。很快，廷议谁的功劳最大被推到了台前。这时候，功劳是一个政治含义很浓的字眼，它是一个多方综合、多向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廷议这个问题时，刘邦对先前的“三杰论”做出了微调。
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故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居文臣武将之首。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那时候君臣礼仪还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武将甚至直接进殿与刘邦争辩说，他们这些人披荆执锐，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劳，反不如一个只会舞文弄墨，并无尺寸之功的萧何，是何道理？这时候，刘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发表了一个很著名很直白的“人狗论”——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刘邦的意思是说，用打猎做个比喻，你们这些武将只能算“功狗”，只有萧何才是“功人”，况且萧何举宗数十人追随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负义。封赏还没得到，反倒连人都不是，成“功狗”了，武将们不仅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
于是，在正式排定列侯位次上，武将们抢先推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应列第一，并且刘邦很难反对的人选：平阳侯曹参。武将们的理由是，曹参身上有七十多处伤疤，战功无能可比（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等等），所以必须排第一。刘邦很难反对，原因很简单，曹参和萧何都是刘邦同乡，都是沛县功勋集团的核心人物，并且相互的关系都很好。
果然，面对武将们推出的这个人选，刘邦一时不好表态了，但作为一代开国雄主，刘邦有的是办法。就在刘邦沉默难言时，一个叫鄂千秋的人，心领神会地站出来说了一番刘邦想说却又不便说的话。鄂千秋说，列为大臣说得都不对。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虽多，但那都是一时之功，难与酂侯萧何相比。当初皇上与项羽相争，前后共历五载，丧师失众，屡次败北，生死攸关之时，幸有萧丞相镇守关中，不待皇上诏令，便能随时遣兵补缺，输粮济困，我汉军这才得以复振，我汉王这才得以夺取天下，这是万世之功也！诸公怎能以一时之功贬抑万世之功！臣意以为，少一百个曹参无虞，失一萧何汉必无成。
故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根本之论，高屋建瓴！萧何第一，故有刘邦的帝王之谋，却也毫无毛病。萧何第一，几乎成了后世功臣排座次的范本。难能可贵的是后来，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望，问萧何，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说，知臣莫如主。惠帝说，曹参如何？萧何顿首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于是乎，这才有了千古佳话“萧规曹随”。
为什么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后人每年拜祖是到湖北的襄阳，而不是河南的南阳呢？有何依据？
河南方主要依据诸葛亮写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认定南阳可笑至极，无知至极(早详细论述过，可查询到的)。 国家于1996.5.28早定论(网上有)并由中央广播台公布(我亲耳听到的，自此关注此事)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了(古南阳郡邓县隆中，襄阳城西20里处)。南阳失利方黔驴技穷近20余年都不服、胡闹—— 胡说什么古、今造假(改史)之类、贿赂之类，这样说的可信依据呢？ 这些倒很让人唏嘘、鄙视！河南人尤其是南阳人服不服以上定论也得服的。
诸葛亮后代(浙江、广西据说都有分布)最近于2018年9月9日去(此前也多次去过)襄阳隆中纪拜祖先，但绝不去南阳卧龙岗伪躬耕地也是有力的证明，诸葛的后代人(主要在以上2省部分地方)比河南人尤其是南阳人傻吗？ 我可不是豫、鄂人，也不是那方水军、枪手，我只宣传事实(包括详细论述)达到平息争论。。个人估计河南省外的人大都认可这20多年前的定论的，要河南人也认可还要几十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