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他们把处治商鞅的方针概括为：“商鞅之人不可不除，商鞅之法不可不行”、“以商鞅之法除商鞅之人”。见到秦王后商鞅大谈“帝道”，秦王因为求贤若渴，虽然对商鞅所谈的话题不感兴趣，却也是客气的送走了商鞅。因为赢渠梁认可商鞅的“霸道”，也充分相信商鞅能够通过“霸道”改革，能使秦国迅速崛起，便排除万难坚定支持商鞅变法。
商鞅使秦国强大，为何自己却悲剧收场？
公元前361年，上天赐予了秦国一次伟大的机会，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而为之崛起，使之伟大的人却是一位历史悲剧人物一一商鞅。商鞅其悲，悲在他死在自己用热血铸就，使之国富兵强秦国的指令下。悲在向他发射死亡之箭的人，是在他变法中受益的百姓，翻身的奴隶。悲在他死于他自己亲手制定的新法之下。政敌们打着护新法的大旗，以新法的叛逆罪判他车裂灭门；百姓奴隶们则根据新法的奖赏，在争先恐后追杀他时，想到的不是商鞅恩德，而是将商鞅的首级看成爵位、田产等重赏。
高山流水，赢渠梁与商鞅公元前361年，秦国赢渠梁即位。这位年仅21岁的新秦王，放眼黄河、崤山以东辽阔的地平线，他怎么能甘心秦国永远蜗居西隅，被山东六国鄙视。他仰慕300年前先祖秦穆公的春秋霸业，渴望实现父亲秦献公的东征计划。他要把秦国重新带上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他，向全国发出了时代强音：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寡人封他高官，给他土地，与他共享秦国。
此时，正寄居魏国寻找机会实现自己抱负的商鞅，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了赢渠梁的号令。为实现梦想，商鞅欣然启程奔向秦国。到秦国后，在秦王宠臣景监的大力推荐下，商鞅见到了赢渠梁。然，商鞅并没有珍惜这次难得与秦王见面的机会。见到秦王后商鞅大谈“帝道”，秦王因为求贤若渴，虽然对商鞅所谈的话题不感兴趣，却也还是客气的送走了商鞅。
商鞅不甘心第一次见面的失败，又找景监为他寻了个第二次见面的机会。这次商鞅仍然是没有珍惜机会，和秦王大谈“王道”。孝公实在是听得难受，又一次客客气气地送去商鞅。第三次，商鞅一改前两次见面的风格，上来就和秦王谈“霸道”。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资治通鉴》直听得秦王眼睛发亮，赢渠梁所要的就是能使秦国快速崛起的奇计，而“霸道”又正好符合快速崛起的愿望。
此时，商鞅的心也亮了。他知道他遇到了知音，他的理想和抱负终于找到了得以实施的机会。于是，这对君臣不分白天黑夜，开始筹划秦国的变法改革。变法的过程艰难一、陋习难改要改变千百年形成的民俗习惯，那哪怕是众所周知的陋习，改变它也不是一件说改就能改的事。所以商鞅变法并非象电视剧里所说的那样说变法就变法。商鞅为变法改革先是筹划了5、6年，才开始行动的。
由此可见，改革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它需要谨慎了再谨慎。二、与老世族代表甘龙争辩变法之事首先就遭遇到老世族们的反对，老世族士大夫甘龙说：缘法而治，官吏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甘龙的政治信仰是：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史记》意思是说，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商鞅则认为聪明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因循而动；贤德人因时更礼，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一对水火不容的政敌，就这样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相遇。三、立信卫鞅虽然是卫国公族公孙后裔，但到了秦国却依然是白衣布丁。他若想在秦国变法，谁会听他的呢？他以什么来建立“信誉”呢？对于商鞅的变法，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评价：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
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卫，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也无法维持国家。因为赢渠梁认可商鞅的“霸道”，也充分相信商鞅能够通过“霸道”改革，能使秦国迅速崛起，便排除万难坚定支持商鞅变法。商鞅也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国家的成功，在努力地奉献自己。为了得到变法的“信誉”，商鞅的第一招就是徙木立信，使得秦国上上下下取得了一致的价值认同。
四、法之“霸道”因为得到了秦王的全力支持，商鞅变法讲究的又是霸道。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商鞅的霸道尤为显得过于刻薄。果然变法才一年，就引起秦国百姓纷纷控诉新法。恰逢此时太子又凑热闹跟着犯法了，商鞅毫不留情地将两位太子傅刑罚，声言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下”。秦法还将人民严格编制，互相监督，犯法连坐，强化并实行了中央集权。
