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的艰难和坎坷的创业史就不在此一一回顾了。总之，为了这个基业，创始人曹操是搭上了长子的性命，自己也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不过，这个政权的地基并不稳固，不稳定因素和事件迭出。这里不妨以一代目曹操和二代目曹丕权力交接的前后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来探究竟。《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所载：“（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氏等叛。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曹操在临终前的219年这一年里，外部西线战场和南线战场的失利且先不谈。内附的少数民族、守城将领、身边工作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都在反叛和造反。
他的核心统治区几乎如草木皆兵。换了曹丕就轻松了吗？同样不轻松，臧霸就割据青、徐州二州，从曹操开始就只能羁縻之。到了曹叡，叛乱仍然不少，他临终前辽东的公孙康就彻底反叛了。司马氏掌权了，马上就有“淮南三叛”。（曹操，一生都与忧患和战乱相伴。这是他所处的背景甚至微观小环境。《三国演义》读者甚众，可是不觉得里面的曹操有些离史实过远了吗？）曹魏政权的内部稳定性，始终是个大问题。
不妨回想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天下有变”，确实有其预见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不战屈敌虏”，消弭忧患：曹魏政权的路线转换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论述的，曹丕接班后，在政治路线上与曹操相比来了180度大转弯。在治理理念、意识形态、人事路线和社会风尚等各个层面，都采取了与其父完全不同的路线和政策，概括地说，曹丕在魏国建立后，进行了政治路线的转换。
而其子明帝曹叡基本继承和延续了他的政治路线。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言以蔽之，缓和内部矛盾，消弭忧患，缓解和消除其父与豪族的紧张对立关系。而这样做，是需要稳定的环境来支撑的，因此，基本采取守势。具体表现就是以合肥、襄阳和祁山三大战略据点以支撑，抗拒吴蜀。三国对峙近60年中，此三点为必守的支点，同时即便进军也未远离此三点。
（曹魏三祖。其实他们在具体的施政路线上有很大的转向，体现在曹丕对曹操政治路线的矫枉过正上。）也许以曹丕在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八月，率军征讨孙权时所作的《至广陵于马上作》五言诗，可以明确曹丕乃至曹叡的军事路线。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翦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殖，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此诗中的“不战屈敌虏”、“充国务耕殖”和“量宜运权略”等，无不体现了曹丕的执政理念和军事路线。超越时代，突破局限：剧中人谈何容易？三国，从近处看，是东汉和西晋两个大一统王朝的中间阶段；从远处看，是两汉至隋唐之间的漫长过渡阶段的一个小阶段。
即便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我们也能看到西晋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豪族占据统治地位都是东汉的延续，所以，三国只是过渡。隋唐与两汉的明显不同，首先在于士族（即两汉豪族的延续）的衰微和寒门的崛起；其次在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不再“独尊”、未立正统。这中间有三国的六十年对峙、有西晋的暂短的统一、有五胡十六国一百多年的纷争、有南北朝一百六十多年的更迭交替。
所以，三国只是过渡。（三国乃至南北朝的过渡性质，在唐长孺老先生的著述中格外清晰和明确。）那过渡的到底是什么呢？由上，一是豪族的衰微与寒门的崛起，二是意识形态的开放性。由此可见，历史是在演变，但未必都是进步和发展，比如西晋政权。千百年后回顾三国，我们可以确定说有一位英雄，他曾经来过。他就是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曹孟德。
（曹操，具有革命家的气质。也许，他是向豪强大族开火的第一人！早于宇文泰，早于杨坚，早于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也早于武则天。）同时，也有一位优秀的政（jing）治(li)家(ren)，他曾经来过。他就是既有远大雄心和长远视角，也很务实和实干的蜀相：诸葛亮诸葛孔明。（一个“隆中对”，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务实，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